抗战期间，在海口的工厂为抗战的胜利加足马力生产，不少“海口制造”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抗战的前方和大后方，为抗战的胜利贡献了力量，也使海口威名远扬。

海口的兵工厂制造了中国第一代军用光学仪器　抗战前，中国的军用光学仪器工业还是空白。1930年至1932年，国民政府先后从德国蔡司等工厂购进了价值250多万元的军用光学器材。其中，数量最大的是总数超过万架的6×30军用望远镜。由于国内一无工厂、二无专业人员，引进的光学器材必须送回德国维修保养。抗战爆发后，日本早在甲午战争时侵华士兵就配备的双筒望远镜，在中国军队中连基层指挥员都配备不了，军队对望远镜的需求量大增。按第二十二兵工厂厂长周自新的指示，当时在柏林工业大学留学的龚祖同和国内派去的工程师金广路，参照德国产品，由龚祖同计算，金广路制图设计了6×30军用双筒望远镜，他们还对德国莱茨、瑞士威特等厂进行了考察，并购进了国内不能制造的主要零部件如望远镜的壳身等。1939年1月，龚祖同、金广路分别负责光学方面和金工方面，正式试制望远镜。同年4月22日，第一架国产军用6×30双筒望远镜在昆试制成功。五六两月，该厂进行小批量生产。七八月份，成立大量生产委员会。到1940年，该厂共生产望远镜2000架。兵工署1941年组织检视所属单位，总评认为第二十二兵工厂为：“国内唯一军用光学器材制造厂，设备新颖，性能优良，管理合宜，员工工作努力，主要设备均设于山洞中。”并给厂长周自新记大功。该厂作为中国第一个光学仪器厂，也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光学仪器厂。至1943年初仿制成功奥国美特克式和法国勃朗特式迫击炮瞄准镜，TM280公分倒影测远镜（即“中正式”测远镜）；研制成功炮兵用象限仪等。这些产品相继问世，结束了少数欧美国家垄断光学仪器制造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军用光学工业的新纪元。抗战期间，五十三兵工厂光学厂先后生产出军用指南针、炮用象限仪、立体镜、望远镜、测远镜及迫击炮和战防炮瞄准镜等13种产品供军队使用。

海口的兵工厂制造了捷式轻机枪等一大批武器　抗战全面爆发后，德国退出援华舞台，法国、苏联也因战争不可能再为中国提供援助。1940年起，中国只能依靠自己薄弱的工业基础和以往剩余的援华军事物资来与日军相持，其艰难程度较抗战爆发初期尤甚。虽然抗战爆发时中日两国的单兵作战素养相差并不大，但在装备上日军占有绝对的优势。日军的基层步兵中队（对应中国军队的连），理论上均配有9挺轻机枪和9门重型掷弹筒，每个大队还有一个装备8挺重机枪的机关枪中队。而中国军队除个别德式整理师能达到每营6挺重机枪、每连9挺轻机枪外，大部分军队一个营也许就只有一二挺重机枪和几挺轻机枪。因而，在战场上，日军总以压倒性优势的技术兵器，以少打多，并总能占据优势。而这时在海口的兵工厂，是当时全国设备新、规模大、生产能力较强的兵工厂。第五十一、五十三兵工厂应用先进的机器设备，采用大生产方式，进行较大批量的生产，为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2年，合并而成的第五十三兵工厂有员工901人。此后几年，该厂年均生产捷克式轻机枪3700挺，最高生产5000挺。1944年，该厂完成了麦德森轻重两用机关枪的试制，小批量生产了12挺。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该厂有员工约2400多人。当时国内有报纸称赞该厂是“抗战中成长的国防工业，是制敌于死命的军火源泉。”中国战后复兴会议所聘美籍顾问曲朗到厂参观后说：“五十三厂如果搬到华盛顿或纽约去，也算得是个工厂。”

海口的兵工厂为滇西和滇南驻军修理了一大批枪械　1942年年底，兵工署在昆明成立驻滇械弹修配委员会，周自新任主任委员，后由陈修和（陈毅堂兄）接任。1944年，周自新参加“中美修械会议”，参与讨论中美合作修械办法。其后，根据会议决定，第五十三兵工厂先后组织成立昆明修械所及6个游动修理队。游动修理队担负随军修理任务，先后到滇西、滇南为驻军修理枪械。周自新还先后与游动修理队美方联络主任马斯德赴芒市、龙陵等滇西前线视察游动修理业务，与兵工署驻昆明办事处处长陈修和、美军指挥官雷柏到蒙自、建水等地视察军械修理业务，还与远征军卫立煌接洽，经卫同意将日军遗弃在滇西的军用器材运昆明交工厂处理。海口兵工厂成立的修械所、游动修理队为滇西、滇南驻军修理过多少枪械，我们已难以统计，但其服务过的军队，参加了滇西的保卫战和反攻战、滇南的防卫战。其中，这些军队1944年参加的松山战役、腾冲战役，都是中国抗战的著名战例。

海口的石龙坝电厂所发的电有效地保障“抗战堡垒”昆明的供电　抗战期间，石龙坝电厂生产的电由民用电转为军工生产和防空，以及大批迁昆的机关、学校、工厂用电，电力需求量骤增。为适应需要，电厂不断改扩建。1938年，第五次扩建全部竣工时，电厂的一二车间装机总容量为2440千瓦，但仍满足不了用电的需求。1943年，电厂进行第六次扩建，因战时无法引进设备，只好修旧用废，将原从一车间拆下的两台240千瓦机组修复后在新建的第三车间使用，全厂三个车间的装机总容量达2920千瓦。(www.daowen.com)

海口的云南水泥厂生产的水泥在滇缅公路修筑和昆明机场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前，云南没有水泥工业，所需水泥只有完全依靠外货供应，如进口安南（今越南）所产红龙牌水泥等。抗战爆发后，国际通道大部被日军封锁，外货断绝。1940年底云南水泥厂建成投产时，设计年生产能力为6000吨。该厂用英国标准生产的“龙门牌”水泥，是质量优良的紧俏产品，只有少量供应市场，多数为官用，除外援出口外，主要供给修建滇缅公路和铁路，修建昆明机场跑道、呈贡飞机场，昆明市内供给五华山光复楼、南屏街、护国门和胜利堂等工程。1941年，日军封锁了滇缅、滇越国际通道，公司经理王涛设计制造了钢筋混凝土外壳立窑，具有造价低、投产快、不受运输条件限制等优点。1942年，增加主磨机2台、立窑1台，改进技术，年产量达1.2万吨。1944年，年产量达熟料25948桶，水泥31498桶。云南水泥厂抗战期间生产的水泥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售价常常不是以金钱来计，而通常是以黄金及大米来计。1940—1949年，该厂共生产水泥36416.88吨。

海口的云丰造纸厂生产的纸张有效地缓解了昆明的纸荒　抗战时期的昆明，除机关、学校、工厂等需要大量用纸外，昆明的报馆由抗战前的2家迅速增至10家，昆明创办的刊物猛增等也需要大量用纸，致使纸及纸制品都昂贵得吓人，不要说一般平民百姓，就连西南联大的教授，也到了用不起纸的地步。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授的冯至，于《昆明往事》一文中这样记载：“在昆明的前两年，还买得到商务印书馆的标明年月日的《袖珍日记》。我一年作两年用，一年用钢笔写，一年用铅笔写，以示区别。这样，两本袖珍日记记了四年的事。后来，日记本上不能再记第三年的事，到1943年冬季，日记也就中断了。”冯至在昆时，正值30多岁壮年，而且家庭负担也相对较轻。像他这样的教授都用不起纸，可见当时昆明的纸有多稀奇。而云丰造纸厂1941年建成，当年年产纸即达239.4吨，有效地缓和了昆明缺纸的程度，也支持了昆明的新闻出版等业。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海口工业区已逐步发展成为昆明这个工业中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发展成为了战时重要的工业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