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滇缅公路全面动工兴建。滇缅公路昆明至下关的东段已基本可以通车，只设安宁、禄丰两个工程处进行改善工程。下关至畹町的西段长548公里，为新修路段，路程较东段长137公里，工程较东段艰巨。公路翻越横断山系纵谷区的云岭、怒山、高黎贡山等山脉，跨越漾濞江、胜备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江河。省政府在保山成立滇缅公路总工程处，由全省公路总局技监（总工程师）段纬主持工作，下设关漾、漾云、云保、保龙、龙潞、潞畹6个工程分处，负责管理和施工技术。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派赵履祺科长、徐以枋、郭增望等工程师来协助设计和修建跨越澜沧江的功果桥和跨越怒江的惠通桥。省公路总局代理督办禄国藩、会办杨文清等亦常赴滇西督导。

工程在西段全线展开，每天施工民工达14万多人。他们来自滇西凤仪、大理、蒙化（巍山）、漾濞、顺宁、昌宁、永平、云龙、腾冲、镇康、潞西、梁河、陇川、保山、龙陵、莲山、瑞丽等17个县（设治局），当中有汉、彝、白、傣、苗、傈僳、景颇、阿昌、崩龙、回等10个民族。加上东段改善工程的6万民工，滇缅公路全线每天出工人数最高时超过20万人。

军情紧急，蒋介石限期滇缅公路工期1年，龙云则要求新辟土路4个月必须完成。劈山填壑，跨越天堑，工程极为浩大，4个月能否完成？何以保证？

龙陵县文史资料记载，当时县长王锡光收到省政府的修路紧急文书：一封鸡毛信和一个木匣子。信封上贴的是两根鸡毛，表示情况十万火急。木匣子里装着一副手铐。信的内容说：逾期完不成修路任务，按贻误军情论处，县长自戴手铐赴省听候处分。应该说，滇缅公路西段有关各县（局）不可能只是一个龙陵县长收到这样的特殊文书。

龙云严令限期完成西段工程，县（局）长均亲督现场，一切其他政务，皆暂缓办。龙陵县所辖潞江区工程缓慢，县长王锡光亲临该区拿出省府紧急命令和手铐给任区长的土司线光天看，并严肃地说：“我是流官，你是世袭土司，潞江拉了后腿，昆明我是不去了，只好拉着你跳怒江了”。线光天听后心急如焚，寝食不安，竭力组织施工，不敢怠慢。一次，王县长掏出手枪，令一个顽劣疏忽的区长跪地伏法，因随行人员拉住，该区长才免一死。(www.daowen.com)

然而，修路之初，工程效率极低。工作人员大部分暮气沉沉，起床很迟，下午4时下班即赌博玩乐，很少有人上工地，有的工段主任还吸食鸦片，这些都严重影响赶工。督办禄国藩和会办杨文清非常着急，力图整顿。工程师徐以枋等提出一系列建议，比如延长工时，工段负责人及施工人员要上路工作等。禄、杨据此制订出赶工办法，严格要求全体筑路人员遵照执行。办法一经公布，各级人员不敢稍怠，很快行动起来。当时在公路总局，上自督办，下至工段主任都佩有手枪，下级稍有逆犯长官，甚至会有性命危险。事实表明，当时这种强制性命令保证了工程的进度。

至于广大民工，主要是靠抗战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支撑着他们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来从事艰苦卓绝的劳动，默默作出牺牲和奉献。开始时很多人并不知道工程的意义，“经迭次宣传开导，人民交相劝勉，为谋地方建设，忍痛暂时，征工遂逐顺利。”龙陵县长王锡光还作长歌一首——《滇缅公路歌》，教民工一面工作，一面歌唱，以解辛苦。既唱国家兴亡、民族大义，也唱自己的职责和艰辛。其中唱道：“违误通车干军法，县官焦急一目盲。力竭声嘶呼民众，辛苦坚韧莫彷徨。”“东洋倭祸已深入，封我港口占我疆”。“努力打开生命路，出海通达印度洋。国际同情齐援我，军火运输畅通航。最后胜利确把握，驱逐强盗国土复，还我山河武穆志，坚定信念兴民族”。

省政府在工程中推行各县分段负责制和农民“义务工作制”。除测量和特别工程以及跨径在1.5米以上的桥梁涵洞由政府负责，其余工程全由地方负责。农民不但没有工资，没有劳保、医疗条件，还必须自带粮食、衣帽、锄头等工具；没有住房，自己在山上砍树割草，搭盖窝棚。不少人家里没有米，向亲友借贷，有的为此负债于几年都不能偿还。许多民工离家遥远，粮食接济不上，只好采摘山茅野菜裹腹，忍饥挨饿，有的甚至乞食。施工沿线许多地区疟疾流行，恶性发作几小时即可夺命。然而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战，日夜赶工，不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尤其是一次又一次地与雨季洪水进行搏斗，用自己的血肉铺筑着这条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