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骞　沙孺子

1938年9月28日，日机9架九六式重轰炸机，早7时许飞机由广西北海附近海上的涠洲岛机场起飞，目标直指昆明。当飞临陆良上空时，昆明拉响了空袭警报。

上午九时左右，日本飞机大摇大摆地进入昆明的上空，对几乎是无设防的城市进行肆意轰炸。轰炸主要集中在城内的大小西门、凤翥街、潘家湾一带。西南联大的冯文潜教授在《联大八年》记载：……十时半解严，同秩、昌外出，路遇佛槎谓昆华被炸，同昌至金城，知昆华电话不通，即趋崇仁，始悉有伤。……急问同人安否，谓潜源已死去，哀哉。……院内生徒死二人，伤三人，此尚有六人被难。院前街市死伤亦有数十人多之。据当时参与赈济救灾工作的市民政局科员孔庆荣先生回忆：“炸弹落地爆炸，硝烟弥漫，破皮横飞，死者尸横遍野，幸存者呼天号地，惨叫之声不息；最惨者为一年轻妇人领一岁多的小孩，妇女的头被炸掉，尸体倒下，血流不止，而孩子被震死于娘的身旁。”市民政局二等科员王协中曾经前往现场查看登记，仅在“潘家湾共死伤40余人……除此，其他被破头断足、血肉狼藉。苗圃及凤翥街，死亡计94人，现场血腥，令人心痛。”在“城墙边的树枝上挂着被炸死者的四肢内脏。”这次轰炸使得昆明成了人间地狱，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20人被炸死，80多人被炸伤，炸毁房屋近200间。此后，昆明的上空多次响起了防空的警报，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吓倒云南的广大军民，反而坚定了全市各族民众的抗战决心。

1938年9月28日，是昆明人难以忘怀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然而，在许多回忆文章中，只提到这是日机对昆明市第一次造成惨重伤亡的暴行，因此，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一天也是我国空军反抗敌人入侵的战士们的舞台，驻昆明的巫家坝的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的师生，在昆明滇池上空第一次上演了绝地反击的战斗，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其意义不可低估。

早在1937年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设在杭州笕桥机场的“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就搬迁到大后方的昆明巫家坝机场继续教学和训练。当日机飞临昆明上空时，正有航校的师生进行飞行训练，“秋高气爽，晴空万里，是飞行训练最好的时候。”这时，高级飞行驱逐组长陈友维率领正在第8期的学员黎宗彦正在滇池上空作战斗练习，并且已经准备返回地面。当敌机飞临昆明上空准备轰炸时，防空警报响彻机场上空，随即在停机线的前面铺上了红色的“T”字布，这表示了敌机已经进入了警戒圈。这时在天空中的陈友维和黎宗彦师生二人看到了地面信号布后立即准备进行战斗。本来在一般情况下教练是不装航弹的，但在当时形势下，为了预防敌机随时可能的来袭，故即使是一般的学习时各机一般都是实弹。这样他们二人就立即转向上升高度，迎击来犯之敌。同时，地面上的驱逐机甚至教练机迅速起飞，迎战日军飞机空袭，展开了昆明第一场空战。

这次空战的具体过程则是由参战飞行员黎宗彦亲自撰写的纪实作品，可以领略一二。今天的我们读起来依然可以感觉到当时的激战，仿佛自己在空中亲眼目睹了战况。他记述到：

“九二八”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天，太阳出得很早，蔚蓝色的天空，高悬着片片的云朵，这是飞行的理想天气。……

七时四十分，我驾着一架霍克式驱逐机，出去练习空中科目。动作做完后，发现机场摆出红字布，停止在地面的驱逐、轰炸、教练机，纷纷起飞，很明显地告诉我：警报来了。我便开大马力，收起落架，机枪上膛，用高改正器，以最迅速的速度，一口气攀升到一万尺以上。……

一架机种相同的友机，从我的旁边掠过，我急转回来，开大马力追上去，取二号机位置和他编队，友机摇着机翼示号，我即跟上成密集队形。长机的驾驶员是富有作战经验的周庭芳教官，我们彼此点头示意后，我仍退回战斗队形飞行位置。不久，又一同机种的机友，追上来跟周教官的飞机，周教官也忙着回头招呼，彼此示意后，即成一个三机战斗队形，由周教官率领，来回于昆明市、机场空域索敌。

当我们末一次向西北方向转弯时，我即在前方发现敌机，正欲赶上报告长机，而长机亦于此时摇翅膀作发现敌机记号。敌机的高度与我们相等，我们开大马力，迅速升高，以便占得高度的优势。

敌机是双发动机的九六式重轰炸机九架，编成一“品”字密集队形，看上去美得很。敌机由西北方进入轰炸航线，对昆明市及机场飞来。我们三架飞机与敌机对头而飞，我巡视敌机上面并无驱逐机掩护，并发射数弹试验机枪。遭遇上了，周教官一个转弯追逐下去，我亦以急转回头向敌机追去，油门开满，双手把握机枪，对敌二分队长机细心瞄准。我的计划是准备追进二百米始行开枪的，可是在四百米左右的地方，忽听到螺旋桨“砰”的一声响，我知道敌机已经先我而射击了，便搬动大枪向敌机发射。初试数弹依发光弹之指示，弹流稍低，即放弃瞄器，以发光弹修正偏差，弹流直向敌机穿射。敌二分队长机知我对彼攻击，降低下去，由五、六僚机高起掩护，我亦改变目标，大小枪同时使用，向敌五、六僚机扫射。此时攻击角度已渐由三十度小至0度，距离亦由四百米近到百米，我稍感己机似已陷入敌机乱流里，但知正后方系敌机死角，仍不顾一切转移火力向敌机全部扫射，敌机亦集九机火力，利用位置高低变换，相互掩护。至距离约五十米时，子弹射完了，在乱流里飞机颠簸甚难操纵，我将机头一推，冲到敌机底下，恐受敌机腹下枪射击，随以半滚离脱。改正后，见敌第五架与第九架同时冒烟，但未落下，我尾随敌机而飞，此移时炸弹从敌机投下轰炸东南郊约七八秒钟，弹着地面爆炸时，我心火甚炽，恨不得将敌机全部一口吞进肚里。(www.daowen.com)

我在远处目送敌机远去，心恨子弹装得太少，此时起一心念：快落地装子弹再追！即速降高度，减闭高空改正器，在机场低飞一周，放起落架着陆，赶忙滑回停机线。机械士说：油已不多，不能再追。而友机五六架已在机场上空准备落地，我要再追的心念便消沉了。

开车后检查飞机，仅中弹四发，两发击中螺旋桨，一发中右上翼，一发中左下翼，其他部分，毫无损伤。据我判断，敌机至少有五架被击中弹，而负伤最重者当为第二分队。……

从这次空战的教训中，十足证明了旺盛的攻击精神，可以压制优势的敌人。后上方攻击敌多座机编队群的方式，是被人们认为违反战术原则的，可是，我冒这个危险去走这条路，也竟可达到我攻击的目的。我在未发射以前，敌机即集中火力，向我攻击，至我射击时，敌机则上下频而变换位置，究不知我所攻击者为何一分队，无疑的，敌人已被我攻击之精神屈服而呈现慌张之状态了。结果，我的飞机被敌机九架集中射击，中弹仅四发，但我对敌机攻击的成效怎样呢？不是曾予敌机以一严重的打击吗！

第二天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准备了大量的月饼、火腿、罐头等食品送到空军军官学校，慰劳祝捷，并重奖了参战将士，还特别赠送了法国皮衣服、银制餐具给黎宗彦以资奖励。

黎宗彦是广东省崖县（现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人。小名黎琼安，兄妹七个他排行老大，1917年出生在崖城水南村。1936年离开家乡考入广东燕塘军校，1937年初考入第八期中央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正是他还在该校学习期间，黎宗彦成为“抗日空战史上空校生击落敌机第一人”。1939年第十七期《中国的空军》上刊载的朱惠之撰写的《九二八昆明空战大捷记》一文，详细地描写了空战经过前后。文中说：“他（黎宗彦）是最卖力气了，他把日常学习的各种战术，一一实地的演来，把敌机当靶子打，……忠勇哉！黎宗彦，你初次出战，竟开记录，努力吧，前途未可限量，祖国需要你哩！”当年，黎宗彦在空军军官学校毕业，编入国民政府空军第四大队，任少尉飞行员。黎宗彦曾到新疆伊犁接苏联支援抗日的飞机回兰州训练。尽管苏联的驱逐机速度快、机型小，难于操纵，但黎宗彦还是很快取得了突出的飞行效果，飞驻成都双流空军基地。

1940年7月4日，日军海军航空队轰炸机分七批轰炸重庆。黎宗彦驾苏联的E—15双翼驱逐机，在空军第四大队长郑少愚的率领下，与日军敌机交战。是日，黎宗彦为了多歼敌机，留空时间过长，以致油料耗尽，在迫降时不幸遇难，年仅23岁。黎宗彦的遗体运到重庆，葬于重庆南岸黄山空军烈士公墓。

1941年2月24日颁布的《国民政府令》中，特追晋空军少尉黎宗彦为空军中尉。上世纪80年代，南京市人民政府重修位于南京紫金山北麓的航空烈士公墓，并竖立中国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纪念碑上，黎宗彦等870名中国抗日航空烈士镌刻其上。

1938年9月28日的昆明空战中，一方面是学生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学校的老师更是以自己的战绩证实中国空军军人的价值，在空战时，姚杰教官的飞机也对敌机进行了追击，追至宜良县上空将其击落；另一架编号为“泰文第96228”号也被我机击落，于上午10点坠毁于今石林县境内，其中27岁的飞行员池岛被俘，在被押往监狱的时候，沿途引来了数万的市民的围观，两年后其病死于昆明。他也是第一个在昆明上空被俘的日本侵略者。10月7日敌机残骸运到昆明，被放置在文庙内供市民参观。这次空战，除了黎宗彦击落一架敌机外，还有学校教官周庭芳、姚杰分别击落了一架敌机，而我方却未损一机，未伤一人。

（摘自《抗战西山》）

日机炸毁的三牌坊

昆明被日军轰炸的老照片（资料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