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宝璋

在昆明西山华亭寺北面约200米处，由高峣至西山公路旁右上侧的苍松翠柏间，一座高大纪念碑巍然矗立，这就是“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纪念碑的基座正面，“赤子功勋”四个大字赫然夺目，基座其它三面镌刻着纪念碑碑记。

纪念碑及其上面的文字，为我们展示出一幅血与火描绘的历史画卷：抗日烽火中，数千名海外赤子，响应祖国的召唤，共赴国难，在滇缅公路的千里交通线上，驾驶着满载军事物资的车辆，车轮滚滚，日夜奔忙。他们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艰险的道路、凶残的疫魔、疯狂的日本飞机，英勇斗争，许多人还壮烈地献出了生命。

抗战爆发后，日寇封锁了我沿海对外通道。起初，滇越铁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省主席龙云预感到随着战局发展，滇越铁路终究难保，在1937年8月南京国防会议上建议迅速修筑从昆明至缅甸仰光，直通印度洋的新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国民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

滇缅公路云南境内部分，昆明至下关段抗战前就已修通，新修的是下关延伸入缅一段，工程更为艰险。1937年12月，云南省政府调集沿线各族民工，全线展开工程，只用了9个月就竣工通车。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奉罗斯福总统之命视察滇缅公后路回国发表谈话：这条公路“可同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媲美。”当时的《云南日报》的署名文章《伟大的滇缅公路》称滇缅公路是“中华民族继长城运河之后的又一巨大工程。”

滇缅公路起自昆明，终于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其中云南境内959公里。进入缅境后在腊戍与铁路相衔接，往南通至仰光。滇缅公路一经通车，即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运输生命线，西方报纸称之为“中国的最后一条陆路输血线”。

滇缅公路通车后，急需大批的车辆及汽车驾修人员的问题就突出出来了。抗日烽火中成立的“西南运输处”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运输机构，它于1938年9月，即滇缅公路通车之际由广州迁到昆明。新任处长宋子良为解决驾修人员的问题，致电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委托总会主席陈嘉庚在南洋各地代为招募华侨汽车司机和修理人员。

1939年2月7日，南侨总会发出《征募汽车修理、司机人员回国服务》的通告，条件是：年龄在20～40岁之间，有卡车驾驶证或修理机器证明文件，身体健康，略识华文，还要家庭同意。一时间，南洋华侨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爱国热忱几近疯狂，报名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者十分踊跃。他们有的是年龄不够而虚报，有的瞒着父母而秘密报名，有的有美满家庭而别妻离子；有的或中辍学业，或放弃报酬优厚的工作和优裕的生活而选择苦难和牺牲；有的并不会开车，便临时磨枪，“磨”到驾驶证后，从而获得报名资格；还有的女扮男装，被称为“现代花木兰”。她们是：李月美、陈娇珍、白雪娇、朱雪珍等。其中，白雪娇家产万贯，她瞒着父母报名。临行前，托报社转交给父母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发表在报纸上，感动了千千万万的海外侨胞：“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但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海洋中，竭我一滴之微力。”来自马来西亚槟城的李月美，穿着弟弟的衣服报名。她的行动也感动了弟弟，弟弟也报名回国。

从1939年2月至8月的半年间，3200名南侨机工分9批经越南、仰光、香港3条路线回到祖国。他们中以来自新加坡的最多，其次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许多人是经验丰富、技艺精湛、一专多能的汽车驾驶员和修理工。这些远涉重洋回国的南洋机工，首先来到昆明，进行为期2个多月的培训，培训地点为设在昆明潘家湾昆华师范学校内的“西南运输处司机训练所”。培训内容有军事、政治和技术3个科目。集训结束后，即被分配到西南运输处工作，成为该处的驾驶和修理的主力军。当时，运输处的汽车编为23个大队，其中有两个华侨大队，被称为“华侨先锋运输”大队。

至于车辆问题的解决，主要来源有二：

一是南侨总会的捐赠。南侨总会捐310辆，其中缅甸华侨捐百辆。当时西南运输处奔驰在滇缅公路上的汽车，有画着老虎万金油商标的胡文虎的车队，有画着轮胎胶鞋的陈嘉庚的车队，有捐巨资修惠通桥的梁金山的车队……这些各具标记的车辆，充分显示了海外赤子的爱国精神。

二是美国提供了大批的道奇、万国等牌号的军用运输车。这些车辆的部件首先运至仰光，在一个水上飞机修理厂进行组装，然后由火车运至腊戍，再由南侨机工驾驶回国。当时担负组装任务的也是南侨机工，南侨机工王文松受命出任厂长。战争年代，效率就是胜利，在王文松的带领下，组装汽车的速度一再提高。起初美国工程师要求每个组（10人）5天组装一辆，而他们一天就装好一辆。后来4人一组，两天就装好3辆。经他们组装的新车源源不断驾驶回国。据统计，当时经由畹町入口的新车总计达11684辆。史迪威将军对此十分满意，专程问候王文松等南侨机工，并发放奖金。(www.daowen.com)

南侨机工们不负祖国和海外亲人的期望，他们英勇地战斗在千里运输线上。

当时在滇缅公路跑军运，必须要闯“三关”。

首先，瘴疠疾病关。所谓瘴疠即疟疾，俗称“闷头摆子”，一旦发病，很难治好，不少人因此毙命。

其次，危路险情关。当时滇缅公路9个月即竣工完成，因此它的质量可想而知，实际上它是一条未上等级的“毛路”，有许多过陡的坡道，过险的急弯，以及一些危险的代用桥涵等等，总之，山路崎岖弯弯，路况极差，尤其是到了雨季，洪水冲毁路基，冲走汽车，塌方的路段使养路工忙得叫苦不迭，不少司机为此而丧生。

第三，日机轰炸关。日寇深深地感到滇缅公路存在的巨大威胁，决心将它截断，于是用飞机对滇缅公路进行疯狂轰炸。南侨机工们在滇缅公路上行驶，常常要与敌机周旋，不少车辆被击中，车毁人亡。一次，一辆运汽油的汽车被击中，爆炸燃烧，后来人们来到这辆车前，发现年轻的南侨司机被烧成仅有二尺长的“炭人”。尤其是1940年10月，日军占领河内，调集100架飞机，组成“滇缅路封锁委员会”，由大川内传七少将负责，以滇缅公路主要桥梁为重点目标进行轰炸。据统计，仅从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日军就出动飞机410架次，轰炸惠通桥和功果桥。一次炸桥之后，日本电台叫嚣，中国唯一的这条国际通道，“三个月内没有通车的希望”。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勇的南侨机工发挥了聪明才智，挫败了敌人的狂妄叫嚣，机工们集中了堆放在路边的空油桶，制作成一个巨大的“浮筏”，汽车驶上浮筏，用钢丝绳拖动，来回渡江，日夜不停，后来，他们又找来许多油桶，做成几个大浮筏，再将它们连接起来，铺上木板，变成了浮桥。因此，有了“炸不断的滇缅路”之说。

由于在滇缅公路上要闯“三关”，南桥机工牺牲人数达千人以上，约占南侨机工总数的1/3。特别是1942年5月4日，日军窜抵惠通桥西岸，截获我汽车500余辆和大量物资，我大批群众被日军所屠杀。不少南侨机工身陷绝境，许多人为不使货物资敌，驾车翻入山谷而壮烈牺牲。

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响应祖国的召唤，从南洋归国参加抗战的南侨机工们和其他战斗在滇缅公路的战友们一起，在3年多的时间里，共运输军事战略物资45万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

1987年7月7日，正值抗战爆发半个世纪，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昆明集会纪念南侨机工的抗战业绩，并决定在昆明西山森林公园建立“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纪念碑于1989年5月落成。碑身正面为“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名题刻，左下旁署“云南省人民政府立”落款，碑名下方基座为“赤子功勋”四个大字，十分瞩目，碑名的顶端为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荣誉纪念章图案，图案下四条横线和每方四块墨石的底座，象征着当年四万万同胞齐心抗日。碑前两层台阶均为7级，表示“七七”抗战纪念，两侧为两面旗帜，体现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旗帜上3个“七七”纪念章，代表3000多南洋华侨机工的赤子丹心。碑身高9米，碑座高3米，象征“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

纪念碑落成后，每当纪念日，海内外游客及各界人士、青少年学子，纷纷前来致敬瞻仰。人们将永远铭记南侨机工们的“赤子功勋”。

（摘自《湖畔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