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保怡

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二月二十三日，昆明罕见地下起了大雪。滇池雪花弥漫，西山银装素裹。在“雪满昆池胜画图”的美景中，西山脚下高峣村的村民家家都按照流传千年的习俗，开始祭灶，迎接春节的到来。

然而，在村后的一座庭院中，有一位老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不几天前，他才从四川泸州被官府押解至此。年高体衰以及长途跋涉的辛劳使得他一病不起。雪花飘飘，压满翠竹，寒风阵阵，吹皱池水。他躺卧庭院中的广心楼，思前想后，悲从中来，吟诗一首曰：

落阱重逢下石人，七旬衰病命逡巡。

藤萝深箐猿猱穴，瘴疠究山虎豹邻。

枯木几时沾雨露，戴盆何地见星辰。

元夫幸遇暌孤日，寂寞寒灰也望春。

（《广心楼夜宿病中作》）

然而，他的春天在哪里？

春节刚过，这位病中的老人又被押解至千里之外的永昌戍所。直至六月病危时才被送回西山高峣寓所。虽然云南巡抚游居敬闻讯后，立即遣医诊视，但已无力回天。七月六日凌晨，游丝一息中的这位72岁的老人，举起毛笔，艰难地写下《临终绝笔自赞》：

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谅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乎君亲。遭逢太平，以处安边。歌咏击壤，以终余年。天之顾畀，厚矣笃矣。吾之涯分，止矣足矣。困而亨，沖而盈，宠为辱，平为福者耶！死亦不忧，生亦不喜，生顺死安，可谓云尔。

写完之后，老人悄然而逝。笔管落地有声，仿佛一声长叹。

古语有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篇语调铿锵起落有序的《临终绝笔自赞》，是这位老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高尚品格，看到他“遭逢太平，以处安边”的不幸遭遇，看到他“歌咏击壤，以终余年”的人生态度，看到他“困而亨，沖而盈，宠为辱，平为福”的人生追求以及“死亦不忧，生亦不喜，生顺死安”的豁达与乐观。

当然，如果你不了解老人的身世，你就很难理解其中的大义节操，很难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

才华横溢状元郎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

这首大家熟知《临江仙》，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用作开篇词，以其豪迈的气魄、铿锵回肠荡气的语言，历来不知感染和打动了多少饱经沧桑人的心！电视剧《三国演义》用做“序歌”之后，近年来又广泛传唱。然而，很少人注意到它的真正作者是谁。

多年来，当人们经常用“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来形容昆明四季如春的良好气候，也有许多人并不知道是谁写下这如此精辟的佳句。

当我们把昆明称之为“春城”，并以此自豪时，也很少有人注意到，历史上第一次将昆明称之为“春城”的人是谁？

他，就是明代著名学者和诗人、流寓云南达35年之久的四川新都人杨慎，也就是前述《临终绝笔自赞》的作者，病逝于西山高峣的那位老人。

《临江仙》是他所作的《二十一史》弹词第三章《说秦汉》开场词，而“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出自他的诗作《滇海曲十二首》之一。“春城”则是他在《春望三绝》中描写昆明元宵节的一句诗：“春城风物近元宵，柳亚帘拢花覆桥。”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把昆明称之为“春城”的诗句。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升庵自幼颖悟好学、才思敏捷、诗文俱佳。相传五、六岁时在家乡桂湖附近一个堰塘里游泳。县令路过，他居然不起来回避。县令命人把他的衣服挂在一个古树上，并告诉他：“本县令出副对子，如果你能对得出，饶你不敬之罪！”县令刚念完上联：千年古树为衣架。升庵即对出：万里长江做澡盆。县令叹服，赞他为神童。

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升庵入京会试，“殿试第一”，高中状元，照例授与“翰林院修撰”的官职，这年他24岁，是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此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是青云直上，高官厚禄的锦绣前程。然而，他却又是一位坚持原则，刚正不阿，不肯俯仰随人之士。12年之后的嘉靖三年（1524），便因“议大礼”事件被贬谪充军云南，从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由谪戍罪犯到文化大师

嘉靖四年（1525）年二月中旬杨升庵被押解至永昌（今云南保山）。

流放云南时杨升庵正当壮年，37岁。这不仅对杨升庵的仕途是毁灭性的打击，对他壮志未酬的父亲杨廷和及有着“尚书女儿知府妹、宰相媳妇状元妻”荣耀的年轻的妻子26岁黄峨来说，无疑也是残酷的。黄峨在诗中写道：

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

三朝花柳妄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

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寄外》）

与黄峨凄苦哀怨的心情相比，杨升庵虽然也有悲愁和对亲人的无尽思念，但还比较豁达。杨升庵作为状元以及在“议大礼”事件中表现的不屈精神，普遍受到读书出身的官吏们的尊重，加之其父杨廷和的名望，虽然身系罪犯，还得到统治云南的沐氏家族等地方官吏和社会名流的关照。因此杨升庵到达永昌之后不久，因其“扶病驰万里，惫甚。抵戍所，几不起”，便被安排到安宁居住修养。此后，杨升庵除不时在戍所永昌居留外，还能到云南各地游历考察，修书治史，设馆讲学。昆明、安宁、晋宁、楚雄、大理、巍山、剑川、丽江、建水、开远等地，都有他行踪。故云南有“高踪何处不升庵”之说。

杨升庵在35年的流放生活中，身处逆境，不甘沉沦，在云南山水及人文精华的滋润中，孜孜不倦地写作和研究，著述达400余种。杨升庵的著作内容广泛，涉及哲学历史、音韵语言、词曲戏剧、金石书画、天文地理、医学生物等等。《明史》说：“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四库全书总目》评论他：“赅博渊通，究在明人诸家之上。”也就是说，杨升庵的才华和作品，在明代全国来说，当推第一。

如此一位顶级文化大师长期居留云南，对云南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杨升庵在传播中原传统文化，促进内地汉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方面，其功绩不可低估。清代王照称道他“为边隅荒徼，开千百年文教”。为此，杨升庵受到云南人民的尊重和怀念。

此期间，杨升庵为自己取了一些别号，如“博南山人”“博南戍史”“金马碧鸡老兵”等。博南，指的是他流放的地点、博南古道上的永昌，即今日的保山；金马碧鸡，指的是他长期居住的昆明。

“金马碧鸡老兵”，这一朴素的外号，形象地表达了这位文化大师对昆明、对西山、对高峣村的一往情深和深厚的情怀。

那么，杨升庵为何与西山结下不解之缘呢？为何到高峣村居住生活呢？这，要从他与高峣村一位的名士毛玉的交情说起。

海庄怀故人

毛玉字用成，号琢庵，云南高峣村人。毛玉幼而聪慧，又自刻励，读书无怠朝夜。弘治二年（1489），毛玉考中举人。之后几年间，毛玉捐资买地，在府城昆明创办书院，教授学生。书院除让学童们读书诵诗，还着眼于促进风俗教化，培养学生高尚品德。

毛玉在高峣村后西山脚下建有一座土墙柴扉、茅亭木楼、水榭曲廊、墨池翠竹、小巧玲珑的园林住宅，取名海庄。(www.daowen.com)

弘治十八年（1505），毛玉考中进士，走上仕途。先是奉修《孝宗实录》，奉使滇黔，访求遗事。归京后授专管送达诏书、册令的大行人。后调任南京吏科、户科给事中、京城吏科给事中等。所谓“给事中”，是一种专门对官员的言行、奏章等提意见并有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权力的官员。品秩虽然不高，但有很大的发言权。

毛玉在北京供职时，杨升庵时任翰林院修撰充经筵讲官，二人相识并相处友善。在议大礼这场政治斗争中，毛玉与杨升庵一起同属“伏阙争大礼”的一派。共同的命运使得他们惺惺相惜。

议大礼事件中，毛玉以六科之首，被打得皮开肉绽，没有几天即去世。毛玉殁后，杨升庵有《吊毛用成》诗二首，可见他们生前友谊非同一般。

阙下苍茫别，泉台汗漫游。

丹心事君毕，白发我生浮。

四海英雄泪，三年魑魅愁。

临风谁与问，天道信悠悠。

嘉靖四年（1525）年二月中旬，杨升庵经长途跋涉，抵达谪戍地云南永昌，不仅移居到安宁云峰书院养病。

杨升庵到安宁后，毛玉的儿子毛忻闻讯前来探望，又请杨升庵到滇池边西山脚下的高峣村海庄小住，并一同游览滇池。

想到毛玉在“议大礼”事件中的惨死，杨升庵不胜感慨，为毛玉辑《诔忠录》，录其忠行以表彰纪念。嘉靖六年（1527）二月，毛沂手集其父奏议卷送杨升庵阅。杨升庵读后非常悲痛，为其撰《毛琢庵奏议序》，又为其撰《毛给谏玉遗像赞》，称其“抗疏清节，直节劲气。奋弗顾身，独立不惧。仁成一朝，名香百祀”。

从碧峣精舍到紫翠新居

毛沂把杨慎称作“世叔””，视为至亲。他准备邀请杨升庵到高峣常住，重新改造了自家的住宅。在海庄内增建了旷如亭、云林茅屋、会心亭、翠芳亭等。但此后两年中，由于杨升庵奉命参加平定寻甸府和武定土司的叛乱以及因父亲杨廷和病逝回四川新都老家奔丧，未能前来海庄居住。

直到嘉靖九年（1530）二月，杨升庵回滇后来到高峣村，见到改建后的海庄环境幽雅，非常喜爱，便为之命名为“碧峣精舍”。他作了一篇《碧峣精舍记》，开篇即云：“滇海西斥，舍舟登陆，俗曰高桥。稽之古志，桥实曰峣，以山形似秦峣关，受此称尔。高峣舆碧鸡相望，如箭括。毛东镇（毛沂字号）氏有别庐在其下，精舍之颜，隶古定曰碧峣。”杨升庵还为碧峣精舍建了一个有窗的长廊，取名“萍轩”。有萍水相逢之意。

但是，此次杨升庵仍未在碧峣精舍久住。他的心，还在于云南各地风光景物和人文历史，何况他在安宁已经有了遥岑楼居住。

六年后，嘉靖十五年（1536）的冬天，杨升庵用四川巡抚李心斋所赠资金，将“碧峣精舍”买下并作了精心改造。杨升庵在园内建盖了三玄亭、朝晖楼、一萍轩，开凿了墨池，改建了会心亭。他记道：余有别业在高峣海岸，景物最为奇胜。中丞汪公希周题匾曰紫翠新居，廉宪程公孟明书贴子云：春酒夜棋难放客，短篱疏竹不遮山。

杨升庵购置此园后，仍然没有到此长期居住，此后八年间，因各种原因，他辗转于川、黔、滇之间，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57岁时，才在高峣“紫翠新居”定居下来。他说“碧峣亦吾庐，安宁亦吾宅。屏居三十年，宛如故乡陌。”

升庵对高峣一带的景色有着特殊的钟爱。他按四季早晚不同特点，为附近景观逐一题名为“海庄十二景”，曰：“碧鸡朝霞、华严晚霭、茭塘去帆、水云归棹、罗桥水桩、进耳山带、九寺僧钟、八村渔火、梨园春游、莲花秋泛、东林桂月、南峦松雪”。不久，云南巡抚顾应祥在紫翠新居为升庵构筑广心楼，结立诗社，吟唱其间。紫翠新居一时文人名士聚会，成为云南的一个文化重地。

此时杨升庵对时、空、人、事之间的感悟，已经奠定了“是非成败转头空”和“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理念基础。滇池温柔的清波，西山秀美的茂林修竹，抚慰着他饱经忧患的心灵和备受磨难的身躯。他寓此讲学授徒，著述写作，同时，他还经常与友人畅游滇池、“停舟烟舍”，与友人唱和之作甚多。

对此，民国时期由云龙编纂的《高峣志》序云：“碧鸡书舍之辟，高峣一隅之文化，乃濡染于全省。考《升庵全集》及志乘诸书所载，诗歌韵事涉及高峣者仍多，尤未可听其湮没不彰。”

病逝高峣

杨升庵在紫翠新居安居九年后，嘉靖三十一年（1552）九月，杨升庵得到允许他返回故乡的消息，便离开云南，告别高峣，返回四川。

不过，杨升庵得到允许他返回故乡的消息并不真实，嘉靖皇帝仍不宽宥他，致使杨升庵虽然回到四川，但仍不能回故乡新都，只有长期滞留泸州达7年之久。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月，由于有人告发，云南巡抚王昺奉命派遣四名指挥至泸州，将已经71岁的杨升庵逮械还滇。对此，杨升庵有病中感怀诗一首曰：

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

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

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

故园先陇痴儿女，泉下伤心也泪流。

十一月十三日，杨升庵一行历时四十日，行程一千多公里，抵达昆明西山高峣。在高峣，杨升庵受到乡邻的热情欢迎与慰问，杀猪宰鸡，一醉方休。升庵醉中有诗纪其事：

至高峣，耆老二十余人烹豚煮酒慰余，醉中作此，见滇俗之厚也：

寒灯社酒醉鸡豚，滇海高峣古义存。

策杖持觞相慰藉，全胜子美在羌村。

然而，乡亲的温情和一时的陶醉难以销释杨升庵内心深处那彻骨的悲凉。年高体衰以及长途跋涉的辛劳使得他一病不起，又经过强返永昌的一番折腾后。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六日凌晨，不幸病殁于昆明西山高峣寓所，享年七十二岁。

杨升庵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去世后，灵柩被家人迎回新都安葬。七年之后，嘉靖皇帝临死时，留下遗诏，宽赦“议大礼”获罪诸臣。

升庵祠

隆庆元年（1566），杨升庵获准“复职”，赠光禄寺少卿，后来又谥封为庄介公。对于一直对杨升庵崇敬有加的人来说，自此有了公开祭奠他的机会。万历年间，云南布政使刘之龙主持将高峣杨升庵遗留的“紫翠新居”旧庐改建为奉祀杨升庵的祠堂，并置祭田，名“太史祠”。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范承勋出任云贵总督。由于范承勋的高祖，也是和杨升庵一同参与“议大礼”而“同日被杖，血涂丹地”并被贬谪沈阳定居的大臣，所以对杨升庵自有一番特别的敬重。于是，范承勋又重修“太史祠”，题额为“碧峣书院”。范承勋还从普贤寺内搜寻到杨升庵在滇的最早的一幅遗像，“命工摹之，绢素装璜送祠”供奉，并题《杨庄介公遗像赞》，还亲自撰写了《杨庄介公碧峣书院碑记》，称道杨升庵的气节文章。

咸丰七年（1857），碧峣书院和相邻的普贤寺皆毁于战火。光绪七年（1881），碧峣书院和普贤寺均得到重建。此次重建，碧峣书院改名“升庵祠”。

重建的升庵祠为一四合院，有正殿、两厢及门垣。正殿龛上，塑杨慎坐像，同时，因这里曾是毛玉的故宅，也立毛玉神主牌位，“兼志毛公之节”。门上一联：“夫子之道，鸢飞鱼跃；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此时，普贤寺也修复了大殿、大悲阁和罗汉堂，但并入升庵祠统一管理。

此后，升庵祠（包括普贤寺）原建筑逐渐毁坏。1986年昆明市文管会重建了升庵祠，建成集中展示其生平事迹的“杨升庵纪念馆”和“徐霞客纪念馆”。升庵祠于2003年12月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摘自《湖畔西山》，作者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