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民族灾难的日益深重，《铁轮》一书出版后，张天虚的创作欲望更加强烈，他表示：“要挣扎，笔尖也就成了一部分工具。”从这时起，天虚决定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用更真实、更快捷的文学形式反映伟大的时代、火热的斗争，唤醒更多的人去战斗。1937年2月，张天虚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与许多进步青年一道来到山西太原，参加了紧张的军事训练。作为一名文学青年，天虚希望不仅用笔抨击敌人，也能用枪杀敌。此时他年仅26岁，由于常年漂泊和繁重的文学创作，劳累过度，患上了肺病，经常咳嗽不止。他把病痛抛在脑后，以太原人民的抗日斗争为背景，创作了第一篇报告文学《军训日记》，这部日记从1937年2月2日记起，开篇为“新兵生活的第一日”。在这部作品中，展现了青年学生的慷慨陈词，工农群众的不屈不挠，还有厉兵秣马、整装待发的抗日军队……《军训日记》的最后一篇写于1937年2月20日，此后，张天虚奔赴延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文艺界于8月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准备奔赴山西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推动山西人民奋起抗战。西北战地服务团共30多人，丁玲任团长，天虚任通讯股长。15日晚，延安各界举行欢送大会，毛泽东亲自出席并发表《大众化问题》的演讲，勉励文艺家们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汲取创作的源泉。1937年10月13日，张天虚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再次抵达太原，他们将沿途搜集的民间文学加以改编，以抗战为主题在群众中演出，给群众极大的鼓舞。其中有山西阳曲调《我们要做个游击队》、秧歌《打倒日本升平舞》、快板《人民的力量有多大》等。天虚一方面写通讯，另一方面还创作了宣传全民抗战思想的独幕话剧《王老爷》。首演时，毛泽东曾送给他一支钢笔以示鼓励。

面对淳朴善良的山西人民和支离破碎的祖国河山，天虚更加感伤，用手中的笔投身抗战，他带着通讯组深入军营、学校慰问采访，写下了多篇感人的通讯和报告文学，如：《征途上——从延安到太原》《行进在西线——从太原到临汾》《雪山道中》《我们的小鬼邓超》和《两个俘虏》等。

1938年初，由云南三迤健儿组成的滇军六十军奉调参加台儿庄会战。184师师长张冲思想进步，为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多次向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要求派云南籍共产党员到该师工作。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与延安联系，抽调张天虚、周时英、薛孤帆（又名薛子正，后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三个云南籍青年赴六十军184师，要他们利用云南人的身份开展统战工作，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力量。临行前，熟悉云南情况的朱德亲自教他们如何开展工作，同他们合影留念，朱德还送给张天虚一部留声机，好让他开展工作。在184师驻地鸡公山，张天虚等三人以延安共产党员的身份与184师师长张冲等见面。他们通过“交朋友”团结进步官兵，如蒋南生、刘华兴，他们俩人负责教士兵唱歌，使部队生活活跃起来。在进步青年中，还有李乔（当代彝族作家），他们在184师建立了党支部，天虚任宣传组织工作，宣传中共的主张和战地情况，很受官兵欢迎。天虚还负责油印期刊《抗日军人》组稿、撰写、编辑工作，参与办报的有李乔、刘孟田等。张天虚写下了有关184师的通讯、散文、报告文学计有《活捉铁乌龟》《记张冲师长》《血肉筑成的长城》《运河的血流》《指挥所里》等，这些发表在《抗日军人》期刊上的文字，使抗日军民受到极大的精神鼓舞，为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过度的劳累和战场上艰苦的生活，使张天虚的肺结核病越来越重，1939年初，张天虚回到昆明养病治疗，他在病中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这一时期，他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写了一些散文和新诗，如《忆浦风》《恋战场》等，他还曾在《云南日报》当过一段时间的编辑。1940年，张天虚病情稍稳定后就辗转来到缅甸仰光，参加当地华侨报纸《中国新报》的编辑工作，发表不少社论和文章，大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同时完成了一个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五月的麦浪》初稿。这些文章，对鼓舞侨胞坚定抗日立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天虚操劳过度，身体日趋赢弱。1941年1月，天虚从仰光赴腊戍，然后转乘汽车返回昆明，同年8月10日他安静地长逝于故乡的怀抱里，终年不足30岁。天虚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300多万字的作品，他以杰出的文学成就，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作者为昆明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编辑）

（摘自《抗战西山》）

附录：

张天虚墓志铭(www.daowen.com)

郭沫若

“天虚年仅三十耳，长才未尽，贲志而殁，惜哉！八年前留学日本时，曾挟其大作《铁轮》访余。人谦抑而有气度，机敏而坦白。余见而敬爱之，曾为其《铁轮》作序。君忧国之念甚深，在东瀛恒集同志作文艺及其他活动：要在求祖国之独立与民族之解放也。君之归国，早余一年，‘七七’变起，曾赴西北参加丁玲所领率之青年战地服务团。未几南旋，随张云鹏将军从事政工，曾参与台儿庄、武汉外围诸战役。继因故去职，返滇从事教育，仍不如意。拟再返西北，甫抵渝而肺疾以作。此民纪二十八年事也。西北之行未果，应友人之邀，复转道仰光，任《中国新报》编政。力疾服务，勤劳有加，尽力启发侨胞，打击敌伪，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矣。不幸疾转剧，咯血过猛，曾旦夕昏睡，失去意识。乃不得不回乡疗养，卒以三十年八月十日长逝于昆明西郊之赤甲（车家）壁。君尚未婚，著作除《铁轮》外，尚有小说及报告多种，均待刊行。君之家在呈贡，位于滇池东岸，风光明媚之地也。严君因恸君之丧而相继病殁，有母在堂，尚余弟妹。后死友人难忘其职责，谨为卜茔于西山聂耳墓之侧。非以媚死，欲以为青年百代之表率耳。余归国后，曾与君相遇于武汉及桂林，君之音容，尚仿佛在余耳目。君年少于余者二十岁，孰意铭君之墓者亦为余耶。然在君亦复何憾；虽未永年，业已不朽。

铭曰：

西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增辉，滇洱不孤。

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示壮图。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