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飞速前行。有了电视，通了互联网，村里人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越来越多，逐渐替代了曾经说一不二的大喇叭。村里人对大喇叭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花娥、牛海林、王靖雯是三代村民。花娥年龄最长，她说：“村上有什么事情，广播广播就都去了。咱也不识字，有什么事广播广播互相说说，就都知道了，不广播就啥也不知道。”牛海林年龄次之，他认为：“有它也行，没它也可以，现在都是网络服务了，网络上边都有。”王靖雯年龄最小，她以为：“如果大喇叭消失了，我感觉会好一些。因为那个很烦，我觉得全是噪音，影响我们的生活。”

三代村民，三种希冀，依赖少了，凝聚力弱了，王矿清开始怀念挂着大喇叭的杨树下，村民们凑在一起聊天的那种亲切。

王矿清说：“过去大家听广播的时候都往一块儿凑，而且听完广播后还交流，分享那种愉悦，现在没有了。各家各户都有电视，有自己的手机，都不往一块儿凑了。”

在赵各庄矿，有一个年轻人，姓节，叫节振国。他年纪不过二十五六岁，有一身好武艺，威望特别高。节振国为人正直，惯打不平，不论哪个矿工兄弟，受了英国资本家和把头的欺侮，他都要挺身而出。所以很多矿工兄弟有了事，都爱跟振国商量。

老节有儿个好朋友。头一个是和他在同一个“掌子”上干活的支柱工，姓胡，叫胡志发。老胡教会大家许多东西。为什么包工大柜越来越阔，为什么资本家越来越肥，为什么矿工吃不上、穿不上……经过老胡给大家一说，矿工兄弟的心里像敞开了两扇大门，豁亮极了。起初，人们以为，穷都是命中注定的，原来不是命，是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矿工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有些知心话，都愿意和老胡谈。老胡是节振国最好的朋友。

袁阔成，评书艺术家。评书是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传统艺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广播和收音机的普及，评书作为广播的重要内容得到了发展。

振国还有两个朋友，都是磕头的盟兄弟。一个姓夏，叫夏连凤，他和振国在一起做工，又是乡亲，情同手足。振国的另一盟兄弟，姓杨，叫杨作霖。这个人比较年轻，才二十岁。小伙子非常聪明，十分勇敢。跟老节学了许多拳脚，每天喜欢舞枪弄棒、练了一身好功夫。盟兄弟三人，节振国是老大，夏连凤是老二，杨作霖排行老三。

——袁阔成评书《赤胆忠心》第一回节选

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如今，无论你是住在深山旷野，还是海边坝旁，都可以通过电视、无线广播、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杜嗣琨发现，曾经响彻田野上空的高音喇叭，变得越来越安静了。他注意到，从八九十年代，慢慢地，大喇叭就荒废了、拆除了。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有的地方村村通安上了，这是好事；但有的地方没有，人们都不知道大喇叭是什么东西了。

乡村大喇叭承载了一个时代乡村人的真实情感，诉说着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进步。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真的会变成“大哑巴”吗？(www.daowen.com)

曾经温暖又唯一的大喇叭。

大喇叭的娱乐功能在退化，喇叭下也不再是乡亲们闲暇时的社交中心。可喇叭里亲切的家长里短、百听不厌的乡音，以及这种直来直去、传递信息的方式，依然是乡亲们需要的、喜欢的。

90年代村中使用的扩音器。

王志强说：“我孩子在外边打工，接触的新鲜事物比较多，电、脑、手机又方便，我要是不多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跟孩子就没话说了。”

农民在变，农村在变，乡村大喇叭也在变。各地实施广播惠农工程，给每家每户安装“小喇叭”，正在成为当代的时尚。

《中国乡村之声》是新时期“送声音进乡村”的主要媒体，为全国性对农公益广播。2012年8月27日开始试播，9月26日正式开播，使用普通话播音。它的主要创办者史敏的愿望，是用更先进的传播手段，以更精彩的节目内容，再造大喇叭新的辉煌。

史敏说：“就喇叭本身来讲，其实它已经更新换代了，用音响、音柱取代了过去的大喇叭。国家现在也非常重视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村村通、户户响’。我们这几年在农村现在推广的所谓的‘小喇叭’，是在新技术下做的喇叭，它实际上是一个小的音箱，并不扰民。再加上注入了针对农民爱听的内容，有专门的一套对农村广播节目。我们要把对农广播的节目办得越来越贴近，让广播仍可以伴随农民，他们在其间可以获得很多信息。”

如今使用的无线扩音器。

2000～2010年使用的扩音器。

《中国乡村之声》的入户小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