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字也称“相字”，是一种迷信占卜法。在古代，由于认识能力及知识水平的限制，人们不能正确认识汉字及其起源、发展及功能，从而给文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出现了文字崇拜。当时的人们认为文字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或者蕴含着命运的枢机，或者预示着神鬼的意志，所以，人们通过拆解字形以预测吉凶和决定宜忌趋避。在现今社会，人们已经普遍不再相信这些玄而又玄的方术，只是认定它们并非出自所谓的天道、命运，而是那些笃信五行的术士们对人情世事的一种把握，是他们的另类智慧的体现。因为毕竟命运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不存在预知与超自然的改运。因而，这些阴阳术士们留下并广为人知的便只是他们的传奇故事。

相传在明末，崇祯皇帝刚刚登基不久，眼看大明天下已是日薄西山，朝不保夕，于是忧心如焚，寝食难安。一天他微服出行，在街市上察访。只见一个去处，围着一大堆人，原来是一位号称“活神仙”的先生正在拆字算命，崇祯帝圣心一动，也想来拆个字，预卜一下国运。那先生一看，大庭广众之间，耳目众多，有些违碍的话如何说得，于是带他到落脚的小客栈里，随后低声谈话。崇祯帝写了一个朋友的“友”字叫他来拆。先生看了一看，皱皱眉头说：“客官你可不要见怪。这个‘友’字很不好啊，它乃是‘反’字的出头。您看，现在李闯王已攻进洛阳，杀了当今皇上的叔叔，这不是意味着造反者已经出头了吗？”

崇祯帝听后十分不悦，但还是强作镇静，当下说道：“这不怪你，原来是我自己搞错了。实际上我想拆的字不是这个‘友’字，而是这个‘有’字，因为音同字不同，所以搞错了，你不妨再替我拆拆看，吉凶到底如何？”那先生想了一想，眉头皱得更加紧了，对他说：“哎呀！更为不妙啊！把这个‘有’字拆开来看时，它是由‘ナ’和‘月’拼起来的，这不明明是‘大明’的天下已经去掉一半了吗？”崇祯帝是个很迷信的人，这下子可真把他吓坏了。原来他想讨个吉利的口彩，不料天不从人愿，反使他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他还不肯认输，说道：“先生莫见怪，我今天有点心不在焉，连续讲错了两次，实际上，我想要你测的是这个‘酉’字，你再替我讲一讲吧。”拆字先生听了，神色紧张地向他附耳低语：“哎呀！不得了啊！‘酉’字是把‘尊’字去掉首尾而成的。‘至尊’（对皇帝的称呼）都说不定会去头去脚呢！你可不能随便乱说啊，否则是有灭门之祸的。”崇祯帝一听，面孔顿时发白。回到宫里，立刻下令捉拿这位拆字先生，不料此人早已逃之夭夭了。

这虽是一则笑谈，却也不得不让人感叹中华文字的独特魅力。古时候的测字术大都是用这样的拆字法，通过对字的拆分来向咨询者点明未来的种种选择。

同样是明朝，天下初定之时，朱元璋从民间选拔10名僧人，准备分给诸位藩王讲经荐福，对于这些本心并不清静的僧人而言，选择跟随哪位王爷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藩王们到来前，僧人们纷纷议论，哪个更有钱，哪个更有权，哪个地方水好土佳。只有一个叫道衍的和尚岿然不动，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比谁都激动，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在等待着这个时机。不一会儿，藩王们进来了，僧人们立刻安静下来，他们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朱棣不言不语走进，他并没有注意到人群之中的道衍，就在他行将经过的时候，这个沉默的和尚突然开口了：“燕王殿下，贫僧愿意跟随您。”朱棣一愣，问道：“为什么要跟随我？”道衍平静地说：“贫僧有大礼相送。”朱棣听罢只是一笑，“贫僧愿意送一白帽子给大王！”朱棣闻听此言，勃然变色，他虽然读书有限，但王上加白是什么字他还是清楚的，他快步走到道衍面前，低声怒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不要命了么？”此时的道衍却是笑而不言，似乎没有听到这句话，闭目打起坐来。果然，过了一会，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跟我来吧。”

道衍和尚是明初一个传奇人物，出生在苏州的医生家庭，名曰姚广孝。14岁出家为僧，道衍乃是他的法号。在他身上，儒、道、佛三家融为一体，善于吟诗作文，与明初文坛盟主宋濂、高启交往密切；同时又向灵应宫道士席应真求教，学习道家阴阳术数之学。游历嵩山古刹时，相士袁珙看到他，大为惊讶：什么地方来的怪异和尚，一对三角眼，身形好像病虎，性情必定嗜好杀人！道衍听了不但不恼怒，反而大喜。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当过和尚，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感情，要礼部考试精通儒学的和尚，为儿子选择随侍僧人。道衍应试后的归途中，赋诗怀古，抒发抱负。同行的和尚批评道：这那里像出家人应该讲的话！道衍笑而不答。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挑选道衍作为燕王朱棣的随从，一同前往北平。道衍和尚兼任大庆寿寺的主持，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在燕王府，成为朱棣的智囊，策划与鼓动朱棣发动军事政变，就是他干的主要勾当。

野史记载，某一个冬天，朱棣在燕王府设宴款待道衍，酒酣耳热之际，两人玩起了“对对子”游戏。朱棣出上联：“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道衍应声对出下联：“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作主”。表面上看都是文字游戏——“水”字加上一点，就是“冰”字（古时作“氷”），“王”字出头就是“主”字，但却是话里有话。上联明明是在谈天气，下联却在谈政治，“王不出头谁作主”，一语双关：燕王你不出头谁来做人主呢？既是鼓动夺权，又是拍马奉承。(www.daowen.com)

燕王朱棣当然明白，把“王”变成“皇”，绝不是儿戏，有点儿犹豫。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他把相士袁珙迎到北平，为他看相，预卜未来的吉凶。朱棣为了测试袁珙的本领，特地装扮成卫士模样，混杂在九个相貌和自己相似的卫士中，在酒馆和袁珙见面。袁珙一下就认出了朱棣，跪在他面前说：殿下何必如此作践自己！一行人回到王府，袁珙面对朱棣，仔细端详面容，俯仰左右，再拜稽首而说：“龙形而凤姿，天广地阔，日丽中天，重瞳龙髯，二肘若肉印之状，龙行虎步，声如钟，实乃苍生真主，太平天子也。年交四十，髯须长过于脐，即登宝位时。”用明白无误的语言告诉他，四十岁可以登上皇帝宝座，当上太平天子。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朱棣果然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想起了当年袁珙的预言竟然如此灵验，把他从宁波家乡请到南京，授予太常寺丞的官职，赏赐冠服鞍马、文绮钞锭。陆容《菽园杂记》根据道衍和尚姚广孝为袁珙写的墓志铭，记录了这一情节，评论道：“观此，则知太宗（朱棣）之有大志久矣，（袁）珙之相，特决之耳。”看起来袁珙似乎神乎其神，其实是和道衍和尚一唱一和，一个说“王不出头谁作主”，一个说“太平天子”，都在鼓动朱棣夺权，而朱棣早已有此“大志”了，袁珙不过敦促他早做决断而已。

无独有偶，除了这些在权力的旋涡中起伏不定的谋士，民间也多有此类高人。宋人何薳《春渚纪闻》卷2说道，宣和年间，四川人谢石“以相字言人祸福，求相者但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析而言，无不奇中者”，当时名震京师，宋徽宗写了一个“朝”字令身边的人去找谢石测字。谢石一看，就对此人说：“这个字不是你写的吧？这个字，我不敢说，说得不好要倒霉的。”那人很惊讶，但还是对谢说：“只要有真凭实据，尽管说来，不必害怕。”谢石把手按在额头上说：“‘朝’字拆开，就是十月十日。不是这一天出生的天人，还有谁会写这个字！”而宋徽宗正是十月十日的生日。

而洪迈的《夷坚志补》卷19说的是另外一种版本：宋徽宗写了一个“问”字让宫中的人去找谢石测字，谢石在“问”字旁批了几句话，密封好，吩咐那人到家后才能拆封。宋徽宗拆开一看，上面写着：“左为君，右为君，圣人万岁。”于是就封了谢一个官。有个道士听说后，也写了一个“问”字找谢石去测。谢石说：“门虽大，只有一口。”道士愕然。原来他所住的道观，只有他一个道士。但道士仍不服气，另写一“器”字，请别人再去测。谢石说：“人口空多，皆在户外。”道士这才大为叹服。

细细追溯人们对占卜未来的热情，则可以上溯到上古时期。在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特别低下落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极端简陋和贫乏，每个氏族成员只有在原始的氏族集团中方能生存。任何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下，根本不存在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贱贫富现象。限于当时文明进化的程度，自然界在人们眼里具有无限的威力和神秘不可征服的力量。人类如同动物一样无可奈何地服从自然界的威力。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地震洪水、疾病猛兽随时可以吞噬人类的生命。

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对命运比较自觉的思考，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出现了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线之上的贵族，即历史迈进奴隶社会以后的事。在这以前，“命”在人们的心中并非指个人的贫富贵贱，而是专指自然界对人类的制约。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死生及人间的万物完全由那个神秘莫测的“天帝”来主宰，因此“天帝”是至高无上的。

商人的祖先是顺从天命，吞了鸟蛋而生的。周人的祖先是踩了“天帝”的足迹而孕育的。虽然这是荒诞的传说，但这个传说却蕴藏着我国先民们一个共同的精神信仰，即他们的始祖都是“天帝”的子民。不仅氏族的起源是“天帝”的意志，就连人类社会的典章制度也是由“天帝”所决定的，上至天子的人事安排、下到百官的职位设置，都要靠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帝”来安排，它主宰人的死生寿夭和吉凶祸福。其实，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帝”，指的是人间的天子。这种“天帝命定论”的观念，实为统治阶级神权政治的思想反映。夏商周时代政治上实行的是以严格的嫡长子世袭、庶子分封的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经济上实行的是国家公有的井田制。为巩固这种制度，他们又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人的贫富贵贱等等都是“天帝”的意志决定的，是终身不变、千古永恒的。只要敬天尊命、不逾法度便吉祥和顺；而逆天命无法度便是咎由自取。

人类对命运的大胆探索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是在春秋时期。中国历史上，春秋开始直至汉朝的建立，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井田制的破坏，直接动摇了政治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分封制。特别是农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为地主，连商人也凭手中的权力参与国家的政事；分封的诸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争霸，大力搜罗宗法血缘关系以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隶出身的人，如贫穷到为人赶牛的宁戚凭才能被齐桓公拜为上卿，穷困潦倒的百里奚凭智谋被秦国拜相等，开了老百姓也能当大官的风气。进入战国，“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徙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等，白身而为将。”（赵翼《二十二史札》卷2）。至于在社会变动中，有的贵族从社会上层降落到社会下层更是常事。这些政治、人事制度的激烈变化，尤其是个人命运的大起大落以及时人对天象运动规律的初步把握，使人们发现“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不由得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人的穷富贵贱是“天命”都规定好的，亘古不变的，那么和天子关系最亲近的国君的人头何以落地？而平民百姓又何以能出将入相？这无疑是给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天命论”当头一棒，必然引起时人对“天命论”的信仰危机，于是，有些人不再相信冥冥中的上帝，他们撇开血缘决定命运的观念，开始从人的自身寻求个人命运的普遍规律，这就是测字类占卜术从此在民间受欢迎的最基本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