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为一种操纵毒虫，并以诅咒害人的巫术，也叫蛊、蛊术。属于黑巫术的一种，盛行于部落形态的传统社会之中。在学术上，巫蛊也称作蛊毒巫术。施用巫蛊又叫下蛊、放蛊、蛊惑。后来蛊惑引申为迷惑人心，粤语中再引申成狡猾的意思，整蛊在粤语中也有戏弄的意思。

巫师用一种特殊毒虫左右人的一切，服务于某种特定的目的；巫师以毒虫迫使人顺从其意志，任凭操控。除了毒虫之外，亦可操纵蛇、蛙、鸟、狗、猫等动物。它与道士的召鬼法类似，只是使用的对象不同。放蛊的目的在于加害自己的仇敌，或用于报复他人，使役动物的灵魂为其服务，盗取他人财富作为己用，但蛊也可用于医学及其他领域。

文字学上的蛊有多种含义，主要的一种含义作“腹中虫”解，从虫，从皿。皿是盛饭的饭盒、饭碗或其他盛食物和饮料的用具；繁体的虫字象征好几只虫。“腹中虫”就是人的肚子里侵入了很多虫，也就是中了“虫食的毒”——一种自外入内的毒。众多的虫侵入人的肠胃发生了蠹蚀的作用就叫作蛊，又叫中蛊。干宝在《搜神记》中描绘到：“荥阳郡（今河南省）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遇家人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

蛊是许多虫搅在一起造成的。《本草纲目》说：造蛊的人捉一百只虫，放入一个器皿中。这一百只虫大的吃小的，最后活在器皿中的一只大虫就叫作蛊。也有说法表明，谷子储藏在仓库里太久，表皮谷壳会变成一种飞虫，古人也把这种飞虫叫作蛊。《左传·昭公元年》说：“谷久积，则变为飞蛊，名曰蛊。”人造的蛊本来是一种专门治毒疮的药，后来才被人利用来害人。

有毒的蛊多在中国大陆南方各省养成，种类很多，有蜣蜋蛊、马蝗蛊、金蚕蛊、草蛊和挑生蛊等。放蛊的人趁他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蛊放入食物，吃了以后，就会染上蛊毒，染了蛊毒的人会染患一种慢性的病痛。以现代观点说，这是一种人为的，由许多原虫的毒引发出来的怪病。而并不知晓其中深意的古人，又往往将这种秘术与神秘的鬼神之道联系起来，历史上因巫蛊而造成的悲剧有许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汉朝时武帝的巫蛊之祸。

汉武帝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长安汉宫接连发生震惊当时的木偶巫蛊案件。此事的缘由还要从当朝宰相公孙贺说起，在祸乱发生前，他还颇得武帝信任，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也在朝做太仆，父子二人权倾一时。可惜公孙敬声的私生活不检点，私自挪用了军费1900多万钱，因而被关进长安诏狱。当时有一件要案的主犯朱安世在逃，武帝下令必须逮捕到案。公孙贺爱子情切，向武帝保证由他将朱安世逮捕到案，但要求释放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他的要求得到了武帝的许可，却触怒了朱安世。朱安世归案后，反向汉武帝陈诉公孙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通奸，以及公孙敬声在庙里诅咒武帝早死，并在武帝经常经过的驰道上埋木偶为巫蛊，以促武帝早死的事。这些事情都是莫须有的，但当时武帝正值晚年，每天都在忧惧死亡，他信以为真，将丞相公孙贺父子和阳石公主都杀了。

当时京城巫蛊术十分盛行，人们制作木头人，在上面刻上冤家的姓名，然后再放到地下或者放在房子里，日夜诅咒。据他们说，这样诅咒下去，就可以让对方遭殃，自己得福。这种巫蛊术，也传进了皇宫。那些怨恨皇帝、皇后和其他人的美人、宫女，也纷纷埋藏木头人，偷偷地诅咒起来。在纠治公孙贺案时，武帝已染病。“时上疾，避暑甘泉宫”，长安“独皇后、太子在”。但是，武帝却不信任他们，而把纠治公孙贺案的责任，全权委托给了新任丞相刘屈氂和御史章赣。具体察办此案的则是一个政治背景复杂可疑的宠臣江充。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本是市井无赖。年轻时他将貌美的妹妹嫁给赵太子刘丹而成为赵王的座上客。后又与赵太子发生龌龊，即入长安诣阙举报太子丹有种种不法事。武帝劾治刘姓诸王及家属极严，根据江充的举报，赵太子获罪死狱中。武帝赞许江充，任命他以谒者的官职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问他出使时做何计划，他说一切随机应变。江充在匈奴中活动了近一年，归后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为无定所的检察官——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京师治安，“督三辅盗贼，禁察逾制”。

江充

在任上，江充严厉劾察亲王贵戚及其子弟，敢于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赏识。“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例如，江充曾将在驰道中奔驰的武帝之姑馆陶长公主的车骑“尽劾没入官”。又曾惩办在御用驰道中疾驰的太子家使，太子亲自出面说情，江充也不给面子。江充在朝担任治安和警卫安全工作，很得武帝信任。有一天中午，武帝正躺在床上睡觉，忽然梦见几千个手持棍棒的木头人朝他打来，把他给吓醒了。他以为有人在诅咒他，立即派江充去追查。

而在公孙贺案结束后，江充目睹染病的武帝已然呈垂暮之色，知上皇已年老，怕他死后太子继皇位报复自己，在丞相刘屈氂的支持下，他决定借公孙贺一案陷害太子和卫皇后。江充为人心狠手辣，找了不少心腹，到处发掘木头人，并且还用烧红了的铁器钳人、烙人，强迫人们招供。不管是谁，只要被江充扣上“诅咒皇帝”的罪名，就不能活命。仅仅几日之内，被诛杀的人便已有数万之多。

在丞相公孙贺一家，还有卫皇后的女儿阳石公主、诸邑公主都被汉武帝斩杀之后，江充就更加放心大胆地干起来。他让巫师对汉武帝说：“皇宫里有人诅咒皇上，蛊气很重，若不把那些木头人挖出来，皇上的病就好不了。”于是，汉武帝就委派江充带着一大批人到皇宫里发掘木头人。他们先从跟汉武帝疏远的后宫开始，一直搜查到卫皇后和太子刘据的住室，但屋里屋外都掘遍了也没找到一块木头。为了陷害太子刘据，江充趁别人不注意，把事先准备好的木头人拿出来，大肆宣扬说：“在太子宫里挖掘出来的木头人最多，还发现了太子书写的帛书，上面写着诅咒皇上的话。我们应该马上奏明皇上，办他的死罪。”

眼看冤案就要罗织到自己和母亲卫皇后身上，太子情急，乃征求左右幕僚的意见。太子少傅石德劝刘据诛杀江充。他说：“先前的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及卫伉家人都已受陷害被杀。现在胡巫又来陷害太子，已挖到了木偶。皇上不会知道这是胡巫所设置，会认为我们真在诅咒他，我们无法自白洗清。我们与其坐而等死，不如动手杀掉江充和胡巫。难道太子忘掉前朝秦始皇的太子扶苏受冤屈而死的事情了吗？”(www.daowen.com)

此时江充逼太子甚急，太子在情急下同意石德所言。七月壬午，太子派人假冒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江充助手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身份，不肯受诏，被来人杀死。太子派人禀告皇后，又分发武器给侍卫，搜查全城涉嫌巫蛊之人，并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太子随即杀死江充，处死上林苑中的巫蛊术士。但是百密一疏，让苏文侥幸脱逃，苏文向武帝控诉太子起兵谋反，武帝开始并不相信：“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派使者召太子，但使者不敢到太子那里，回报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

父子终于失去了最后的沟通机会。被苏文等人连续欺骗两次后终于上当的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刘屈氂率兵平乱。事到临头，刘据只好打开武库，把京城里的囚犯武装起来，抵抗前来镇压“造反”的军队。并想调集胡人军团与北军，结果胡人军团被汉武帝调集镇压太子叛乱，北军监护使者任安受了太子的印后闭门不出。太子还向城里的文武百官宣布：“皇上在甘泉宫养病，有奸臣起来作乱。”这样一来，弄得城里的官民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在造反，就更加混乱起来。双方在城里混战了四五天，死伤无数，大街上到处都是尸体和血污。最终，太子因势孤力弱而兵败，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逃离长安，跑到湖县（今河南灵宝西）的一个老百姓家里躲藏起来。皇后自杀，太子的宾客多数亦被捕杀。

此时武帝暴怒，然而臣下却惧而不言，壶关三老茂上书说：“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的陷害困扰，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忍不住愤恨的心情，起而杀死江充，却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太子作为陛下的儿子，盗用父亲的军队，不过是为了救难，使自己免遭别人的陷害罢了，并非有什么险恶的用心，而在武帝震怒之时，智慧之人不敢进言，善辩之士难以张口，而此时上书，便是希望皇帝能够接太子回来，不要让他在外继续逃亡。”

这道上书言辞恳切，也合情理，武帝阅后醒悟，有悔意，但并未赦免太子。不久，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县令李寿知道了太子的下落，就带领人马来捉拿他。刘据无处逃跑，只好在门上拴了一条绳子，上吊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和那一家的主人，也被李寿手下的张富昌等人杀死。

后来，汉武帝派人调查，才知道卫皇后和太子刘据从来没有埋过木头人，这一切都是江充搞的鬼。在这场祸乱中，他死了一个太子和两个孙子，又悲伤又后悔。于是，他就下令灭了江充的宗族，宦官苏文被活活烧死，其他参与此事的大臣也都被处死。最后，汉武帝越想越难过，就派人在湖县修建了一座宫殿，叫作“思子宫”；又造了一座高台，叫作“归来望思之台”，借以寄托他对太子刘据和那两个孙子的思念。

上述之事是假借巫蛊之名发起祸乱，而在民间，还真的发生过放蛊害人的事件。

明英宗正统间（1436—1449年），江苏省吴江县的商人周礼从小在外经商，有一年在广西遇见了一位中年陈姓寡妇，经媒人说合后，周礼答应入赘陈家为赘夫，自此他就在当地落了籍，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光阴荏苒，一晃就是二十多年，他的儿子也有16岁了。人到中年以后，想起年轻时候的事，也会有落叶归根的念头，他的妻子劝止不住，只好由他去，并叫儿子跟他父亲一同回吴江老家瞧瞧。陈氏放了一个蛊给周礼，暗中告知儿子说：“你爸爸肯回来，就为他解蛊。”周礼父子回到吴江故乡，不到一年，周礼的蛊发作，每天要饮水一桶，肚子涨得像水桶那么大，儿子对周礼说：“父亲，我们还是回广西吧！”“我也想念你的母亲，但是生了这个怪病，走不动啊！”“爸，你这个病我会治。”“你又不是医生，你怎么会治病？”儿子照着母亲教他的方法，将他父亲的蛊病治好了，周礼的肚子里吐出了一条活的鲫鱼，这条鲫鱼就是他妻子放给他的蛊。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在江西省兴国县也发生过一件诉蛊的刑案。一户新迁入境的客家人赵如瞻，被村民曾起周等5人控诉放蛊害人，这件案子的经过是这样的：

赵如瞻从福建长汀迁到江西兴国县，独资开了一家油店，雇工人曾起周等5人榨油，除发给工资外，并供给他们午餐。曾起周等5人到油店后吃完第一次午餐后，就觉得肚子很痛，立刻回家请了一个医生治疗。医生以为他们生的是普通的腹痛，开方服药，但他们的肚子依然痛得死去活来，身体也一天一天的消瘦下来。另有3位过路人经过赵家油店，向他家店伙买桃子吃，他们3人吃下后肚子也痛起来了。曾起周和赵家店里的佣工吴老六有金钱往来，吴老六一天到曾家向他讨回借的钱，曾起周向吴老六说：“你把我的病治好，我就把借你的钱还给你；如果我的病治不好，甚至死了，你的钱就没人还了。”“你的病只有杨老六会医。杨老六是老板（指赵如瞻）从长汀带来的，他有一种解药可治好你的病。”吴老六为了讨回借款，向曾起周说出了秘密，曾就拜托吴老六转请杨老六给药治病，并给他一笔钱，杨老六只得偷偷地将解药交给吴老六。曾起周5人服了解药，没过多久就将赵家下的蛊毒从大便里解了出来，解下的蛊长有半寸，白色，蛊的口像针一样，颜色是青的。

曾起周的病稍有转机就迫不及待地向兴国县正堂控告赵如瞻放蛊害人，这件事情才公开出来。真相大白以后，吴老六、杨老六二人说出赵如瞻养的蛊，共有瓜蛊、蛇蛊和虫蛊等3种。瓜蛊就是瓜虫，形状像瓜，大小如一枚枣子。蛇蛊的形状像蛇。虫蛊比蛇小，数量很多。曾起周等8人中的蛊毒是赵家养的虫蛊，是从水里采来的一种草“鸡脊柴”造成的。

由于巫蛊施放容易，造成的危害巨大，对社会安定造成了威胁，历代律法对此都有严苛的限制。汉代的法律对于巫蛊的查禁规定就非常严格，如：放蛊人及教令者，弃市；坐妻为巫蛊，族；后坐巫蛊，族。后魏也有巫蛊律，《古弼传》中载：“有怨谤之言，其家人告巫蛊，俱伏法。”《隋书》规定“厌蛊”为“不通”，《隋书·郑议传》曰：“其婢奏郑议厌蛊左道，与母别居，为司所劾，由是除名。”隋炀帝时，有人密告卫昭王杨集咒诅，宪司希旨成其狱，奏杨集恶道，坐当死，天子下公卿议其事，杨素等曰：“杨集密怀左道，厌蛊君亲，公然咒诅，请论为律。”（《卫昭王杨爽传》）炀帝念他是至亲，把他免为庶人，没有取他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