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上过学的人都知道“推敲”一词，语文老师在作文课上总会唠叨——写文章要反复推敲。其来源于唐朝诗人贾岛在创作《题李凝幽居》一诗过程中的故事：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据《苕溪渔隐丛话》，贾岛写好此诗后，对其中“僧推月下门”一句感到不满意，欲将“推”易为“敲”——“僧敲月下门”。贾岛骑驴行路时仍在想着，一边念叨，一边比划，到底是“僧推月下门”形象，还是“僧敲月下门”有感觉？不知不觉间，驴子闯进了时任京城行政长官的韩愈的出行队伍中间。扰乱京官出行，这可是一起不大不小的事件。韩愈在了解情况后，不仅未责怪贾岛，还帮贾岛一块思考分析。韩愈认为“僧敲月下门”更好，敲门声在月光下响起别有韵味。两人还由此结下了很深的“布衣之交”——“推敲”一词也诞生了。

或许有人会惊讶于贾岛的才情，“月下僧人敲门”，一般人怎么也不会想起意境如此幽深的佳句啊。这固然因为贾岛本身非常有才，但与贾岛的出身和生活环境更有关系。据《唐诗纪事》，贾岛早年曾出家当和尚，法号“无本”。如果贾岛没有当过和尚，他能联想起僧人的夜生活情景吗？至于贾岛为什么后来又还俗了，也与韩愈有关。元和六年（811年）春，贾岛从长安到洛阳拜见韩愈，韩对贾的诗文十分赏识，便劝他还俗，参加科举，考试入仕。但贾岛屡考不中，举进士不第，仅做了参军一类的低层小官，这是后话。

“僧人月下敲门”，其实是一件很风流的事情，本是和尚出轨的隐语，诗外反映的是过去一些不守戒规的和尚与尼姑之间私会的“潜规则”，或许这就是贾和尚的“经验之谈”也未可知。

男人出家为“僧”，俗名“和尚”；女人出家为“尼”，俗称“尼姑”。但一个人只要出家，不论是和尚，还是尼姑，都是要断红尘，绝六欲。特别是男女间性事，必须杜绝，做到性冷淡。为此，过去寺庙里的山门在太阳一落下后，便要关闭，谢绝香客，与世隔绝。但是，“食色，性也”，一个人出家，红尘可断，性欲难灭。若是年老者还好办，有正常性欲的壮男寡女则难了。于是，总不免有尼姑“思凡”，和尚偷食禁果。难忍寂寞之下，暗度陈仓，弄出《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月下私会那类故事来。

而在贾岛生活的唐代，社会上对性的要求十分宽松，可谓比今天还要“性开放”些。和尚与香客、尼姑与施主、和尚与尼姑之间的风流韵事不断，不论是“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在当时都不算是新闻。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的关系，便是在武则天出家后建立的。据《唐会要》，“太宗（李世民）崩，武则天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身为已故皇帝的妃子，当了尼姑后是不可能再还俗的，武则天为什么可能？因为她与李治结合，从此事中可知那时寺庵内的“乱象”。

贾岛

但是出家人不得有性需求是硬性规定。那么如果有，怎么办？比较安全的办法是尼姑找和尚，和尚约尼姑，一般不会与俗人往来，以维护宗教自身形象和内部秩序。和尚庙附近必有尼姑庵的说法，可能就是这么来的。南宋周密著《癸辛杂识》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当年杭州附近有一座名叫“明因寺”的尼姑庵，这庵里便发生了和尚与尼姑通奸的事情。如果有大和尚来庵里了，晚上必会叫出年轻的尼姑陪睡。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和尚，越来越频繁的“来访”，庵里想出了一个法子，专门弄了一间“贵宾房”，名曰“尼站”。尼站内安排不少尼姑进去，接待这些有地位、有需要的和尚。

因而在过去，有的尼姑庵实际就是一处打着“佛门净地”旗号的妓院，庵内的尼姑就是削去青丝的暗娼。在这种情况下，和尚于月色之夜推开或敲开尼姑的房门，更是件自然的事情。为何会有这种“尼姑庵”出现？一是庵主为了“创收”，保持“香火”；二是有的嫖客有特殊的性心理，在腻烦了青楼女子后，对尼姑别有情思，尼姑经不住这种男人三番五次的勾引，而失身为妓。

自从贾岛将和尚风流现象入诗后，“僧敲月下门”这句过去出家人出轨隐语，便为更多的“俗人”知晓，不少文人出身的主政官员，甚至将之写进僧尼因性还俗的判词中。在清代，画家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县令期间，曾发生了一件僧尼私通案件：当地崇仁寺和大悲庵门对门，崇仁寺内的一名和尚与大悲庵内的一名尼姑对门相望，日久生情，导致私下通奸。僧尼的保密工作可能没有做好，这事让附近邻居发现了，邻居知道僧尼心虚，便欲敲诈他们。但僧尼不买账，于是邻居将此风流事告了官。僧尼被传唤到了县衙，郑板桥见他们年龄差不多大小，是天生的一对，不忍心“煮鹤焚琴”，拆散他们，于是责令他们还俗，结为夫妻，还提笔写下了这样的另类判词：

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

从今入定风规寂，此后敲门月影遥。

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

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

在历史上，确实有不少僧、尼、冠在不同程度地享受性的欢乐，甚至纵欲，毕竟人的情欲是很难被清规戒律所压抑以至于消灭的。因为人的素质不同，其后续的反应也自然不一样了。既然对皈依佛门、道门的目的和动机不同，那么对情欲的态度也自然会有所不同。有些人为僧或为尼、为冠是为了诚挚的信仰，他们遵守教规一般就比较自觉。但多数人是为各种境遇所迫或饱经世态炎凉而进入寺观寻求归宿的，例如有人是寄身寺观寻口饭吃；有些妓女年老色衰以后出家；宫人、宫妓入道也占了不小的比例，她们年老出宫后无依无靠，大多以寺观为最后安身之地，如唐代长安政平坊安国观中的女道士大多是上阳宫人。诗人曾有“萧萧白发出宫门，羽服星冠道意存”，“君看白首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之叹。敦煌莫高窟唐445窟壁画《弥勒经变》中所描绘的王室伎妃剃度图，就反映了早期妓女出家为尼的历史真实。画上有一大群伎妃被圈在帐中等待剃度，有二伎正在剃发，另有二伎已经剃完正跪在地上向佛礼拜。

至于是否有人怀着特殊目的而入教门的就很难说了，有些贵族妇女正是为了寻求一块自由、开放的土地而入道的。唐玄宗的胞妹玉真公主和同时出家的金仙公主就是这样，她们当了女道士后不失公主的一切荣华富贵，朝廷照例供给她们资财，然而生活却比做公主更自由，更不受约束。也正因为女道士生活更自由一些，所以公主们多半不入佛寺而入道观。(www.daowen.com)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不少女道士似乎是风流人物的代名词。那位入道的玉真公主在唐玄宗时代是有名的“交际花”，她常常出入宫廷，和哥哥唐玄宗以及达官贵族们一起游玩，唐诗中有当时近臣们专写与玉真公主同游的唱和之作。当时的女冠、女尼们常四处游历名山大川，李白曾送他的朋友女道士褚三清出游南岳，赋诗赠别说：“吴江女道士，头戴莲花巾……足下远游履，凌波生素尘。”看来这些女道士是很自由浪漫的。女道士有时在道观中公开讲经，惹得一些纨绔子弟前来争相观看：“华山女儿家奉道……洗妆试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讲真经……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迎脚不停……仙梯难攀俗缘垂，浪凭青鸟通丁宁。”韩愈的这首诗把女道士的容貌风姿以及招蜂引蝶的情况描述得非常生动。

这些女道士的交游很广，行迹放诞风流，她们广交达官名士，与他们诗词酬酢，吟风弄月，弹琴对弈，同席共饮，联袂出游，谈笑戏谑，可谓无所不至。当时有名的才女道士鱼玄机、李季兰等都可谓是“社交明星”。“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李季兰在开元寺与诸文士聚会，席上她巧妙地借“山气日夕佳”的诗句来讥诮刘长卿的疝气病，惹得举座大笑。女道士竟和男子开这种玩笑，其自由、开放可见一斑。在这些男女交往活动中，她们当然不会那么清心寡欲，而是无拘无束地追求着爱情。鱼玄机和温庭筠、李郢等名士都有爱情关系；李季兰与文士阎伯均、朱放等相恋至深；女道士宋华阳三姐妹与李商隐也有缱绻之情。这样的风流韵事在历史上、尤其是在唐代为数不少。

以上这些情况，从今日的宗教观点来看，实在是玷污教门，违反教规。但是从性学的观点来看，以上某些情况是人性自然地流露，是作为对性压抑的反动而出现的性放纵。而且，这和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分不开的，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耽溺于美和感官的享受，一般人的宗教信仰丝毫没有顾虑死后世界的不安，而只有追求现世的物欲。他们把追求物欲、情欲的满足和炽热的宗教热忱结合在一起，这往往是后人很难理解的。

和尚与尼姑之间的风流事在俗世中未免显得过于荒唐，除去风雅之客参与其中，民间俗人也时常打趣这两家佛门子弟的孽缘。时人曾编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日天降暴雨，一和尚与一尼姑同在山中的土地庙中躲雨，两人生了火后便各自安歇。睡到一半时尼姑突然醒来，发现和尚正拉着她的手，一脸红光，嘴角含笑。顿时大怒，想将手抽回，无奈力气太小，欲叫醒他，又怕他狗急跳墙，只能任其牵着，谁知这一牵便是一夜。次日雨停，尼姑羞愤之余捡起地上的木炭在墙上写道：

和尚装睡想瞒天，竟把贫尼手来牵。

路遇僧人需躲避，秃驴不是好东西。

混球一个！

写完拂袖而去。和尚见尼姑离开，便走到墙边，一看傻了，这还了得，若被路人看去岂不坏了名声？于是写诗辩白：

老衲昨日累久，梦遇故人挽留。

误牵道姑之手，调戏之意没有。

阿弥陀佛。

此种荒诞趣闻，野史中不知有多少记载。就这样直到民国初年，僧尼之间亦藕断丝连不曾断过。安徽寿县县城的箭道巷内有座尼姑庵，庵里有一个小尼姑，法号“觉云”。觉云年方二十，人长得漂亮。正值妙龄的觉云，难忍青灯之苦，于是不顾清规戒律，向县衙递交了还俗申请。当时的县长也是文人出身，讲究民主，反对封建，对觉云的行为深表同情，于是在还俗申请作了这样的答复：

小尼姑，名觉云，

喜红尘，厌佛门。

脱袈裟，着锣裙，

准、准、准！

准尼姑，寻夫君，

免得僧敲月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