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规定，男子16岁，女子14岁，就达到结婚年龄，可以自便。这项法令，继承了宋明的立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虚岁十四五岁的少年就可以成亲，是一种早婚制度。早婚是当时的习惯，在统治阶层和缺少劳动力的贫穷人民家庭中尤为流行。清朝的帝后是早婚的典型，顺治帝14岁大婚，康熙帝的婚事更早在12岁的童年时完毕，雍正帝的孝圣皇后结婚时13岁，乾隆帝算晚婚的，大婚时也才17岁。帝后的婚龄之早，表现了皇室、贵族、官僚等社会上层家庭婚龄的一般情况。社会下层的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为了获得劳动人手，常给年岁尚幼的儿子娶年长的媳妇，形成小女婿的社会现象，这在北方尤为习见。

在中国历史上，婚龄的规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有所变动。在长期的战争年代，法定婚龄偏小，如南北朝时期北齐后主（565—577年在位）规定，女子14岁到20岁之间必须出阁，北周武帝建德年间（522—577年）强制15岁以上男子、13岁以上的女子成亲。在一次大的战争之后，婚龄也在实际上被提前了。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规定女子在15岁至30岁之间必须出嫁，否则多征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的法令，强制男子20岁、女子15岁以上成家。这些婚龄的规定，是实行鼓励人口增加的政策。因为战争使人口锐减，统治者为增加劳动力和补充兵源，强迫青少年早婚以增加人口。

清代的婚龄法规是稳定的，虽然没有强制青少年结婚，但实际是鼓励早婚，鼓励人口的滋长。在清代，人口的猛增成了爆炸性的问题，由顺治七年（1650年）的1060万人，增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4亿1281万人。早在清朝前期，康熙帝、雍正帝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屡屡说人民生计困窘，是由于“生齿日蕃而田不加辟”造成的。乾隆帝在晚年更惊呼他的属民比其祖辈时跃增15倍，表示出他对民生问题的担忧。但他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只说些要求小民“俭朴成风，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的陈词虚语（《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康雍乾时之所以没有推迟结婚年龄、限制生育的措施，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认为子孙多是好事——“多子多福”。如雍正帝祝愿宠臣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鄂尔泰报告已有5个儿子，雍正帝说他的祝愿实现了（《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而雍正帝的父皇康熙帝则有儿子35个，女儿20个，堪称“多子翁”。

人们希望多生，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宗法私有制，需要有血缘关系的财产继承人，在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的社会，家庭需要及时补充劳动力，这就是早得子、多生子的思想意识和现象的产生根源。由此而派生的早婚制度就不难理解了。早婚还表现在童养媳习俗上。童养媳，又称“待年媳”，就是由婆家养育女婴、幼女，待其成年后与婆家的后嗣正式结婚。童养媳在清代几乎成为普遍的现象。童养媳的年龄大多很小，有的达到了清代法定婚龄，也待年在婆家，则是等候幼小的女婿成年。

童养媳婚姻的流行，有着广泛的社会原因。

第一，贫穷的人家生下女儿无力养活，就把她给了人，长大了成为抚养者家中的媳妇。安徽绩溪县这种情形很多，所以嘉庆年间修《县志》，说贫者“女生畀人抱养，长即为抱养者媳”。

第二，结亲聘礼重，婚礼浪费大，陪嫁多，而这种习俗常人又无力抗拒。童养媳习俗可以大大减少这种开支。男方抱养待年媳不需要彩礼，等到正式结婚，仪式要比大娶简单得多，不需要花多少钱，女家也不需要陪嫁妆，没有破家嫁女之忧，所以同治年间纂修的江西《新城县志》说到当地童养媳盛行，强调“农家不能具六礼，多幼小抱养者”。婚礼习俗，成为童养媳习俗形成的一个原因。

第三，清代社会还有公婆或丈夫病重提前娶媳妇的习俗，这种做法叫作“冲喜”，希望病人好起来，这成为出现童养媳的又一个原因。

童养媳习俗使幼女身心遭到无情的摧残，她们多受夫家，尤其是婆母的虐待。“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一首收于《郑板桥集》的同情待年媳的题名《姑恶》的诗，他写道：

小妇年十二，辞家事翁姑。未知伉俪情，以哥呼阿夫。(www.daowen.com)

两小各羞态，欲言先嗫嚅。翁令处闺阁，织作新流苏。

姑令杂作苦，持刀入中厨。……

析薪纤手破，执热十指枯。翁曰是幼小，教导当徐徐。

姑曰幼不教，长大谁管拘！恃其桀傲性，将欺颓老躯。

……

岂无父母来，洗泪饰欢娱。岂无兄弟问，忍痛称姑劬。

疤痕掩破襟，秃发云病疏。一言及姑恶，生命无须臾。

清吴友如绘《劝母止虐》，表现了恶婆毒打童养媳的情形：恶婆要把童养媳纳入规范，动辄打骂，并强迫幼女从事力不胜任的家务劳动。童养媳在这种迫害下，还不敢向娘家的亲人诉说。这样的恶婆婆不是个别的，她们要降伏儿媳，以使后者规规矩矩地侍候公婆丈夫。“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待到小字辈熬成婆婆，又以婆婆的方式虐待自己的童养媳或儿妇。有的童养媳还被婆家当作财产而出卖，同治朝《上海县志》卷20就记录了一位贫民把童养媳卖给妓院。再如阳湖县有一个佃农为了交地租，要把童养媳出卖给人为妾（道光朝《武阳合志》卷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