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把出卖肉体的女性称作妓女，其实，男人作娼，出卖自己的肉体也是自古有之，并和妓女的历史一样漫长。但是对于男妓，历史似乎三缄其口，史料中鲜有记载，这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在夫权意识的统治之下，社会对男人出卖色相和肉体极为鄙视和厌恶，认为男妓现象是对封建社会男性地位及尊严的莫大侮辱。

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妓的出现首先是为了满足拥有地位和财富的贵族女性的。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便是武则天广罗天下美男子供自己娱乐，号称“面首三千”的史实。但实际上，中国古代皇族内部的女人，除非当了皇帝或成了实际上的皇帝的（如武则天、吕雉、慈禧等），多数不但没有多大权力，甚至连女人的权利也没有。她们中，有终身难见君王的，有被迫下嫁异邦的，有被皇帝打入冷宫或赐死的……在这样的悲剧背景下，一位勇于争取女权兼皇权的女人的出现，却为中国男妓的历史添上了重重的一笔。

山阴公主刘楚玉是南北朝时期宋明帝刘彧的姐姐。她的丈夫是驸马都尉何戢。有一天，山阴公主向皇帝弟弟提出了一个使人意想不到的意见：“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惟驸马一人，事太不均。”这个意见是说，我和你虽然性别不同，但都是先帝的骨肉，你在六宫有上万的女人，而我只有驸马一个，太不公平了啊！刘彧大概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于是给予了她郡王的待遇，又亲自为她配置了30位面首，供其淫乐。所谓面，是面貌漂亮；首，是头发漂亮。面首在古代是男宠、男妾的代称。但是，山阴公主还不够满意，她又看上了吏部郎褚渊，向刘彧提出要他，刘彧也答应了。“见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但褚渊才当了10天面首，就被山阴公主强迫得受不住了，直到以自杀相威胁才得以脱身。

在中国，同性恋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华夏始祖黄帝。清代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中说：“杂说称娈童始黄帝。”中国古代对同性恋有许多称谓，例如“分桃”（也称为“余桃”，出自卫灵公和他的男宠弥子瑕）、“断袖”（出自汉哀帝和他的男宠董贤）、“安陵”（出自楚共王和他的男宠安陵君）、“龙阳”（出自魏王和他的男宠龙阳君）等。汉代以前“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此风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至唐朝与五代期间，男色之风渐衰。然而到了宋朝又兴盛起来。

龙阳君是中国正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同性恋者，尽管历史上并没有记录这位美男子的真实姓名，《战国策·魏策》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天，他陪魏王钓鱼，钓得十条大鱼，不觉泪下。魏王问他何故伤心，他说：“我刚钓到鱼时很高兴，后又钓了一些大的，便想把前面钓的小鱼丢掉。如今我有幸能与大王共枕同寝，但四海之内，美人甚多，闻知臣得幸于大王，必定打扮得花枝招展来向陛下献媚，臣就像前面钓到的小鱼一样，也会被抛弃，臣怎能不哭呢？”魏王听了很感动，便下令：四海之内，有敢向我介绍美女的，我就灭其族！并封他为“龙阳君”。从此，“龙阳之癖”便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

与龙阳君相似，《战国策·楚策》中的安陵君也有类似情况。他是楚共王的男宠，有人提醒他，色衰会爱弛，应该向共王表态，连死也跟随他，就能得到长期的信任与眷顾。他找了一个机会和共王讲了，共王大为感动，封他为“安陵君”。所以，后来同性恋也被称为“安陵之好”。

从历史资料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同性恋风甚盛。《吴下阿蒙·断袖篇》记载，向魋是宋恒公的男宠，位至司马，很受宠幸。有一次，向魋知道恒公之子公子佗有四匹白色的骏马，想要，恒公就瞒着公子佗，将马的尾鬣染成红色送给了向魋。后来公子佗知道了，大怒，派人将马取回。向魋很害怕，想逃走。恒公知道后，闭门而哭，眼睛都哭肿了。至于卫灵公和宋公子朝的关系，则充分说明了当时宫闱之淫乱。《国语·左传》载，大夫公子朝有宠于卫灵公，而他和灵公之母夫人宣姜以及灵公的夫人南子都发生了性关系。公子朝怕事情泄露，就勾结了一帮人作乱，将灵公逐出卫国。后来灵公复国登位，公子朝只好和南子出奔晋国。可是卫灵公却以母亲想念儿媳妇为由，把公子朝召回卫国。当然，并不是所有男宠都有好下场。例如卫灵公的男宠弥子瑕私驾灵公的马车去探母病，论律要砍去双腿，灵公却赞其孝；弥子瑕吃了一口桃子，把剩下的给灵公吃，灵公又说弥子瑕多么关心他（后人因此将同性恋称为“分桃之爱”，此事《韩非子·说难篇》、刘向《说苑》等均有载）。以后弥子瑕年老色衰，灵公对他开始生厌，以上这些事就都成为了他的罪状。

春秋战国时期，在同性恋的问题上不仅是上淫下，而且有下欲淫上的事。《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生得漂亮，有一次一个小官员一直轻佻地盯着他看，当景公发现此人是因为他生得姣美才这么看时，十分恼怒，要杀这个小官员。于是晏子劝景公：拒绝别人的欲望，是“不道”的，憎恶别人的爱慕是“不祥”的，虽然他意欲于你，但还不至于杀头。景公听后，只说：有这样的事吗？那么在我洗澡的时候，让他来抱我的背好了。《吴下阿蒙·断袖篇》也提到了身为贵族的襄城君受不住自己部属的挑逗，而与之相好的事。这些事，都说明了在当时同性恋已成为一股风气。

在汉朝，皇帝们拥有男宠是相当普遍的。在两汉25个刘姓帝王中，有10个皇帝有男宠，占到40%，至于其他60%的汉朝皇帝，也不是完全没有男宠，只是其事迹不那么突出罢了。当然，皇帝并不是只有一个男宠，例如那个史称拥有宏图大略的汉武帝，男宠就有5个之多。这些汉朝皇帝的同性恋，准确地说，应该是“双性恋”，因为他们一方面妻妾如云，迷于女色；另一方面又沉湎于男宠。他们和男宠的关系，和后世的达官贵人玩弄“相公”、“小唱”不同，他们和男宠往往有较为真挚的感情。在汉代，色臣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一旦受到皇帝恩宠，便被授以重位，不仅内承床笫之私，而且外与天下之事。如汉文帝宠邓通、汉武帝宠韩嫣，邓通、韩嫣便被官拜上大夫，得赏赐巨万。

汉文帝是开创“文景之治”的英明皇帝，是汉朝最勤俭的皇帝，他连一件穿破了的衣服也舍不得丢掉，但对男宠邓通的宠爱却无以复加，在邓通身上所花的钱难以计数。邓通是蜀郡南安人，他的得宠是因为汉文帝做了一个梦而引起的。据《汉书·佞幸传》记载，有一次汉文帝梦见一个在宫掖池中撑船戴黄帽的小吏，从后面推他上天，到达长生不老的仙境。文帝回头一看，这个人的衣襟系在后面，梦醒后文帝就派人去找这个“小吏”，结果找到一个也把衣襟系在后面的人，这个人就是邓通。因他的姓名和“登通”的音相同，文帝十分高兴，逐渐对他加以宠幸；邓通也天天陪伴文帝，不事外出，甚至连要沐浴的日子也留在文帝身边，文帝由此更加宠爱他，赏赐他的财物以千万计，官拜上大夫。

有一次，汉文帝命一位有名的相士给邓通相命，相士说他会贫饿至死，文帝很不高兴地说：“能富通者在我，何说贫？”于是赏赐蜀郡的严道铜山给邓通，使他享有铸造钱币之权，这种把国家的造币权赏赐给人的行为实在是历史上少有的，于是邓通富可敌国，当时就有“邓氏钱布天下”的说法。可是，历史上往往有这么一个规律，一个人如果过于受皇帝宠幸，权势过大，过于富有，往往会在宫廷之中受妒。这对那些没有什么才干，只会媚上的男宠来说更是如此。有一次文帝生疮流脓，邓通用口吮之，文帝大为感动，并且问邓通，谁最爱朕？邓通说，当然是太子。于是文帝就要考验太子一下，当太子前来请安时，文帝叫太子替他吮脓，太子面有难色。文帝说，邓通已经这样做了。太子很惭愧，因而嫉恨邓通。文帝一死，太子即位为景帝，立即罢免邓通，后来又抄了他的家，并且不许任何人接济他。最后，邓通正如那位相士所言，被活活饿死了。

其实，邓通还不算是很跋扈的男宠。汉武帝的男宠韩嫣和武帝一起同卧同起，形如夫妻，官至上大夫，受赏赐之多可与文帝之与邓通相比。但韩嫣十分跋扈，他喜欢弹丸，丸都为金制，每天都会弹失十多颗，所以当时在长安有俗话说：“若饥寒，逐金丸。”意即跟着韩嫣拾金丸就能发财。有一次江都王（武帝的弟弟）入朝，与武帝一起到上林御苑打猎，武帝叫韩嫣率领百余骑兵乘车先去，江都王以为是武帝来了，立刻在路旁跪下迎接，可是韩嫣却纵车而过，置之不理。江都王感觉受到莫大的侮辱，向母亲（皇太后）哭诉，于是皇太后就十分厌恨韩嫣。韩嫣仍不收敛，仍恃宠而骄，随意出入皇帝的寝宫。最后，被皇太后抓住把柄，赐他死刑，虽然武帝极力说情，仍不能免。

在皇帝和男宠有着很真挚的感情方面，汉成帝和张放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张放官居富平侯，他的曾祖父也是官拜大司马，他的母亲还是公主之女，可谓满门显贵。张放年少英俊，而且十分聪明，所以为成帝所宠幸，并且将皇后的侄女嫁给他，婚礼极其奢侈华丽，赏赐以千万计。成帝经常和他一起出游，微服私行，几年内一起去了不少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张放就受到一些贵族、特别是几个国舅的妒忌。这些人在太后面前说张放的坏话，太后认为皇帝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却行为不检，都是张放所致，所以就找了一个罪名，把张放放逐到外地去。成帝十分想念张放，多次召张放回京，又多次迫于太后、贵族和大臣的压力而流着泪再叫张放走。在他们分离时，通信不断。过了不久，成帝驾崩，张放也日夜思念，哭泣而死。(www.daowen.com)

如果以上这件事发生在男女之间，那么这也是可以和“孔雀东南飞”、“梁山伯和祝英台”媲美的一段佳话了。可是，这种事发生在两个男子之间，又该怎么看呢？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实在太复杂，如果仅从汉成帝和张放的关系来看，确有情真意挚的一面。可是成帝却是汉朝一个较为荒淫的皇帝，他的最大嗜好就是观赏身穿薄露纱衣的宫女。他还经常微服去民间寻访美女。有一次，他微服到阳阿公主家，见到歌舞女赵飞燕，就召进宫，后来废许皇后，立飞燕为后；又把飞燕妹合德召进宫，陷于淫乱，旦旦伐性，并因此而送了命。由此看来，汉成帝实际上是个双性恋者。这种情况在宫廷、达官贵族之间相当普遍，例如汉武帝，一方面拥有不少男宠；另一方面又大召美女，大建宫第。据《三辅黄图·未央宫》载：“武帝时，后宫八区，有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凰、鸳鸯等殿，后又增修安处、常宁、茞若、椒风、发越、惠草等殿，为十四位。”“掖庭总籍，凡诸宫美女万有八千。”

成帝之后，汉哀帝与董贤的故事更为人所熟知。汉哀帝偶然见到了董贤，“悦其仪貌”，一见钟情，即拜董贤为黄门侍郎，并将其父迁为光禄大夫。不久又升董贤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钜万，贵震朝廷”。甚至董贤在与哀帝同床共寝时，压住了哀帝的一只衣袖，哀帝宁可用宝剑斩断衣袖，自己悄悄地爬起来，也不愿因自己的不慎而惊醒爱宠的美梦。后来哀帝对董贤的宠幸加码，又迁董贤的父亲为少府，赐爵关内侯，董贤的妻父也封为将作大匠；连董家的僮仆也破例受到赏赐。董贤本人，经过柔媚婉曲的不懈追寻，终于诏封为高安侯，食邑千户。不久又加封二千户，与丞相孔光并为三公，权力之大，几乎“与人主侔矣”。而一次在麒麟殿的筵席上，哀帝趁着酒意，竟扬言要效法尧舜禅让之制，把帝位禅让给董贤。吓得群臣慌忙奏报：“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无穷。统业至重，天子无戏言。”哀帝听了老大不高兴。如不是几个月之后哀帝驾崩，这件事情如何发展，还真的难以预料。

这也就难怪《史记》、《汉书》两书均重视色臣专宠的问题。班书针对董贤的教训，认为西汉的衰亡，“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违背了孔子关于不“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的遗教。他谆谆告诫后世，一定要懂得“王者不私人以官”的道理。司马迁身遭李陵之祸，在武帝之世言“今上”，运笔较为含蓄，不正面论及蓄宠者的是非得失，而是通过记述史实，证明邓通、韩嫣、李延年一干宠臣，到后来非逐即诛，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他的结论是：“甚哉，爱憎之时！”意思是说，既然以色事人，就会有因色衰而爱弛的一天，色臣们固宠虽然有方，却无法抗拒“爱憎之时”的客观规律。

但史家的警策之论只不过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史本身并不因此有任何改变。汉以后男宠色臣现象更为严重，直到南北朝时期，一些王朝的濒于危亡也与这一现象有一定关联。沈约撰《宋书》，追溯刘宋一朝的兴衰，毫不宽贷“易亲之色”和“权幸之徒”的危害，根据《汉书》的《恩泽侯表》及《佞幸列传》的名目，别列《恩幸篇》，痛陈民何以“忘宋德”的原因。其中写道：“人君南面，九重奥绝，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幸生，信由恩固，无可惮之姿，有易亲之色。”又说：“挟朋树党，政以贿成，钺创痏，构于筵第之曲，服冕乖轩，出乎言笑之下。”缕陈条析得头头是道。司马迁在《佞幸列传》结尾处曾说：“自是以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不愧为远识卓断。最高统治者“以色取人”和权佞色臣以色固宠，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乱源，不论这中间表现形式生出多少变化，王者“亲便嬖”、“私人以官”则可以把任何健全的选官制度都变成有其名而无其实。

古代男妓之风之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特别是五代至宋，男妓兴盛之况不仅存在于宫廷，也存在于民间，不由得让我们现代人感叹古代先人的“开放”。宋时，男妓的工作场所被称之为“蜂巢”，大概有招蜂引蝶之意。《癸辛杂识》记载说：“吴俗此风（指男娼）尤甚。”说这些男妓“皆敷脂粉”，穿着打扮极为华丽，“呼谓亦如妇人”。这些模样俊俏的男子，不仅能言善道，琴棋书画也样样得心应手。女人在“蜂巢”不仅仅是寻求肉体上的欢愉，更是为了得到精神上的放松。的确，和一些年轻貌美，谈吐不俗的优雅男子在一起，怎不让这些来自上流社会的女人流连忘返呢！但是，男妓之风气虽然昌盛，可是，毕竟此举不能登大雅之堂，特别是一些社会上的闲散无赖男子，凭自身些许姿色，骚扰滋事，扰乱民间，败坏社会风气，因此政和（宋徽宗年号）年间，始立法告捕，规定凡是男子为娼者，一旦发现，要“杖一百”，对揭发者“赏钱五十贯”。

尽管男妓被古代主流社会所不齿，甚至遭到严厉打击。可是，有需求，就有市场。宋朝的男色依旧鼎盛。元代此风似稍衰。到了明朝，男色又开始兴盛。那时候，无论是皇帝还是老百姓，皆以狎男妓为时尚。史书上，有关明代福建男妓的记载比较丰富。《灯俞前琨散》说，闽有一女子，丈夫出海遇险，女子苦苦思念，夜夜都要到海边遥望丈夫出海的远方。此时，有一貌美男子在海边吟唱，凄婉的歌声唱出了女子对丈夫的思念。随后，女子就与这貌美男子同居了。女子动了真情，想与貌美男子结为夫妻，可是，貌美男子说他是专门排遣孤独女人寂寞的，为钱不为情。女子伤心落寞，抑郁而死。明代福建男妓行业非常发达，这些出卖肉体的男子，服务对象不分男女。当时福建有这样的风俗，男子出海，不得有女子相随。一方面，由于明代海上海盗出入频繁，有女子在船上，受到的威胁更大；另外又有迷信的说法，认为女子在船上不吉利。而出一次海一般都是十天半个月，有时甚至大半年，年轻气盛的男子为了解决性饥渴，就会找一些貌美男子，也就是男妓同船。男妓出海虽然可以赚些钱，但毕竟很苦，一些好吃懒做但模样有几分英俊的男子就干脆干起满足他人性饥渴的营生，在陆上为独守空房的女子服务。但是，有血性的男子是不甘成为“男色”的。《柳南随笔》说，一个叫李二哇的俘虏，可谓英俊而神勇。打仗的时候，每每都是身先士卒，锐不可当。后来被敌方生擒，敌方将领对这位英俊而神勇的俘虏非常喜爱，“欲与昵”，但李二哇坚决不从，自杀身亡。有诗歌记载了这段历史：“花底秦宫马上飞，每番先阵入重围。可怜拚得刀头血，不向勤王队里归。”

到了清代，同性恋风气仍然盛行，因此，有关部门甚至颁布这样的法令规定：“优伶的子孙，以至于受逼为奸的男子，不许应科举考试。”但是，由于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蓄养相公成风。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称“男风”，小孩被称为“相公”或“象姑”。这种“私寓”制度，直到清末民初，才因有伶人出面倡议而被废止。清初诗词大家陈维崧与优伶徐紫云的同性恋不仅不是秘密，而且路人皆知。陈维崧的《贺新郎·云郎合卺为赋此词》是同性恋文学史上最具文采的一首词：“六年孤馆相偎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飏。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只我罗衾寒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努力做，稾砧模样。休为我，再惆怅。”

此外，故宫博物院里有一本《板桥自叙》，在其中，郑板桥就提到了自己有“断袖之癖”，说自己“酷嗜山水，又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指的就是同性恋。《墨林今话》的作者蒋宝龄也说郑板桥“不废声色，所得润笔钱随手辄尽”。郑板桥一生养过多个男宠，其做官的俸禄与卖画所得的钱，有许多是花在此事上了。郑板桥也曾不无伤感地坦陈“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而来耳”。郑板桥71岁时，曾与时年48岁的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有过一次会晤。二人乘兴唱酬，甚为欢畅。酒至半酣，板桥说：“今日之衙门，动辄板子伺候，那板子偏又打在桃臀之上。若是姣好少年，岂不将美色全糟蹋了？我要能参与朝廷立法，一定将律例中的笞臀改为笞背，这才不辜负了上天生就的龙阳好色。”而有龙阳之好的袁枚一听，立即产生“与我心有戚戚焉”的认同感。其实，袁枚在同性恋上并不输于郑板桥，他年近七旬时还收了年轻貌美的男秀才刘霞裳做学生，师徒偕游，双宿双飞，一派名士风流。《随园轶事》对袁枚的龙阳之好有载：“先生好男色，如桂官、华官、曹玉田辈，不一而足。而有名金凤者，其最爱也，先生出门必与凤俱。”

清代著名小说《聊斋志异》第三卷《黄九郎》一节，有一段聊斋先生“笑判”同性恋的文字，甚为有趣：

男女居室，为夫妇之大伦；燥湿互通，乃阴阳之正窍。迎风待月，尚有荡检之讥；断袖分桃，难免掩鼻之丑。人必力士，鸟道乃敢生开；洞非桃源，渔篙宁许误入？今某从下流而忘返，舍正路而不由。云雨未兴，辄尔上下其手；阴阳反背，居然表里为奸。华池置无用之地，谬说老僧入定；蛮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帅称戈。系赤兔于辕门，如将射戟；探大弓于国库，直欲斩关。或是监内黄，访知交于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钻报于来生。彼黑松林戎马顿来，固相安矣；设黄龙府潮水忽至，何以御之？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

蒲松龄如此大评同性恋，可见同性恋现象在清代社会之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