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字狱始见于洪武七年（1374年）。时苏州知府魏观将新府衙建于张士诚宫殿旧址，高启作《上梁文》中有“龙蟠虎踞”四字，因此触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讳而被杀。洪武十七年以后，又先后发生多起因上贺表、谢笺引起的文字狱。据载，因当时勋臣不满朱元璋重文轻武，遂进谗言“文人善讥讪”，朱元璋从此对天下章奏动辄生疑忌。洪武二十九年，礼部颁行谢表式后，不再发生以贺表、谢笺获罪之事。但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中，考官因所进试卷中有“一气交而万物成”及“至尊者君，至卑者臣”，被认为讥讽朝廷，有凶恶字而获罪。明初文字狱贯穿洪武一朝，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推行文化专制统治所采取的极端手段，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效法。

朱元璋统治时期，文士以表笺文字不当而罹罪为最多。按照明朝初年的习惯，每逢正旦、万寿节及册立东宫，内外文武大臣都要献上表笺庆贺。而各级文武大臣娴于文辞者并不多，于是撰写贺表的任务大部分落在当地教官的身上。朱元璋知文士有讪讥之好，故而对这些表笺格外在意。果然，一些表笺被他看出了“破绽”，朱元璋毫不犹豫，亮出了屠刀。当时以表笺文字犯忌讳者中，大部分是因为用了“则”字。当时的江淮方言，“则”与“贼”读音相似，朱元璋以为这是在讥讽他有落草为寇的经历。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万寿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因其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被杀，等等。

朱元璋迫害儒士制造文字狱案，完全凭主观猜测，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且置人于死地的花样离奇、手法恶劣，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归纳起来，其手段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以附会字加罪于人。

当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来复，朱元璋请他吃饭，来复谢恩诗称：“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见诗大怒：“汝用‘殊’，谓我是歹朱耶！又谓‘无德颂陶唐’，欲以陶唐颂我，而未能也。何物奸僧，大胆如此！”遂斩之（《明朝小史》卷1）。这位和尚虔诚的拍马屁，万没想到朱元璋用字形分解法来加罪于他。又有位擅长书法的中书舍人詹希原，朱元璋命他书写太学“集贤门”额匾，因“门”右直微勾起，朱元璋就挑眼说：“吾方欲招贤，原乃闭门，塞我贤路耶！”遂诛之，并粉涂其钩（马朴《谈误》卷4）。“门”字右直挑钩，是千古规范字体，怎么到了朱元璋那里就不能挑钩？朱元璋自己所写的“门”字也是“右直微勾起”，这就具有讽刺意味了。

朱元璋

第二，用同音、方音曲解文义加罪于人。

明初名儒卢熊曾为兖州知州，以印文篆书“兖”字类“衮”字，上书请改正。朱元璋看了大为恼怒，说：“秀才无理，便道我衮（滚）哩！”几被祸（《水东日记》卷4）。卢熊以后仍坐累而死。其他如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贺正旦表》，内用“睿性生知”被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州作《贺正旦表》，内用“圣德在秋”被诛。以上诸条，朱元璋用他的淮南方言读，“则”、“贼”同音，“作则”即“做贼”，“生知”即“僧知”，“圣德”即“僧得”，都成了揭他老底的文字。又如，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作《贺赐马匹表》，内用“遥瞻帝扉”被诛；尉氏县学教谕作《贺万寿表》，内用“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被诛，因为“帝扉”同音“帝非”，“法坤”被读为“法髡”，“藻饰太平”被读为“早失太平”，这都是骂朱明王朝短命的字音。甚至“万寿无疆（通强）”、“天下有道（音盗）”，被他读为别字“强盗”，真是蛮横迫害，毫无道理。

第三，疑文字触犯皇权而加罪于人。

在中国文字狱史上，罗织的罪名恐怕没有比明初文字狱更荒唐可笑的。文化素养较低的朱元璋，就像乡间的盲人，用低级文字游戏胡乱附会，迫害儒士，造成许许多多的冤案。因此，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到二十九年（1396年）——即他死的前两年，文字狱长达13年之久，死者不可胜计，不仅摧残了文化，还严重禁锢了知识群体的思想。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理由之荒唐，是前无古人的。其原因，当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朱元璋自身的特殊性是导致文字狱产生的直接原因。以上表笺内容中有很多和“僧”、“贼”有关，而朱元璋对“僧”、“贼”这样的字眼相当敏感。这和他的出身有关。朱元璋出身微寒，为生计出家到皇觉寺当了和尚，后加入农民起义军，终成大器，年号洪武。虽然这时他已位居九五之尊，但他不光彩的为僧为盗生活史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不光彩的过去成了朱皇帝的雷区，触之即发。

其次，特殊的君臣关系是洪武文字狱的推动因素。草根出身的朱元璋，并非一开始就对知识阶级心怀疑惧。相反，跟元末其他起事豪强相比，朱元璋基本可以称得上是礼贤下士的典范。这就形成在功臣序列里，文官地位普遍高于武将的局面。于是那些曾为朱家江山浴血奋战的武将们在感叹“兔死狗烹”之余，不忘诽谤一下士人，以捍卫自己专宠的权利，以“《孟子》有‘士，诚小人也’句”来挑拨朱皇帝和文臣之间的关系。在朱皇帝看来，读书人巧断句读，活用词意，实在是一件可憎的事。在草根出身的自卑情结的作用下，“由此览天下奏章，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

再次，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专制制度是文字狱产生的根本原因。在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下，皇帝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君臣关系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历代帝王也随心所欲地运用这份权力，对“不顺者”以文字狱加之。专制政治越完善，文字狱的发生就越频繁，波及的面就越大。

朱元璋式的文字狱最大的特征，就是他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也正因如此，洪武文字狱才更具有威慑力。明初的作家如刘基、高启，在文学上还是很有作为的，可谓开了明诗创作中简单率直的诗歌风气之先声。但朱元璋借胡惟庸之手毒死了刘基，用文字狱害死了高启。从此以后，君威难测，文人陷入左右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文字狱败坏了文风，导致“台阁体”诗词侵霸文坛。“台阁体”诗词的出现和繁荣，是中国文化史的倒退，而文字狱就是这一倒退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文字狱摧残了士人的身心，是加深中国文人“奴性品格”的助推器。文字狱对文人不仅是身体上的迫害，更是精神上的摧残。以自尊、气节安身立命的士人在文字狱的淫威下渐有斯文扫地、气节不存之趋势。文人越来越多地趋炎附势、俯首听命，使中国人独有的“奴才哲学”愈加完善。

最后，文字狱阻碍了文学的发展，是明朝文坛沉寂与衰退的主导因素。朱元璋式文字狱更大的杀伤力在于，它绞杀了汉语的隐喻功能，明以后的汉语，已经无法完整营造出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急速过渡的准确意象。文字狱从肉体到精神对士人惨无人道的摧残和迫害，使一些士人诚惶诚恐地远离了文学创作，任由明朝的文学园地荒芜。(www.daowen.com)

总之，洪武年间的文字狱因其“非意识形态”性把中国明代文学带入阴暗的地狱，它摧残了中国的文化，阻碍了文学的发展，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大缺口。

朱元璋大兴文字狱疯狂屠杀天下士民的血腥历史已是广为人知，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人知道，明代文字狱其实不止洪武一朝，而是贯穿了明代两百多年，其血腥恐怖程度，并不在清朝文字狱之下。下面我们就从明朝成百上千的文字狱血案里，继续举出一些最典型的案例来看一看明代文字狱究竟有多么血腥、多么残忍。

在朱元璋之后，朱棣可谓是继其父之“余烈”，发扬文字狱精神的又一“雄主”。他刚坐上龙椅没多久，就迫不及待对臣民挥动起文字狱的屠刀。永乐元年（1403年），南昌知府叶惠仲与其兄叶夷仲直书靖难事，遭族诛。叶氏兄弟家族血案是首例在永乐时代惨遭文字狱荼毒的案例，虽然其惨烈尚不如方孝孺十族全诛一案，但是方孝孺是作为政治反对派被镇压，跟叶氏兄弟家族因文字狱遭灭门惨案有本质的不同。永乐三年，庶吉士章朴因家藏有方孝孺诗文，被人揭发，朱棣大怒，下令逮捕章朴，“戮于市”。因为朱棣曾经下诏昭告天下，收藏方孝孺诗文就是死罪。因此，章朴之死正是撞在枪口上。

因政治迫害大兴文字狱虽然残酷，还是事出有因。然而朱棣发动的文字狱有些却是莫名其妙，纯粹是暴戾淫威的体现。如永乐二年，江西饶州府儒士朱季友来南京向朝廷献书。只因该书批判宋儒理学不对朱棣的胃口，朱棣因此小题大做大动干戈，公然声称：“愚民若不治之，将邪说有误后学。即遣行人押还乡里，会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县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检所著文字，悉毁之，仍不许称儒教学。”（《明太宗实录》卷33）

最为可叹的是，朱棣大搞文字狱居然针对起元代兴起的杂剧文化。永乐元年七月，刑科给事中曹润等上奏社会上有亵渎帝王的杂剧流行，奏云：“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娼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曹润等帮闲官僚的建议正合朱棣推行专制政策的胃口，于是下令五日内统统烧毁，还公然威吓天下士民：“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见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0《国初榜文》）不能不说朱棣的这种野蛮政策影响是相当坏的。大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针对明初杂剧文化万马齐喑的可悲现象说道：“元人生气，至是顿尽！”寥寥八字，蕴含了多少历史的悲凉与辛酸！

继朱棣大兴文字狱对元杂剧下刀子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又对民间传奇小说动手了。《明英宗实录》里清楚记载了这样的历史：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为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从以上这份朱明官方罪恶自供书里，后人读后可以想象，那种专制条件下的严禁政策不知使得多少元末流传下来的优秀文化作品被毁灭殆尽。

朱祁镇炮制的文字狱里居然还有因诗获罪这样莫名其妙的案子，而且在正统、天顺两代都有。正统十四年，福建剿贼都御史张楷作《除夕》诗云：“静夜深山动鼓颦，生民何苦际斯时。”又云：“乱离何处觅屠苏，浊酒三杯也胜无。”又云：“庭院不须烧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红。”为给事中王诏所劾罢官。其实在宣德时，身为御史的张楷曾作诗献给宣宗，意欲求进，罪之，赖学士陈循力救而免。张楷逃过宣德，逃不过正统，可见，明朝文字狱是父子相继，源源不绝的。

天顺年间的文字狱血案则见于《万历野获编》卷25《诗祸》。天顺四年（1460年），江西万安县民罗学渊进所作诗300余首，名《大明易览》。中有咏犬，咏蜜，咏蟊，嘲丑妇，及谀当道者，词多谬妄，上大怒，出其诗，命下狱讯治，集诸大臣廷鞫，坐妖言律论斩。以诗寄情，是自古文人发牢骚抒情的手段，历代皆有，何足为奇？偏偏到了明朝却成为获罪的祸根，由此可见明朝文化专制之野蛮凶残。

朱祁镇之后，因诗获罪的文字狱之风不但没有停止，还愈演愈烈。如《万历野获编》记载，“弘治十二年，云南副使赵炯作诗十二首，自序身谕孟密夷使入贡之功，以献，上怒降为运同。”弘治皇帝基本还算是明代一个不错的皇帝，然而他也因诗文而罪人，由此可见，明代的文字狱已经形成为一种风气。

弘治之后的正德年间，浙江佥事韩邦奇也因诗获罪。《明史》记载：“邦奇悯中官采富阳茶鱼为民害，作歌哀之。堂遂奏邦奇沮格上供，作歌怨谤，帝怒，逮至京，下诏狱。廷臣论奏，皆不听，斥为民。”韩邦奇不过是对太监采办茶鱼祸国殃民之事不满，写诗讽刺，却被正德皇帝下狱免职，可见明朝滥用文字狱到了何等程度！

嘉靖时代，文字狱竟然祸及当时的高级官员——尚书。据《明史》记载，当时南京工部尚书吴廷举因为上疏里引用白居易诗句“朝廷雇我做闲臣”，又引用张咏诗句“江南闲煞老尚书”，从而遭致嘉靖帝大怒，将其革职为民。据《皇明驭倭录》记载，当时的吏部尚书李默因部试出题有用汉唐讥讽当朝，嘉靖帝便将其下锦衣卫镇抚司拷问，结果李默死于狱中。尚书都落得如此下场，其他小臣更不足论。都御史胡缵宗因为写迎驾诗中“穆王八骏”语为诽谤，被革职，杖四十。锦衣卫经历沈炼因作诗讥讽宣大总督杨顺，最终被斩首于宣府。嘉靖时代的文字狱在《万历野获编》作者沈德符眼里看来是“古来人主多拘避忌，而我朝世宗更甚”。或许，这跟嘉靖皇帝以外藩承继大统有心立威惩治下臣的心态有关。

嘉靖之后，隆庆、万历时代文字狱稍少，政治气氛还算较为宽松，然而仍出现了张居正囚杀何心隐，禁毁书院64处的文化专制政策。万历皇帝还发动了针对李贽的文字狱，公然下诏说：“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及其阉党当政，又掀起了一次文字狱小高潮。扬州知府刘铎正是因文字狱获罪于魏忠贤的典型。据《明史》记载，刘铎“愤忠贤乱政，作诗书僧扇，有‘阴霾国事非’句，侦者得之，闻于忠贤。倪文焕者，扬州人也，素衔枭，遂嗾忠贤逮治之。”天启四年，魏忠贤还借科考问题大动干戈。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记载，“山东江西湖广福建考官，皆以策问讽刺，降谕切责。初命贬调，既而褫革。江西主考丁乾学至下狱拟罪，盖触魏忠贤怒也”。不过这个时期已是朱明王朝穷途日暮的时代，不久之后，天下大乱，农民起义势如燎原。明朝统治随之土崩瓦解。

对血腥恐怖的明朝文字狱造成的人文精神泯灭，明末的文人张岱对此有深刻的反省，他在《石匮书自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世界。”此论堪为振聋发聩之声，足以令后人深思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