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可谓一生受挫，一辈子犯小人。宋元丰二年（1080年），他44岁，第一次倒霉，八月入狱，十月脱险，被贬黄州。到了绍圣元年（1094年），他59岁，第二次倒霉，被贬惠州。紧接着，绍圣四年（1098年），他62岁，第三次倒霉，又被谪往海南。在那里一住四年，遇赦，再回到中原，他已经66岁，但却于返程中病逝于常州。在元脱脱所著的《宋史·苏轼传》里有这样一句话：“（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

当时，朝廷就是权力，小人们利用包围住皇帝的机会，给这位文学史上的巨人制造了一生的麻烦。尤其是那些文人型小人，出于对大师才能的嫉妒，声名的仇视，影响之大的反感，往往是要拼命整之而后快的。“乌台诗案”就是苏轼第一次受挫的实录，也是一次文人型小人嘴脸集大成的汇编。

苏轼

乌台是北宋首都开封的御史衙门所在地，因为那里有些树木，聚来不少乌鸦，叫声不断，故而得名。这桩在元丰二年（1079年）间发生的文字狱案，是由御史们发起的，故而称之为“乌台诗案”。

中国的文字狱，通常是由皇帝发难，这一次比较独特，是由王安石所提拔安排的御史，出于帮派的阴暗目的，把反对新政的苏轼当作目标，精心策划的一次政治陷害。它实际上是王安石对政敌大清洗的一个部分。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在整治他的文学劲敌方面，却表现得相当小人。如果他不写诗，不为文，只是一位当朝宰相的话，他对苏轼不会表现出太多的兴趣。坏就坏在他是个文人，而文人要整文人的话，就混杂了一种可怕的嫉妒心理，那种燃烧起来的仇恨，会连最起码的理智也不顾的。

当时，王安石将一些正直的御史逐出了乌台。用了一些与他臭味相投、品质卑劣的小人，其中有一个人叫舒亶，此人在文学上没有多大才能，可又不甘寂寞，想靠文学以外的手段，搞倒写得比他好的人。此人很有心机，为王安石的嫡系，一直注意苏轼的诗文，在字里行间，搜集可以致其死地的把柄。当王安石对反新政、反变法的司马光等人发起进攻时，舒亶秉承王的意思，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告苏轼罪状如下：

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谤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论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他的结论是：“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

此时，又有一个叫李定的御史，继舒亶以后，也给皇帝上表参奏苏轼：

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

宋神宗对苏轼诗文印象不错，仁宗皇后对苏轼为人为政的评价更好，但经不起这帮小人的再三撺掇，于是，宋神宗派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将苏轼押往开封，接受乌台御史的审判，罪名就是他借写诗宣泄不满。

凡整人过度的积极分子，通常都伴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无非是想通过非正常的竞争手段，获得从正常途径得不来的一切。因此，为达到比正常途径更丰厚的回报率，在手段的使用上，随着恶的程度增高，无所不用其极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深。(www.daowen.com)

司马光在愤而辞去一切职务时，给神宗上书，指斥王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小人，像大肠杆菌一样，植根在社会的肌体之中，一遇机会，就要爆发出来。不过，君子当道，正常细胞能够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小人被抑制，即使闹，也不敢太张狂。但有的时候，邪恶占了上风，正派受到排斥，于是，病毒泛滥，不可控制，小人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苏轼这样正直的人，就要吃苦头了。

中使皇甫遵到了湖州，捉拿苏轼，情势十分可怕。苏轼在给文潞公的一封信里写过：“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到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他在给陈师仲书中，很痛苦地回忆这件往事道：“悉取焚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这种焚稿的场面，对于以文为生的人来讲，当是十分痛苦的。

好在这世界对苏轼来讲，还不至于太绝望，至少在他被捕的当时，不是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不敢沾边，还有人挺身站出来，并不避嫌，不但亲自送他上路，还妥帖安置照顾他的家属。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立、敏）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宋史·鲜于冼传》载，“元丰二年召对，命知扬州……苏轼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道扬，冼往见，台吏不许通。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诗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冼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这位太守宁肯担风险，也要招待一下犯了错误，被押往京师而路过他治下的一位老朋友，这种古道热肠，就绝不是那些小人所能理解的了。

受他这次案件牵连的人不少，驸马王诜因与他来往甚密，被削除一切官职，司马光、范缜等被罚铜20斤。还有一位生活奢侈，连外出旅游也要让仆人带着自家的佳酿，决不肯在村店野肆喝酒的贵公子王，也因与他来往，被发配到荒僻的地方。苏轼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一个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人，便不怕再丢掉什么了。落寞对苏轼来讲是不存在的，他的一生又是何时不曾坎坷，不曾跌跌撞撞的呢？更何况，幸好还有这些不肯划清界限，不怕担干系的友人与他同在。

苏轼在《观棋》诗里，曾经写下四句话：“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以这样态度对待生活，也就是像苏轼所说的“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门默坐，喧寂一致”的境界了。能做到热闹和冷清都无所谓，也就置落寞于不顾了。后来，这位因诗被捕的大师获释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还是作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从这首诗中，看不到一点儿颓唐，而是仍旧那样自负，那么豪迈。挫折于大师，只不过是烈火炼金，使他愈益真纯成熟罢了。

那么，那些整治苏轼的小人们，后来又如何呢？舒亶，如果不是因为整得苏轼死去活来，他的名字早就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了。这倒合乎晋人桓温所言“既不能流芳百世，复遗臭万载邪”的效果了。后来，宋哲宗罢新政，他就败落了。从他的一首《蝶恋花》词中可以看出来此人的落寞心境：“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背飞双燕贴云寒，抛向小楼东畔倚栏看。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寄我江南春色一枝梅。”这首词可能写于“元佑更化”新党人物遭受打击贬斥时期，诗中不仅写了那种失意的凄凉，更写出了盼着重登政治舞台的强烈欲望。“故人早晚上高台”的希冀，表明了他还是梦想着王安石东山再起，好接着做他的整人之梦。因为尝过飞黄腾达、春风得意的人，尤其是一个追名逐利的小人，更是留恋那逝去的光辉岁月。

王安石罢相后，也就真成了话本小说里的“拗相公”了。金陵赋闲时的一首《桂枝春》写尽他失落无依的心态：“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金陵这个地方是王安石的发迹之地，当时，求才若渴的宋神宗一天下几道诏书，要他到开封去任相国。现在，过气政客，失意明星，落魄文人，和不修边幅的前宰相，再度出现在金陵，那百无聊赖的萧瑟悲怆情绪，与“城东不斗少年鸡”，斗而不败，愈败愈斗的苏轼相比，毫无共同之处。

不过，在钟山脚下，苏轼倒有机会与王安石相遇。“东坡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次，公指案上大砚曰：‘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田画承君，是日与一二客从后观之，承君曰：‘荆公寻常好以此困人，而门下士多辞以不能，不料东坡不可以此慑伏也。’”

王安石最后的失败，倒不是正人君子把他挤出朝廷的，而是败在了他一手提拔的吕惠卿手里。苏轼在南京见到下野的拗相公时，还曾好心地关注他过去一些政治上的举措得失。他连连摆手说：“别问我，别问我，现在已是吕惠卿主政了。”而且还神秘兮兮地对苏轼嘱咐，“此话出于我口，入于你耳，万万不可为他人所知。”他如此小心谨慎，紧张其事，不是没有来由的。由于王安石当年给吕惠卿写过一封私下的信，上面特地注上一笔：“勿使上知”，也就是不要让皇帝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结果，吕惠卿这个更坏的小人，彻底的两面派，随时准备反戈一击的叛卖者，把这封“勿使上知”的信件交给了皇帝，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王安石下台以后，过度失落造成心理的极不平衡，时常“喃喃自语，有若狂人”，还用手指对空书写“福建子”三字，一写就是半天。他为什么写这三个字呢？因为把他整苦了的吕惠卿正是福建人。据野史讲，王安石临死的前一天，在野外骑驴独行，看见一位农妇向他递交诉状，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回到家后，一摸衣袋，那份诉状也无影无踪，但他确切记得当时是很认真地接过来放得好好的。这样，越想越怕，第二天，就在恍惚和惊吓中死去了。

从此，王安石就固定在这个无法令人尊敬的形象上，而苏东坡呢？凡他足迹所至的地方，无不给后人留下景仰，留下诗文，留下在挫折中不屈不挠的身影，留下做一个光明磊落文人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