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生民疾苦。闯王李自成揭竿而起，于1644年农历三月攻陷北京，明朝覆亡。谁知这时手握雄兵的守卫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投降了清军，几十万八旗铁骑踏遍中原。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51650459人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19087572人，净减三分之二。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城中之人几乎被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就多达80余万人。

1645年5月13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招御其守将“史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5月20日，豫亲王多铎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就时间而言，这场攻城战从5月13日开始，到5月20日告终，无疑是短暂的。但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个过程却分外漫长。

史可法

一般说来，在战斗中大炮尽管并不绝对具有决定性，但却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武器曾使清军初期战斗取得很大成功，因此，当豫亲王多铎的先头部队驻扎在扬州北的斑竹园时，实际上是在等待后面的炮队。

史可法本人也非常知道这种现代化大炮的重要性。正是他在1643年建议，南京军械库的陈旧、笨拙的“神器”应该换成更为轻便的“三眼枪”（即三筒枪）。因而，在南京政权建立的头几个月里，史可法尽了极大的努力改装他的炮队。徐光启的学生陈于阶替他制造了一种新的葡萄牙重炮。陈于阶曾经在一个改变了他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堂的铸坊学过这种技术。这样，在1645年5月20日开始的攻城战斗中，史可法由于沿石墙架在木制平台上的外国重炮而掌握了最初的主动权。一旦多铎的士兵进入这些重炮的射程之内，那么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杀死杀伤。

但是，多铎不慌不忙地指挥自己的炮队向城墙西北角射击，随后清兵一拥而上，通过大炮的火力网，一直冲到城墙根儿底下。在那里，史可法又掌握了瞬间的主动，因为他的弓箭手们可以直接射杀城下的那些进攻者。可是，多铎已经命令他的士兵不惜代价夺取西北角了。每当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个便补了上来。很快，尸体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墙。随着清兵越上越多，城墙防御工事沿线的守兵们开始恐慌起来，争着跳上木制炮台，以爬上最近的房顶逃跑。在很多地方，过重的炮台塌陷了，那些守城士兵不是被压死，就是在随后的肉搏战中被杀死。

接着，这种恐慌在城里也蔓延开来。不知是因为叛徒的鼓动还是因为一些谣言（有人说，守军以为满军是黄得功将军派来的一些增援部队），主要城门很快被城内的人们丢弃不管了。随着清军的涌入，南明的士兵丢弃了他们的头盔和长矛，狼狈不堪地逃向南门，企从那个方向逃走。另外一些人知道这座城市已经被全部包围了，干脆就不抱有任何希望。曾经以日记体的《扬州十日记》记载了当时发生的灾难的王秀楚还记得：“突有一骑自南而北，撤缰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

就在守城的士兵丢盔卸甲，急忙在城中民房里寻找藏身之地时，史可法离开他在城北门的炮台，骑马穿过内城，直奔南门，他希望从那儿出去，然后从侧翼进攻满人。但为时太晚了，清军已经到达了城南门。史可法这时意识到，他已经失去了扬州，抵抗可能已是毫无意义的了。

一两天前，史可法曾经问庄子固，如果扬州城陷落，他是不是准备为主尽忠。庄子固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他会的。此刻，史可法真的请求庄子固把他自己杀死，但是庄子固不忍这样做。于是史可法猛然拔出自己的佩剑自刎。但是，他没有受到致命伤，只是倒在庄子固的怀里血流不止。史可法大声呼叫其养子助他速死，但是史德威犹豫再三未能下手。结果从城北门逃来的败兵把他们席卷而去，后面有满人紧追不舍。混战之中，庄子固被杀死了，史可法被一个认出了他的清军将领捉住。

史可法很快就被带到豫亲王多铎那里。多铎很友好地对史可法说：“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

史可法答道：“我此来只求一死耳。”

多铎问道：“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

史可法答道：“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尔国明矣。我岂肯效其所为？”

于是多铎命令宜尔顿将军“劝说”史可法屈服，但是三天过去了，史可法仍然拒绝投降，并高呼：“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

扬州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尽管当时大雨倾盆，但是一些居民忙着烧香，祈祷能保住性命。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大量地隐藏金银财宝。但是，这座古老的扬州城在腥风血雨中陷落之后，再次面临更大的劫难。城陷不久，清军统帅多铎便以不听招降为名，下令屠城。一时间，几世繁华的烟花古巷变成了血流成河的屠宰场。(www.daowen.com)

乾隆皇帝御题的“褒慰忠魂”

清军入城之后，便在那些投降的汉人带领下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户。清兵们先是抢银子，后来就无所不掠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号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人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被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士兵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扑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王秀楚在《扬州十日记》中记载了当日的惨状：

一满兵提刀在前引导，一满兵横槊在后驱逐，一满兵居中在队伍的左右看管以防逃逸。三满兵驱赶数十人如驱犬羊，稍有不前，即加捶挞，或立即杀掉。妇女们还被用长绳索系在脖子上，绳索拖挂，累累如贯珠，女人们由于小脚难行，不断跌倒，遍身泥土，一步一蹶。此时街上但见满地都是被弃的婴儿，或遭马蹄践踏，或被人足所踩，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路过一沟一池，只见里面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流入水中，化为五颜六色，池塘都被尸体填平了……街中尸体横陈，互相枕藉，天色昏暗无法分辨死者是谁。在尸体堆中俯身呼叫，漠漠无人声应答。远远地看到南面有数火炬蜂拥而来，我急忙躲避，沿着城墙而走。城墙脚下尸体堆积如鱼鳞般密密麻麻，我几次被尸体绊倒，跌在尸堆上与尸体相触。由于到处是尸体，无放脚之处，我只好趴下以手代步，一有风吹草动即趴在地上装做僵尸。

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裸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拦住，乱棒打死。

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6天，这场大屠杀方才结束。清军接到豫亲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根据焚尸簿的记载，在这次大屠杀中死难的人共有80余万人，其中还不包括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在偏僻处自缢的人。

惨绝人寰的屠城使得几世繁华的扬州城在瞬间化作废墟之地，江南名镇一夜之间成了人间地狱，后人称之为“扬州十日”。

而提到另一桩震惊世人的屠城——“嘉定三屠”，还需从“剃发令”说起。对于让汉人剃头从满制，清王朝本是相当谨慎的。弘光朝投降，豫亲王多铎进入南京之后，曾有这样的公告：

剃头一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道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然而，不久之后，这项政策却发生了180度转变。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局出人意料地进展迅速，江南半壁臣服，除了东南西南，清王朝已基本控制了整个中原，安抚之策已达到目的；二是汉人官员的推波助澜，一些业已归顺的官员们虽换了主子，倒也不甘寂寞，或自动剃发，以示忠心不二；或上书建议，以媚上谋取赏识。清朝感觉名正言顺地推行满制的时机已成熟，疑虑之心消除。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剃发对当时的汉人而言，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这是千年以来形成的伦理观，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剃发不仅有违传统，也被视为一种侮辱。因此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抵制，也激怒了下层民众。于是，本已逐渐平静的江南又骚动起来了。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二十四日，各地相继骚乱，地方官和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嘉定总兵官吴志葵响应，逐走清政府派来的县令，占据了城市。当时，李成栋正在追剿占据崇明的明军残余势力，闻讯从吴淞回兵镇压，嘉定第一屠开始。

七月初一，两军会战，当地的“乡军”虽集合了十几万人，但都是平民百姓，熙熙攘攘，拥挤堵塞，属乌合之众，毫无纪律，更谈不到组织和战斗力了；李成栋虽只有不足五千兵力，但均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兵。一开战，李成栋以骑兵冲击，乡兵即四散奔走，自相践踏，被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回。李成栋以大炮攻城，“终夜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初四，嘉定城破，李成栋下令屠城，放部下大肆劫掠屠戮，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

白色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李成栋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50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控制了嘉定。“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路，远近闻风，护发益坚。”李成栋遣部将徐元吉镇压，因嘉定居民闻风逃亡，这一次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时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绿营把总吴之藩造反，此人本是吴淞守军将领冯献猷部下，随冯投降了李成栋。吴之藩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清兵涌入城内，李成栋恼怒，嘉定也再遭浩劫，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杀，这是嘉定第三屠。

自闰六月初嘉定人民自发起义抗清，两个月内，大小战斗十余次，民众牺牲两万余，史称“嘉定三屠”。三次屠杀，死者无数，繁华都市，化为废墟。当时，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而中原地区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中原汉族政权历来视少数民族为“夷狄”，清朝入主中原在一些汉族文人心目中等于“亡国”。清军入关之初又实行屠城、圈地政策，并长期对汉人进行民族压迫与歧视，这无疑在汉人心目中烙下深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