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早关于头发的记载来自商汤。《书传》记载,汤伐桀之后,大旱七年,史卜曰:“当以人为祷。”汤便把自己的头发、指甲作祭品,也算是为万人请命,于是天降甘霖,方数千里。在这里,汤其实用头发替代了自身。华夏民族在远古时期就认为,头发可以代表人的整体,汤以牺牲自我而求雨,体现了很高的境界。
商代男子发式以梳辫发为主。从形象资料来看,这个时期的男子辫发样式较多,有总发至顶,编成一个辫子,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有将发编成辫子盘绕于顶的,等等。
提到商的发式,又不得不提笄。笄是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的发饰,如骨笄、蚌笄、玉笄、铜笄等,用来固定发髻。周代男女都用笄,笄的用途除固定发髻外,也用来固定冠帽。古时的帽大可以盖住头部,但冠小只能盖住发髻,所以戴冠必须用双笄从左右两侧插进发髻加以固定。固定冠帽的笄称为“衡笄”,周代设“追师”一官进行管理。衡笄插进冠帽固定于发髻之后,还要从左右两笄端用丝带拉到颌下拴住。从周代起,女子年满十五岁便算成人,许嫁,谓之及笄。如果没有许嫁,到二十岁时也要举行笄礼,由一个妇人给及龄女子梳一个发髻,插上一支笄,礼后再取下。
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头发被赋予了更多特殊的含义。《孝经》的一句话最为人所熟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华夏儿女除了出生时剃一次胎毛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几乎终生不再剪发。不剪发,但需勤洗发,而且“五日一沐”,故有周公“握发吐哺”的精彩篇章。周公摄政时,既日理万机,又礼贤下士,洗头居然要“一沐三握发”,频频被来访的客人打断。
头发如此显眼,便成了古时人们互相辨认的重要标志。春秋时期,楚平王悬赏捉拿伍子胥,并画了人像,挂在各地城门口。伍子胥白天躲藏,夜晚赶路,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因为官吏盘查得紧,伍子胥一连几宿睡不着觉,愁白了头发,竟使守关役卒辨认不出,侥幸逃脱,典型的坏事变了好事。
头发的妙用在一代奸雄曹操那儿更是得到了充分发挥。曹操讨伐张绣,正值麦熟季节,乃颁布军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岂料他自己的坐骑却踩坏一大片麦田。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曹操闹着自杀,被劝阻后,来了一个“割发权代首”。这在当时可不算“作秀”,而是相当严肃的自我惩罚。如上述所言,头发“受之父母”,“全而生之,当全而归之”,所以中国古代曾有“髡刑”,强行剃去人的头发,这是对人精神和人格的一种蹂躏。
头发不仅被政治家所用,也为读书人所用。汉朝儒学大师孙敬小时候读书非常用功,经常通宵熬夜,为防止瞌睡虫来袭,就干脆将头发用绳子系在屋梁上。这便是《汉书》所记“头悬梁”的故事。而读书人一旦注意上头发,便激发出无限诗情——面对安史之乱,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才四十多岁,就头发稀疏,甚至连簪子都插不上,“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就是他的写实。苏东坡虽然仕途不顺,日子却一直过得比较洒脱,但贬官黄州、游历赤壁之际,瞻思周公瑾当年雄姿英发、建功立业,也不禁感慨自己“早生华发”。同样抑郁的李白,更将头发的写意发挥到极致——“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要知道太白笔下的庐山瀑布不过“三千尺”,长达三千丈的白发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男人如此,女人则更甚。深宫妃子,青丝争宠有传统;为人母者,为儿卖发得孝心。在头发的传奇中,巾帼自古不让须眉。卫子夫就是凭一头秀发,像磁石般地吸引了汉武帝。《太平御览》有述:卫皇后“与武帝侍衣得幸。头解,上见其发鬓,悦之,因立为后”。又如中华第一美人杨贵妃,野史称,杨玉环出生时,居然没有一根头发,而且到了现在读小学的年纪,还有些光秃,后来饮水“独头泉”,才长出乌黑油亮的头发。对此大家不必太当真,但《资治通鉴》记载的事可千万得信。有一回,杨贵妃与唐玄宗闹别扭,被赶回了娘家,最后还是唐玄宗心软了,将御馔分了一半送去,把玉环小姐感动得直哭。于是,杨贵妃当场剪下一缕头发,交给宦官说:“妾罪当死,陛下幸不杀而归之。今当永离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赐,不足为献,惟发者父母所与,敢以荐诚。”唐玄宗一看见杨玉环的青丝,怨气顷刻烟消云散,连忙让高力士将之接回宫,从此“宠待益深”。
重视头发的女人,慈禧太后也算一个。这对太监们来说可是件苦差事,因为梳断了慈禧的头发,说不定就梳掉了自己的脑袋。功夫不负有心人,善于揣摩慈禧心理的李莲英倒有一套办法,他边给太后梳头,边讲笑话。慈禧的注意力被分散了,即使掉了几根头发,李莲英也能悄悄装入袖筒,弄得神鬼不知。就凭这手绝活,小李子脱颖而出,飞黄腾达了。
女性爱美乃是天性,因而随着文明的发展,历朝历代女性发式的变化也愈来愈多。秦代妇女的发型,根据《中华古今注》记载,“秦始皇下诏令皇后梳凌云髻,三妃梳望仙九鬟髻,九嫔梳参鸶髻”。其他古书中还记载有神仙髻、迎春髻、垂云髻等。到了汉朝,妇女的发型也以梳髻最为普遍。髻的式样很多,综合各古书的记载,当时有迎春髻、垂云髻、堕马髻、盘桓髻、百合髻、分髯髻、同心髻、三角髻、反绾髻等,名称相当多,其中受西域影响不少。直至东汉,妇女的发髻出现向上发展的趋势。例如,当时就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的歌谣。这种崇尚高髻的风气,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及唐朝。梳高髻必须拥有又多又长的浓密头发,若头发不够多,便必须使用假发。汉代的各种发髻式样中,最突出的要算是梁冀妻子孙寿所梳的“堕马髻”了。这是一种侧在一边、稍带倾斜的发髻,好像人刚从马上摔下来的姿态,所以取名为堕马髻。此发型一直流传下来,甚至到清代还有这种发髻,只是流传至不同的时代,式样会稍有不同。
根据古代史志、杂记的记载,魏时的发髻式样相当多,其中尤以“灵蛇髻”最为特别,因为这种发髻的变化很多,而且是可以随时随地地改变发式。西晋时的发式,除了汉代“堕马髻”的遗式外,还有梳髻后作同心带垂于两肩,再以珠翠装饰的“流苏髻”,以及梳髻后以缯(丝织物)在髻根处紧紧扎住再做环的“颉子髻”。
到了东晋,妇女头发的装饰似乎更朝向盛大方面发展。当时,妇女喜欢用假发来作装饰,而且这种假髻大多很高,有时无法竖立起来,便会向下靠在两鬓及眉旁,也就是古籍中所说的“缓鬓倾髻”,当时妇女便是以这种宽厚的鬓发和高大发髻的妆饰来代表盛妆。但这种假髻因为用发多而且很重,无法久戴,必须先放在木上或笼上支撑着。(www.daowen.com)
南北朝时,妇女的发髻式样也大多向高大方面发展。此外,由于南北朝时信仰佛教的人很多,当时还流行把头发梳成各种螺型的发髻,称为“螺髻”。相比之下,唐朝妇女的发型和发式则显得非常的丰富,既有承袭前朝的,也有刻意创新的。在初唐时,妇女的发式变化还比较少,但是在外形上已经不如隋代那般平整,已有向上耸的趋势了,以后,发髻越来越高,发型也推陈出新。
唐初贵族妇女喜欢将头发向上梳成高耸的发髻,比较典型的发式是“半翻髻”,是将头发梳成刀形,直直的竖在头顶上。在当时流行的式样中,还有一种比较主要的发髻,髻式也是向上高举,叫作“回鹘髻”,这种发型在皇室及贵族间曾广为流行。到开元、天宝时期,发式特征是“密鬓拥面”,蓬松的大髻加步摇钗及满头插小梳子(当时于发髻上插小梳子有多到八把以上的)。一些贵族妇女并流行戴起假发义髻,使头发更显得蓬松,并且在发髻上插花装饰,宋初流行的花冠便是延续唐末、五代用花朵装饰头发的妆饰而来。唐人尤其重视牡丹花,将牡丹花插在头发上,显得妩媚与富丽。唐代妇女的发髻基本上崇尚高髻,而且注重华美的饰物,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宋时的妇女发式多承前代遗风,不过也有其独特的风格。大致可分为高髻和低髻两种,高髻多为贵妇所梳,一般平民妇女多梳低髻。“朝天髻”是当时典型的发髻之一,其实也是一种沿袭前代的高髻,需要假发的辅助,以达到朝高大发展的效果。
与宋同时的北方辽金地区,妇女的发髻式样变得非常简单,一般多梳为高髻、双髻或螺髻,也有少数为披发式样。在辽赵德钧墓壁画中可看到妇女“三尖巧额”的额发式样,这是当时北方地区流行的一种额饰。辽代妇女颇善于运用巾子来做发饰,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出土的辽侍女壁画中,就可看到梳各种发髻的侍女,以彩色丝带系扎发髻作为装饰。根据《大金国志》的记载,金代的妇女和男子一般都留辫发,只不过男子是辫发垂肩,女子则辫发盘髻,稍有不同。
不久及元,高髻又流行了起来,曾有诗句“云绾盘龙一把丝”,其中的“盘龙”就是一种高髻,也称为“云盘髻”。“椎髻”不但是平民妇女常梳的式样,就连贵族也常梳这种发髻。此外,双髻丫、双垂髻、双垂辫等多为少女或侍女所梳的发式。
明朝妇女的发髻式样基本上保留了宋元时期的式样,但在发髻的高度上收敛了不少。同时,明朝妇女还模仿汉朝“堕马髻”的发式,不过不尽相同。明朝堕马髻是后垂状,梳时将头发全往后梳,挽成一个大髻在脑后,当时梳这种发式是属于较华丽的妆饰。
到了清朝,起初妇女的发式既有满式,也有汉式。而后相互交流影响,逐渐彼此互融。普通满族妇女多梳“大拉翅”,这是一种横长形的髻式,是满族妇女最常梳盘的发型。旗头的髻式是将长长的头发由前向后梳,再分成两股向上盘绕在一根“扁方”上,形成横长如一字形的发髻,因此称为“一字头”、“两把头”或“把儿头”,又因为是在发髻中插以架子般的支撑物,所以也称为“架子头”。
随着高髻的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平髻、长髻。到了清末,梳辫逐渐流行,最初大多是少女才梳辫,后来慢慢一般妇女也都梳辫。在额前蓄留短发也是这个时期妇女发式的一大特色,称为“前刘海儿”,本来是属于女孩的打扮,后来也不限于女孩,而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甚至有覆盖了半个额头的刘海儿。到了宣统年间,更有将额发与鬓发相合,垂于额两旁鬓发处,直如燕子的两尾分叉,时人称之为“美人鬓”。
头发既然这么要紧,自然就有人造假。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传说鲁哀公在城墙上见到一个发美如云的女子,就派人剪了她的秀发,给王后吕姜做假发。可以想见,假发在汉代以前主要由王公贵族享用,像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女主人辛追就戴着假发入葬,但到了南朝就开始在民间盛行。时兴戴假发,就有人卖头发。《晋书·陶侃母湛氏传》记载:陶侃年轻时家境贫寒,范逵有一回到他家投宿。为了买点酒菜招待客人,陶母湛氏悄悄剪掉自己的长发卖给邻人。范逵得知原委后叹曰:“非此母不生此子!”陶侃日后终成大器,想必是常常感念慈母卖发而励志的结果。
从这些真真假假、曲曲折折的故事里可见,对于汉人而言,头发的意义可远不止“三千烦恼丝”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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