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毗字佐治，颍川阳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陇西东迁。毗随兄评从袁绍。太祖为司空，辟毗，毗不得应命。及袁尚攻兄谭于平原，谭使毗诣太祖求和。^[1]太祖将征荆州，次于西平。毗见太祖致谭意，太祖大悦。后数日，更欲先平荆州，使谭、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变，以语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谓毗曰：“谭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对曰：“明公无问信与诈也，直当论其势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谓他人能间其间，乃谓天下可定于己也。今一旦求救于明公，此可知也。显甫见显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败于外，谋臣诛于内，兄弟谗阋，国分为二；连年战伐，而介冑生虮虱，加以旱蝗，饥馑并臻，国无囷仓，行无裹粮，天灾应于上，人事困于下，民无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时也。兵法称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邺，尚不还救，即不能自守。还救，即谭踵其后。以明公之威，应困穷之敌，击疲弊之寇，无异迅风之振秋叶矣。天以袁尚与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丰乐，国未有衅。仲虺有言：‘取乱侮亡。’方今二袁不务远略而内相图，可谓乱矣；居者无食，行者无粮，可谓亡矣。朝不谋夕，民命靡继，而不绥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请救而抚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于河北；河北平，则六军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许谭平，次于黎阳。明年攻邺，克之，表毗为议郎。

辛毗字佐治，颍川郡阳翟县人。东汉建武年间，他的先人从陇西郡向东迁移到这里。辛毗跟着哥哥辛评随从袁绍。太祖曹操任司空时，征召辛毗，辛毗不能从命。到袁尚在平原郡攻打他哥哥袁谭的时候，袁谭派辛毗到太祖那里求和。当时太祖将要征讨荆州，驻扎在西平县。辛毗见到太祖后转达袁谭想要讲和求救的意思，太祖非常高兴。几天以后，太祖改变主意想先平定荆州，使袁谭、袁尚自相残败。有一天，太祖摆酒设宴，辛毗看太祖的脸色，知道事情有变化，对郭嘉讲这件事。郭嘉禀告太祖，太祖对辛毗说袁谭可以信任吗？袁尚是否一定可以打败？”辛毗回答说：“您不要问是可信还是欺诈，只应当研究当前的形势。袁氏本来是兄弟互相攻伐，不认为别人能在他们中间插手，只认为天下可由他们自己定夺。现在来向您求救，其中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袁显甫眼见袁显思困顿不堪，但不能打败他，这说明他也已经筋疲力尽了。在外边被别人打败，在内部谋臣被诛灭，兄弟之间互相争斗，土地一分为二；连年争战，而士兵的铠甲头盔上长满虮虱，加上旱灾蝗害，饥饿和灾荒一起到来，粮仓里没有粮食，外出没有携带的干粮，上天报以天灾，下面人事困顿，百姓不论愚蠢还是聪明，都知道袁氏会土崩瓦解，这正是上天灭亡袁尚的时候。兵法上说过，即使有石头垒成的城墙和像注满沸水的护城河以及百万士兵把守，但是如果没有粮食，仍然不能守住。现在您如果前去攻打邺县，袁尚不返回救援，邺县就不能自己守护。返回救援，那么袁谭就会跟随在他的后边。凭借您的武威，对付走向穷途末路的敌人，打击疲弊无力的贼寇，和疾风扫除秋天的落叶没有两样。上天把袁尚交给您消灭，您却不攻取，反而带兵去攻打荆州。荆州物产丰富，人民安乐，郡国上下团结一心，没有空子可钻。仲虺说过：‘攻取乱国，欺侮行将灭亡之国。’现在二袁不努力考虑长远利益而在内部互相争斗，可以算是乱了；家居没有吃的，行路没有干粮，可以算是行将灭亡了。老百姓过了早上就无法考虑晚上怎么过，人民的生命不能延续下去了，您却不去及时安抚他们，还想等到以后。以后可能会丰收，袁氏也可能会自知灭亡而提高道德修养，那就会失掉得以用兵的最重要的条件了。现在趁着他请求救援的机会去安抚百姓，得到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况且四方的敌人，没有比黄河以北的袁氏更强大的了；黄河以北平定了，那么您的军队就会军威大盛而使天下震动。”太祖说：“说得好。”于是答应和袁谭讲和，驻扎在黎阳县。第二年攻打邺县，攻下邺县，上表推举辛毗为议郎。

久之，太祖遣都护曹洪平下辩，使毗与曹休参之，令曰：“昔高祖贪财好色，而良、平匡其过失。今佐治、文烈忧不轻矣。”军还，为丞相长史。

很久以后，太祖派都护将军曹洪平定下辩县，让辛毗和曹休参与其事，下令说：“以前汉高祖贪财好色，而有张良、陈平纠正他的过失。现今辛佐治、曹文烈的责任不轻啊！”征讨大军返回，任命辛毗为丞相长史。

文帝践阼，迁侍中，赐爵关内侯。时议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于汤、武，以战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从之。

文帝即位，辛毗被提升为侍中，赐予关内侯的封爵。当时有人议论要改变纪时历法制度。辛毗认为魏国遵照虞舜、夏禹的历法传统，上应苍天，下顺人民；至于商汤王、周武王，凭借战争征伐平定天下后，才改变纪时历法制度。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制度”，《春秋左氏传》说“夏朝的历法能与天地气象相适应”，何必希望采取和它相反的历法制度。皇上称赞他说得不错，并听从了他的意见。

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卿谓我徙之非邪？”毗曰：“诚以为非也。”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官，安得不与臣议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虑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帝遂奋衣不还，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尝从帝射雉，帝曰射雉乐哉！”毗曰：“于陛下甚乐，而于群下甚苦。”帝默然，后遂为之稀出。

文帝想迁移冀州十万户士兵的家庭来充实河南。当时连年发生蝗灾，百姓挨饿，朝廷百官都认为不可移民，但文帝的态度却十分坚决。辛毗和朝臣们都请求见皇上，文帝知道他们想劝谏，满脸怒气地接见他们，众臣中没有人敢说话。辛毗说广陛下想迁移士家，为什么出这个主意？”文帝说：“你认为我迁移他们错了吗？”辛毗说确实认为是错误的。”文帝说：“我不与你共同讨论这件事。”辛毗说：“陛下不认为我才能低下，把我放在您身边，使我参加到谋议朝政官员的行列，怎么能不和臣讨论政事呢？臣讲的不是我个人的私事，是为国家考虑的大事，您怎么能对臣发怒！”文帝不回答，站起来走入内宫；辛毗跟上去拉着文帝的前襟，文帝就挣脱衣襟进去不出来，过了很久才出来，说佐治，你为什么这样急迫地逼我呢？”辛毗说现在移民，既会丧失民心，又没有粮食给他们吃。”文帝于是只迁移了一半士家。辛毗曾跟随皇上外出打野鸡，文帝说：“打野鸡真快乐啊！”辛毗说对陛下来说非常快乐，但对众臣民来说非常痛苦。”文帝没有说话，以后就因此很少外出打猎了。

上军大将军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毗行军师。还，封广平亭侯。帝欲大兴军征吴，毗谏曰吴、楚之民，险而难御，道隆后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内，夫不宾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称帝，子阳僭号，历年未几，或臣或诛。何则，违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无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夫庙算而后出军，犹临事而惧，况今庙算有阙而欲用之，臣诚未见其利也。先帝屡起锐师，临江而旋。今六军不增于故，而复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计，莫若修范蠡之养民，法管仲之寄政，则充国之屯田，明仲尼之怀远；十年之中，强壮未老，童龀胜战，兆民知义，将士思奋，然后用之，则役不再举矣帝曰：“如卿意，更当以虏遗子孙邪？”毗对曰：“昔周文王以纣遗武王，唯知时也。苟时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吴，至江而还。

上军大将军曹真到江陵征伐朱然，辛毗代理军师。返回后，辛毗被封为广平亭侯。文帝又想大肆兴兵征伐东吴，辛毗劝谏说吴、楚等地的人民，不驯服而难以治理，国家政治兴盛以后他们才服从，政治污秽就先叛离朝廷，从古以来的统治者就害怕他们，不只现在是这样。如果陛下在四海之内建立王朝，那些不归服的人能延续长久吗？以前南海尉赵佗背叛汉朝称帝，公孙子阳冒称帝号，历时不久，一个谢罪称臣，一个拒降被诛灭。为什么呢？叛逆之道终究不能长久地保全自己，而推行好的政治措施就没有不服从的人。现在天下刚刚平定，土地广阔，百姓稀少。即使朝廷先制定好克敌制胜的谋略然后再出军，在面对情况的变化时仍然要担忧害怕，何况现今朝廷的谋略还不完美就想用兵，臣确实没有看到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好处。先帝多次出动精锐的军队，但是每次都是只到长江边就被迫返回。现在大军和过去比没有增加，而又按过去的方法办，这不是容易的事。现在的军国大计，不如学习范蠡休养生息的政策，效法管仲做内政而寓军令的改革，仿效赵充国屯田西北的策略，宣扬孔子教化边远地区的仁政。十年之内，现在强壮的人还没有老，现在七八岁的小孩也能够打仗了，亿万民众深明大义，将士们都想奋发向前，然后用兵，就会一战获胜，不要第二次举兵了。”皇上说：“按照你的主张，还应当把敌人留给子孙去消灭吗？”辛毗回答说广过去周文王把商纣王留给周武王去消灭，就是知道唯有等待时机成熟。如果时机不成熟，容得这样吗？”皇上最后仍然攻伐东吴，结果到长江边不胜而回。

明帝即位，进封颍乡侯，邑三百户。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与往来。毗子敞谏曰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不然必有谤言。”毗正色曰：“主上虽未称聪明，不为阁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刘、孙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为公而毁其高节者邪？”冗从仆射毕轨表言：“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忠亮计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访放、资，放、资对曰陛下用思者，诚欲取其效力，不贵虚名也。毗实亮直，然性刚而专，圣虑所当深察也。”遂不用。出为卫尉。

明帝即位后，进封辛毗为颍乡侯，食邑三百户。当时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被皇上信任，控制垄断朝政，朝中大臣都与他们交接友好，辛毗却不与他们往来。辛毗的儿子辛敞劝谏说：“现在刘放、孙资掌权，众人都像影子一样依附他们，您应该略微压抑一下自己，随波逐流算了；不然的话，一定会有人传布诽镑您的话。”辛毗严肃地对儿子说广明帝虽然说不上聪明，但也不算昏聩无能。我立身社会，自知根本大德与生活小节的区分。即使与刘放、孙资不和，最多只不过不让我担任三公之职而已，有什么危害？哪有大丈夫想任三公之职而损害自己的高风亮节的呢？”冗从仆射毕轨上表说：“尚书仆射王思是精诚勤勉的老臣，但在忠诚正直和出谋划策方面不如辛毗，应该要辛毗代替王思的职务。”明帝向刘放、孙资询问这件事，刘放、孙资趁机回答说：“陛下之所以用王思，确实是想取他肯为陛下效力的优点，而不是看重虚名。辛毗确实忠实，但性格刚强而专断，陛下应当仔细考虑一下。”于是皇上不用辛毗。辛毗被调出京城任卫尉。

帝方修殿舍，百姓劳役，毗上疏曰：“窃闻诸葛亮讲武治兵，而孙权市马辽东，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备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宫室大兴，加连年谷麦不收。《诗》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唯陛下为社稷计。”帝报曰二虏未灭而治宫室，直谏者立名之时也。夫王者之都，当及民劳兼办，使后世无所复增，是萧何为汉规摹之略也。今卿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归。”帝又欲平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观，则见孟津。毗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夷，将何以御之？”帝乃止。^[2]

明帝当时正大修宫殿馆舍，老百姓为此服劳役，辛毗上疏说：“臣听说诸葛亮正在研究战术训练军队，孙权也从辽东郡购买战马，估计他们的意图，是想与我们争个高低。预防不测，是古代的善政，而现在却大兴宫室，加上连年粮食歉收。《诗经》上说：‘人民已经非常劳苦，应使他们略微安康，爱护这些中原地区的人民，以便安抚天下四方。’希望陛下多多为国家着想。”皇上回批道：“吴、蜀二敌没有消灭而修治宫室，这正是劝谏的人建立功名的时候。帝王的京都，应该在人民劳苦之时同时加紧办理，这样就会使后代不要再增加扩建，这正是萧何替汉朝规划社稷宫室的大略。现在你是魏国的大臣，也应该了解这些大道理。”皇上又想平整北芒山，并命令在山上修建楼台宫阁，那样就可以望见孟津渡口。辛毗又劝谏说：“天地自然生成的面貌，有高有低，现在违反自然的本性，既不是天地本有之理；加之会因此损耗人力，人民将受不了这样重的劳役。况且如果黄河及其支流涨水泛滥，洪水成灾，而山陵都铲平了，将用什么去防御洪水呢？”皇上于是停止平山。

青龙二年，诸葛亮率众出渭南。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明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3]亮卒，复还为卫尉。薨，谥曰肃侯。子敞嗣，咸熙中为河内太守。^[4]

魏明帝青龙二年，诸葛亮率领大军出兵到渭水以南。在这以前，大将军司马宣王多次请求领军与诸葛亮作战，明帝始终不听从。到了这年恐怕不能禁止此事，于是任辛毗为大将军军师，加使持节号；全军都整肃一致，听从辛毗调度，没有人敢违犯军纪。诸葛亮死，辛毗又返回任卫尉。辛毗去世，谥号为肃侯。儿子辛敞继承其封爵，在魏元帝咸熙年间任河内太守之职。

杨阜字义山，天水冀人也。^[5]以州从事为牧韦端使诣许，拜安定长史。阜还，关右诸将问袁、曹胜败孰在，阜曰：“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长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征为太仆，其子康代为刺史，辟阜为别驾。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参军事。

杨阜字义山，天水郡冀县人。曾以州从事的身份替州刺史韦端出使到许昌，被任命为安定郡长史。杨阜返回后，关西各位将领问他袁绍、曹操究竟谁胜谁败，杨阜说：“袁绍宽容而不果断，喜欢谋划而少决断；不果断就没有威望，少决断就会错失以后该办的大事，现在袁氏虽然强大，但最终不能成就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断而不迟疑，法令统一而军队精良，而且能破格选用人才，任用的人都各尽其力，一定是一个能成就大业的人。”长史的职位他并不喜欢，于是辞官而去。后来韦端被征召为太仆，他的儿子韦康代替他为刺史，征召杨阜为别驾从事史。杨阜又被推举为孝廉，要征召到丞相府，州里上表请求留他在州里任参军。

马超之战败渭南也，走保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苏伯反河间，将引军东还。阜时奉使，言于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军还，不严为之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军还仓卒，为备不周。超率诸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尽兼陇右之众，而张鲁又遣大将杨昂以助之，凡万余人，攻城。阜率国士大夫及宗族子弟胜兵者千余人，使从弟岳于城上作偃月营，与超接战，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别驾阎温循水潜出求救，为超所杀，于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计。阜流涕谏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义相励，有死无二；田单之守，不固于此也。弃垂成之功，陷不义之名，阜以死守之。”遂号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请和，开城门迎超。超入，拘岳于冀，使杨昂杀刺史、太守。

马超在渭水以南被打败，于是逃走到西部保守各少数民族地区。太祖追击到安定郡，而这时苏伯乘机在河间郡叛乱，太祖将要带军回东边去。杨阜这时奉命出使到太祖营中，对太祖说：“马超有韩信、吕布那样的勇力，很得羌、胡等族人的拥护，西州都畏惧他。如果大军返回中原，不严密地防备他，陇上各郡就不再属于国家所有了。”太祖认为他说得对，但大军回去得太匆忙，设防仍不够周密。马超就率领各少数民族头领来攻打陇上各郡、县，陇上各郡、县都响应他，只有冀城拥护州、郡官员坚守县城。马超合并陇右的所有军众，张鲁又派大将杨昂来援助他，两路大军加起来共一万多人，合力攻打冀城。杨阜率领郡国将士官员以及同族能打仗的子弟一千多人，派堂弟杨岳在城墙上部署偃月营阵，和马超交战。从正月抗守到八月，但救兵仍然不到。州刺史派别驾从事史阎温从水中潜水出城求救，被马超杀掉，于是州刺史、郡太守都吓得满脸发白，开始商量投降马超。杨阜见了，痛哭流涕地劝谏他们说：“我们率领父兄子弟坚持大义、互相激励，拼死杀敌，没有二心；田单当时在即墨城抗燕保齐，城池还没有现在这样牢固。现在你们却要放弃接近成就的功业，陷于不义的名声，我杨阜要拼死守城。”说完大声号哭。刺史、太守最后还是派人求和，打开城门迎接马超。马超进城后，把杨岳拘留在冀城，派杨昂杀掉刺史、太守。

阜内有报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顷之，阜以丧妻求葬假。阜外兄姜叙屯历城。阜少长叙家，见叙母及叙，说前在冀中时事，獻欷悲甚。叙曰：“何为乃尔？”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视息于天下！马超背父叛君，虐杀州将，岂独阜之忧责，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拥兵专制而无讨贼心，此赵盾所以书弒君也。超强而无义，多衅易图耳。”叙母慨然，敕叙从阜计。计定，外与乡人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武都人李俊、王灵结谋，定讨超约，使从弟谟至冀语岳，并结安定梁宽、南安赵衢、庞恭等。约誓既明，十七年九月，与叙起兵于卤城。超闻阜等兵起，自将出。而衢、宽等解岳，闭冀城门，讨超妻子。超袭历城，得叙母。叙母骂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天地岂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视人乎？”超怒，杀之。阜与超战，身被五创，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张鲁。

杨阜心怀向马超报仇的志向，但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久，杨阜因妻子去世请假回家埋葬妻子。杨阜的表兄姜叙驻军在历城。杨阜少年时在姜叙家长大，见到姜叙的母亲及姜叙，说到以前在冀县中时的事情，说到伤心处不禁哽咽哭泣，十分悲痛。姜叙说：“为什么这样悲伤呢？”杨阜说守城而不能保全县城，长官死亡而不能为他们献身，还有什么脸面在世上苟且偷生！马超背叛父亲与君王，残暴地杀害州郡将领，难道只是我杨阜一个人的忧愁和责任？实际上一州的将士官员都蒙受了这个耻辱。您拥有军队和权力却没有讨伐叛逆的想法，这就是当初赵盾被史官记为‘弑其君’的原因。马超强大而不讲礼义，内部有很多破绽，容易谋取。”姜叙的母亲听后也感慨万端，命令姜叙听从杨阜的主张。于是商定，在外与同乡人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和武都郡人李俊、王灵结成同盟共同谋划，相互约定讨伐马超的日期，派堂弟姜谟到冀县告诉杨岳，并联合安定郡梁宽、南安郡赵衢、庞恭等人。誓约明确后，十七年九月，杨阜和姜叙在卤城起兵。马超听说杨阜等人起兵，自己带兵出城。赵衢、梁宽等乘机解开杨岳，关闭冀县城门，杀掉马超的妻室儿女。马超袭击历城，捉住姜叙的母亲。姜母骂马超说：“ 你这个背叛父亲的逆子，杀害长官的凶贼，天地怎能长久容忍你，你不早死，还有面目见人吗？”马超被激怒，杀了她。杨阜与马超作战，身上五处受伤，同族兄弟有七人战死。马超于是往南投奔张鲁。

陇右平定，太祖封讨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赐阜爵关内侯。阜让曰：“阜君存无扞难之功，君亡无死节之效，于义当绌，于法当诛；超又不死，无宜苟荷爵禄。”太祖报曰：“君与群贤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为美谈。子贡辞赏，仲尼谓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顺国命。姜叙之母，劝叙早发，明智乃尔，虽杨敞之妻盖不过此。贤哉，贤哉！良史记录，必不坠于地矣。”^[6]

陇右平定以后，太祖奖励讨伐马超的有功之人，被封侯的有十一人，赐给杨阜关内侯的封爵。杨阜推辞说：“我在长官活着的时候没有抵御灾难的功劳，刺史等人死后也没有为他们献身的节操，按道义上讲应该被贬退，按法律论应当被诛灭；现在马超还没有死，我不应该随便接受爵禄。”太祖回答说你与群贤共建大功，陇右的人民都传为美谈。以往子贡辞退赏金，孔仲尼认为这样做实际是阻止了行善之道。你还是推心置腹地顺从国家的命令吧！姜叙的母亲，勉励姜叙早早起兵，如此明智，即使杨敞的妻子大概也不能超过她。贤良啊，贤良啊！优秀的史官记录历史，一定不会把这样的事迹遗弃吧！”

太祖征汉中，以阜为益州刺史。还，拜金城太守，未发，转武都太守。郡滨蜀汉，阜请依龚遂故事，安之而已。会刘备遣张飞、马超等从沮道趣下辩，而氏雷定等七部万余落反应之。太祖遣都护曹洪御超等，超等退还洪置酒大会，令女倡著罗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厉声责洪曰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何有于广坐之中裸女人形体！虽桀、纣之乱，不甚于此。”遂奋衣辞出。洪立罢女乐，请阜还坐，肃然惮焉。

太祖征伐汉中郡，任命杨阜为益州刺史。征伐大军返回，又任命他为金城郡太守，还没出发上任，转调为武都郡太守。武都郡接近蜀汉，杨阜请求按照西汉太守龚遂治渤海郡的旧例，只求安定罢了。恰好刘备派遣张飞、马超等人从沮县取道向下辩进军，而氐族头领雷定等七个部落一万多个村子也一起反叛响应他们。太祖派遣都护曹洪抵御马超等人，马超等人退回。曹洪设酒宴与诸将聚会，命舞女穿着极薄的罗縠衣，穿舞鞋在鼓上踏步跳舞，在座的人观看时都大笑起来。杨阜大声责备曹洪说广男女之间各有分别，这是国家的最大礼节，哪里有使女人在大众广座之中赤身裸体的道理！即使夏桀王、商纣王那样的乱政，也不会比这样厉害。”于是拂袖离开。曹洪立刻停止女乐，请杨阜返回座位，对他肃然起敬、十分畏惧。

及刘备取汉中以逼下辩，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阜威信素著，前后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负而随之。为政举大纲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问侍中刘晔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称阜有公辅之节。未及用，会帝崩。在郡十余年，征拜城门校尉。

到刘备夺取汉中郡逼取下辩时，太祖因为武都郡孤单遥远，想移走这郡的人民，但又害怕官民留恋故土。杨阜的威信一向远闻于外，他先后移走汉人及氐族人民一万多户，使他们居住到京兆、扶风、天水等郡界，并把郡的治所移到小槐里，老百姓都毫无怨言地拖儿带女跟着他。杨阜治政只推行大的原则，不忍心欺负人民。文帝曾问侍中刘晔等人：“武都太守是一个怎样的人？”刘晔等人都称赞杨阜有担任三公之职的节操。还没来得及用他，就遇上文帝逝世。杨阜在郡任职十多年，之后被召回授任城门校尉。

阜常见明帝着绣裮，被缥绫半褎，阜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见阜。

杨阜经常看见明帝戴着绣花帽，穿着缥绫做的短袖衣，杨阜问皇上说：“按礼仪的规定这是什么样的礼服？”皇上默默地不回答，但从此以后不穿正规礼服便不接见杨阜。

迁将作大匠。时初治宫室，发美女以充后庭，数出入弋猎。秋，大雨震电，多杀鸟雀。阜上疏曰：“臣闻明主在上，群下尽辞。尧、舜圣德，求非索谏；大禹勤功，务卑宫室；成汤遭旱，归咎责己；周文刑于寡妻，以御家邦；汉文躬行节俭，身衣弋绨：此皆能昭令问，贻厥孙谋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所谓善治者，务俭约、重民力也；所谓恶政者，从心恣欲，触情而发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灭，近览汉末之变，足以动心诫惧矣。曩使桓、灵不废高祖之法，文、景之恭俭，太祖虽有神武，于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今吴、蜀未定，军旅在外，愿陛下动则三思，虑而后行，重慎出入，以往鉴来，言之若轻，成败甚重。顷者天雨，又多卒暴，雷电非常，至杀鸟雀。天地神明，以王者为子也，政有不当，则见灾谴。克己内讼，圣人所记。惟陛下虑患无形之外，慎萌纤微之初，法汉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顷所调送小女，远闻不令，宜为后图。诸所缮治，务从约节。《书》曰：‘九族既睦，协和万国。’事思厥宜，以从中道，精心计谋，省息费用。吴、蜀以定，尔乃上安下乐，九亲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欢，尧舜其犹病诸。今宜开大信于天下，以安众庶，以示远人。”时雍丘王植怨于不齿，藩国至亲，法禁峻密，故阜又陈九族之义焉。诏报曰：“间得密表，先陈往古明王圣主，以讽政，切至之辞，款诚笃实。退思补过，将顺匡救，备至悉矣。览思苦言，吾甚嘉之。”

杨阜调任将作大匠。当时皇上开始修治宫室，征发民间美女充实后宫，并经常出入打猎。这年秋天，大雨如注，雷鸣电闪，杀死了很多鸟雀。杨阜上疏说：“臣听说上有英明的君主，下面的大臣们就会畅所欲言。尧、舜具有高尚的品德，尚且请求大臣批评劝谏；大禹辛勤地建功立业，却只追求低矮的房屋；商汤王遇到旱灾，就归罪责备自己；周文王先给自己的妻子做出榜样，然后才进而推广到治理国家；汉文帝亲自推行节俭，身穿黑色粗厚的丝织品：这些人都能显明自己的好名声，给他们的子孙留下好谋略。陛下继承武皇帝开拓的大业，守护文皇帝善始善终的事业，确实应该考虑如何赶上往昔圣明贤良帝王的善政，并观察每朝末年当政者放纵荒淫的恶政。所谓善政，就是要努力做到勤俭节约、看重民力；所谓恶政，就是尽力满足自己的私欲、触犯了自己就发怒。希望陛下考察古代建朝之初光明显赫的原因，以及末世衰弱以致灭亡的缘故，当前只要观察汉末的变乱，就足够使陛下惊心动魄，警戒害怕了。过去假使汉桓帝和汉灵帝不废除汉高祖的成法和汉文帝、汉景帝的恭俭美德，太祖即使有神勇威武，又到哪里施展他的才能呢？陛下又怎么能处于这样尊贵的地位呢？现在吴、蜀还没有平定，军队羁留在外，希望陛下每一个行动都多加思考，考虑好以后再行动，慎重地行事，以过去的历史作为将来的借鉴，这些事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对于国家的成败却很重要。近来老天下大雨，大雨经常来得急促猛烈，雷电很不正常，以致杀死鸟雀。天地神明，把帝王当做自己的儿子，帝王治政不恰当，就出现灾害以示谴责。克制约束自己，内心经常自责，是圣人记下的格言。希望陛下在忧患还没显露的时候就预先考虑到，谨慎地处理刚刚萌发的事端，效法汉文帝放出惠帝后宫的美人，让她们自行嫁人的做法；最近各地调送年幼女子到朝廷来，远方人听了对陛下声名有损，陛下应该为将来多加考虑。各种修治的工程，应该按勤俭节约的原则办理。《尚书》上说：‘同族人团结亲近，然后协调和合四方诸侯。’办事要想一想怎样才适宜，遵循中庸之道，精心计谋，节省和停止不必要的费用。吴、蜀平定以后，皇上才会安心，百姓才会欢乐，九亲也就和睦团结。这样下去，祖先心里高兴，尧舜还会忧虑这样的事吗？现在应该向天下显示诚信，以便安定民众，以便昭示远方。”当时雍丘王曹植因为不被同等相待而有怨言，当时对藩国最亲的人，朝廷法律禁令非常严密，因此杨阜又陈述同姓九族应行的礼义。皇上下诏回答说：“最近得到你的秘密表章，先陈述往昔明王圣主的品德，以批评昏暗的政治，表中切中要害的言辞，表明了你恳切诚挚、忠厚老实的品格。如果退而思考补救过错，并听从你批评匡正的话，措施就会非常全面了。观览思考你的良苦之言，我十分赞美。”

后迁少府。是时大司马曹真伐蜀，遇雨不进。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乌之符，而犹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鱼入舟，君臣变色。而动得吉瑞，犹尚忧惧，况有灾异而不战竦者哉？今吴、蜀未平，而天屡降变，陛下宜深有以专精应答，侧席而坐，思示远以德，绥迩以俭。间者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稽阂山险，以积日矣。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以多，若有不继，必违本图。《传》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徒使六军困于山谷之间，进无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还师，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饥，宜发明诏损膳减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罢之。昔邵信臣为少府于无事之世，而奏罢浮食；今者军用不足，益宜节度。”帝即召诸军还。

后被提升为少府。当时大司马曹真讨伐蜀国，遇到下雨不能进军。杨阜上疏说过去周文王尽管有大火化为赤色乌鸦的吉符，但还是礼贤下士，勤苦治政，太阳西斜了都没空闲吃饭；周武王渡黄河时遇到白鱼跃入船中的好预兆，君臣们仍为伐纣的成败担忧得变了脸色。行动能得到吉祥的兆头，尚且忧惧，难道有灾异发生还不害怕恐惧吗？现在吴、蜀没有平定，而上天多次降下灾变，陛下应该集中精力以专心应答，要坐卧不安，多加思虑，考虑如何向边远地区显示自己的德政，怎样用节俭的美德安抚附近地区。近来各军刚刚开始进军，就遇到天降大雨的祸患，大军在高山险阻中延滞阻隔，已经很多天了。军队转运劳累，士兵负担苦重，耗费的资财已经很多，如果不能继续支持下去，一定会违背原来出兵时的意愿。《左传》上说：‘看到可以进军才前进，知道进军困难就退兵，这是带兵打仗的最好策略。’白白使大军困在山谷中间，进军没有战果，后退又不能，这不是统率军队的方法。周武王伐纣曾经退兵回营，但殷商最终还是因此灭亡，因为周武王知道天命。现在年成不好，百姓饥饿，陛下应该明白地颁布诏书，宣布节省皇室膳食，减少宫廷服饰，奇巧玩弄的珍宝器物，都停止纳贡。西汉大臣邵信臣在天下太平的世道担任少府，还上奏请示停止浮食之政；现在军队用度不足，更应该节俭用度。”皇上阅疏后就把各路大军召回。

后诏大议政治之不便于民者，阜议以为：“致治在于任贤，兴国在于务农。若舍贤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广开宫馆，高为台榭，以妨民务，此害农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竞作奇巧，以合上欲，此伤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于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为政不通治体，苟好烦苛，此乱民之甚者也。当今之急，宜去四甚，并诏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敦朴之士而选用之，此亦求贤之一端也。”

以后皇上下诏广泛讨论不利于人民的政治时，杨阜发表议论认为：“要治理好天下，主要在于任用贤人，要国家兴旺主要在于重视农业。如果舍弃贤良而任用自己私爱的人，这是忘记了最重要的治国之道。到处扩建宫殿馆舍，高筑楼观台谢，妨害民众要干的事，这是最伤害农业生产的。各种工匠不勤勉地提高技术，而互相攀比做奇巧的物件，以符合皇上的意愿，这是最伤害治国的根本大计的。孔子说：‘苛刻的政治比猛虎还厉害。’现在那些拘守功利安于习俗的官吏，治政不精通治理的纲领，随随便便地喜好那些烦琐苛刻的条文，这是扰乱人民最厉害的。当前最急迫的事，是应该去掉这四种最坏的做法，并且下诏给朝廷和郡国的官员，让他们推举贤良公正敦厚朴实的人而选用他们，这也是求贤的一个方面。”

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闻而愈敬惮阜。

杨阜又想上疏减少那些不被皇上宠幸的宫女，于是召集御府吏询问后宫宫女人数。御府吏遵守老法规，回答说这是宫禁的秘密，不能泄露。”杨阜发怒，打了御府吏一百杖，指责他说：“国家大事不交给九卿保密，反而要交给你这个小吏保密吗？”皇上听说了这件事后更加尊敬害怕杨阜。

帝爱女淑，未期而夭，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庙洛阳，葬于南陵。将自临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备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从。

皇上喜爱的女儿曹淑，不满周岁就死了，皇上非常悲痛，追封她为平原公主，并在洛阳建立庙堂祭祀，把她埋葬在南陵。还将亲自送葬，杨阜上疏说：“文皇帝、武宣皇后逝世，陛下都不送葬，因为要以国家为重，防备不测。为什么一个还在怀抱中的小孩子死了却可以送葬了呢？”皇上不听从。

帝既新作许宫，又营洛阳宫殿观阁。阜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圣帝明王，未有极宫室之高丽以彫弊百姓之财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其祸；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高高在上，实监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业，犹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台是侈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易》曰：‘丰其屋，都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王者以天下为家，言丰屋之祸，至于家无人也。方今二虏合从，谋危宗庙，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无一日之娱；农夫废业，民有饥色。陛下不以是为忧，而营作宫室，无有已时。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7]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孝经》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臣虽驽怯，敢忘争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将坠于地。使臣身死有补万一，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谨叩棺沐浴，伏俟重诛。”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笔诏答。每朝廷会议，阜常侃然以天下为己任。数谏争，不听，乃屡乞逊位，未许。会卒，家无余财。孙豹嗣。

皇上刚刚建造好许都的宫殿，又大肆营建洛阳的宫殿馆阁。杨阜为此事上疏说：“帝尧崇尚住茅屋而四方诸侯安居乐业，大禹修建低矮的宫室而人民生活安定；到殷商和周代，有的王宫堂高只有三尺，有的明堂的宽度只用九尺的席子来度量。古代圣明的帝王，没有谁把宫室建得极其高大华丽来损伤老百姓的财力的。夏桀王兴建用美玉装饰的宫室、用象牙装饰的房廊，商纣王修建高耸人云的宫殿和高大的鹿台，因此丧失了国家，楚灵王因为筑章华台而身受其祸；秦始皇兴建阿房宫以致灾祸延及他的儿子，天下人民反叛朝廷，秦朝只传两代就灭亡了。不估量人民的财力，而纵欲无度的国君，没有不灭亡的。陛下应该以尧、舜、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做榜样，以夏桀王、商纣王、楚灵王、秦始皇为鉴戒。陛下高高在上，实在应该拿先王之德做镜子来经常对照自己。谨慎地保守王位，继承祖先的事业，坚实宏伟的基业，还恐怕丧失掉。不早晚敬慎，诚信恭敬地忧念人民，反而安闲自乐，只是一味扩建装饰宫室台阁，一定会发生被颠覆灭亡的灾祸。《易经》上说：‘扩大他的房屋，用席子装饰覆盖他的家室，从他的门里往里看，一定会寂静无人。’这里讲的是帝王应以天下为家，如果只是扩建自己的房屋，一定会导致家中寂静无人的祸害。现在吴、蜀两家结为同盟，阴谋危害国家的统治，为平定天下，十万大军，奔赴东西，边境一天也没有安定过；农夫荒废了田业，人民面带饥色。陛下不担忧这些事，而营造宫室没有停止的时候。如果国家灭亡臣可以单独存在，臣就不说了；君主为一国首脑，大臣为君王的股肱，存亡连为一体，得失相同。《孝经》上说‘天子有七个敢于直言劝谏的大臣，即使政治措施不当也不会丧失天下。’我虽然才能低下怯弱，难道敢忘记做直言劝谏之臣的大义？言辞不非常深切，不足够感动启发陛下。陛下如果不省察臣的话，恐怕祖先创建的帝业，将会坠落到地下。假如臣的生命能弥补万分之一，那么臣死的那天，就如臣的再生之年。臣走近棺材沐浴完毕，俯伏在地等待您重重地诛灭臣了。”奏章进上，皇上被他的忠言感动，亲自提笔下诏回答。每次朝廷集会讨论，杨阜经常把治理天下看做自己的神圣职责而理直气壮地直抒己见。由于多次直言劝谏，皇上不听从，于是他多次请求退位，皇上不同意。死时，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死后孙子杨豹继承封爵。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人，鲁高堂生后也。少为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为督邮。郡督军与悌争论，名悌而呵之。隆按剑叱督军曰：“昔鲁定见侮，仲尼历阶；赵弹秦筝，相如进缶。临臣名君，义之所讨也。”督军失色，悌惊起止之。后去吏，避地济南。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郡平阳县人，是汉代鲁国儒生高堂生的后代。年少时为诸生，泰山郡太守薛悌就任命他为督邮。郡督军和薛悌发生争议，督军直呼薛悌的名字来呵斥他。高堂隆按剑叱斥督军说：“过去鲁定公被侮辱，孔仲尼两次登阶陈辞；秦王要挟赵王弹秦筝，蔺相如针锋相对，反过来进缶给秦王。对着下级直接叫长官的名字，从道义上讲应该受到惩治。”督军吓得脸色发白，薛悌惊慌地站起来制止他。高堂隆以后离官，到济南避难。

建安十八年，太祖召为丞相军议掾，后为历城侯徽文学，转为相。徽遭太祖丧，不哀，反游猎驰骋；隆以义正谏，甚得辅导之节。黄初中，为堂阳长，以选为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为明帝。以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帝初践阼，群臣或以为宜飨会，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为不宜为会，帝敬纳之。迁陈留太守。犊民酉牧，年七十余，有至行，举为计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显焉。征隆为散骑常侍，赐爵关内侯。^[8]

汉献帝建安十八年，太祖召他为丞相军议掾，后任历城侯曹徽的文学，转为王国相。曹徽遇上太祖逝世，不举哀，反而游玩打猎，到处驰骋；高堂隆用大义直言劝谏，辅助王侯的节操表现得非常出色。魏文帝黄初年间，任堂阳县长，又选任为平原王曹叡的傅。平原王后来即帝位，就是魏明帝。明帝任高堂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明帝刚即位，群臣中有的认为应该举行大宴会，高堂隆说唐尧、虞舜逝世，百姓悲哀得三年静绝音乐；殷高宗考虑兴复殷商，三年不言政事。因此最高尚的道德能够和谐兴盛，光照四海。”他的话就是认为不应该举行大宴会，明帝恭敬地接纳了他的意见。之后升为陈留郡太守。犊民酉牧，年纪有七十多岁了，有很高尚的品德，高堂隆推举他为计曹掾；皇上十分赞赏他，特地任命他为郎中来显明他。又征召高堂隆为散骑常侍，赐给关内侯的封爵。

青龙中，大治殿舍，西取长安大钟。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仪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圣制，既铸大钱，又作大钟，单穆公谏而弗听，泠州鸠对而弗从，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记焉，以为永鉴。然今之小人，好说秦、汉之奢靡以荡圣心，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与卞兰从。帝以隆表授兰，使难隆曰：“兴衰在政，乐何为也？化之不明，岂钟之罪？”隆曰夫礼乐者，为治之大本也。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雷鼓六变，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错，和之至也。新声发响，商辛以陨，大钟既铸，周景以弊，存亡之机，恒由斯作，安在废兴之不阶也？君举必书，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后？圣王乐闻其阙，故有箴规之道；忠臣愿竭其节，故有匪躬之义也。”帝称善。

青龙年间，明帝大肆修建宫殿馆舍，要到西边去取来长安的大钟。高堂隆上疏说过去周景王不效法周文王、周武王的英明品德，忽略周公旦制订的神圣制度，既铸大钱，又造大钟，单穆公劝谏他而不听从，泠州鸠批评他也不理睬，以致昏迷不回头，周朝的政治因此衰败，优秀的史官记录了这件事，把它作为永久的鉴戒。但是现今的小人们，喜欢述说秦朝、汉朝奢侈浪费的排场来扰乱皇上的思想，求取导致灭国的不讲法度的器物，搞得人民劳苦不堪，耗费财力，以致损害国家的美好政治，这实在不是用来建成和美礼乐，保持神明美善的方法。”这天，皇上亲自到尚方署，高堂隆和卞兰跟从。皇上把高堂隆的表章给卞兰，令卞兰责难高堂隆说：“国家的兴盛衰败由政治决定，和音乐有什么关系呢？教化不显明，难道是钟的罪过？”高堂隆说礼乐是治国的根本。因此舜的箫韶之乐九次演奏，连凤凰也来礼拜，雷鼓六次变更演奏，天神也因此降临，国政因此太平安定，刑法因此废弃不用，这就是和乐到了极点。新淫声响起，商纣王的统治因此崩溃，大钟铸成后，周景王的统治因此衰落，国家存亡的关键，经常由这里产生，怎么能说国家的兴亡不是从这里一步步逐渐发展的呢？国君的举动一定要载入史册，这是古代的规矩，国君的行为不符合法规，拿什么给后人看呢？圣王高兴听到别人指出他的缺点，因此有规劝的措施；忠臣愿意为忠君的大节尽力，因此有尽忠而不顾自己安危的大义。”皇上称赞他说得好。

迁侍中，犹领太史令。崇华殿灾，诏问隆：”此何咎？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隆对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也，惟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上天降鉴，故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榖生于朝，武丁有雊雉登于鼎，皆闻灾恐惧，侧身修德，三年之后，远夷朝贡，故号曰中宗、高宗。此则前代之明鉴也。今案旧占，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诫。然今宫室之所以充广者，实由宫人猥多之故。宜简择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罢省其余。此则祖己之所以训高宗，高宗之所以享远号也。”诏问隆吾闻汉武帝时，柏梁灾，而大起宫殿以厌之，其义云何？”隆对曰臣闻《西京》‘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以厌火祥’。乃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后有江充巫蛊卫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孔子曰：‘灾者修类应行，精授相感，以戒人君。’是以圣主睹灾责躬，退而修德，以消复之。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内足以待风雨，外足以讲礼仪。清埽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立作，萐莆、嘉禾必生此地，以报陛下虔恭之德。岂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财！实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帝遂复崇华殿，时郡国有九龙见，故改曰九龙殿。

后提升为侍中，仍兼太史令之职。这时崇华殿发生火灾，皇上下诏问高堂隆：“这是什么灾祸？在礼法方面，有求福除灾的方法吗？”高堂隆回答说：“灾变的发生，都是上天用来显示教诫的，只有遵循礼法修养道德，才可以战胜它。《易传》上说：‘上面不俭约，下面不节制，灾火就会烧毁他们的房屋。’又说：‘国君高筑他的楼台，天火就会造成灾害。’国君如果只知修饰宫室，不知道老百姓会因此财物空竭，上天就会用旱灾感应它，灾火就从高殿发生。这次上天降下鉴戒，特意谴责告诫陛下；陛下应该重视人道，来回答天意。过去太戊遇上桑榖生长在朝廷的事，武丁时也发生野鸡登上鼎耳鸣叫的怪事，他们俩听说灾变都不敢正坐，恐惧不安，兢兢业业地修养品德，结果三年之后，远方的少数民族都来朝贡，因此他们享有中宗、高宗的名号。这就是前代的明鉴。如果考察过去的占卜，火灾的发生，都是由于修建台榭宫室而产生的上天告诫。然而现在扩建宫室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宫女太多。目前应该精选留下那些善良美好的宫女，按照周朝的制度，减省那些多佘的宫女。这也就是祖己教训高宗，高宗能享受长远美号的原因。”皇上又下诏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的时候，柏梁台发生火灾，汉武帝反而大建宫殿来制服它，那是什么道理？”高堂隆回答说臣听说西都柏梁台发生火灾后，越巫提供了制服的方法，于是营建建章宫，来镇住火灾造成的灾祸；这只是越巫的做法，并不是圣贤的英明训导。《五行志》说：‘柏梁发生火灾，以后就发生了江充诬蔑卫太子巫蛊汉武帝以致卫太子自杀的事情。’按《五行志》的说法，越巫建议修建建章宫并没有制服什么灾祸。孔子说：‘灾害是警戒人事、报应人的行为的，是由阴阳灾害之气相互感应，来告诫国君的。’因此圣明的君主看到灾害就责备自己，退下来修养品德，以便消除灾祸恢复正常，现在陛下应该解除百姓的劳役。宫室的规格，务必遵守节俭的原则，在里边足够避风雨，在外面足够讲礼仪就行了。如果清除打扫发生火灾的地方，不敢在这里再建造宫殿，那么萐莆、嘉禾等吉祥之物一定会在这里生长出来，以报答陛下诚信恭敬上天的品德。怎么可以使人民疲弊不堪，耗尽人民的财力呢！这实在不是导致吉祥、招抚远方的措施。”皇上于是恢复崇华殿，当时郡国奏称有九条龙出现，因此把崇华殿改名为九龙殿。

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隆，对曰：“《诗》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今兴宫室，起陵霄阙，而鹊巢之，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虑。夏、商之季，皆继体也，不钦承上天之明命，惟谗谄是从，废德适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睹灾竦惧，祗承天戒，故其兴也勃焉。今若休罢百役，俭以足用，增崇德政，动遵帝则，除普天之所患，兴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岂惟殷宗转祸为福而已哉？臣备腹心，苟可以繁祉圣躬，安存社稷，臣虽灰身破族，犹生之年也。岂惮忤逆之灾，而令陛下不闻至言乎？”于是帝改容动色。(www.daowen.com)

当时开始修建陵霄阙，有鸟鹊在上面做窝，皇上向高堂隆询问这件事，高堂隆回答说《诗经》上说：‘鸟鹊筑好了窝，鸠居住在里边。’现在兴建宫室，修起陵霄阙，而鸟鹊在上面做窝，这是宫室没有建成而自己就不能居住的象征。上天的意思好像是说，宫室没有建成，将会有别姓的人来控制它，这是上天的告诫。天道没有亲人，只帮助那些善良有德的人，对这样的告诫不能不严加提防，不能不仔细思考。夏朝、商朝末年，都是继位的国君当政，他们不敬奉上天的明确告诫，只听从谗言和奉承话，废除德政，满足私欲，因此他们灭亡得很快。太戊、武丁，看到灾祸就恐惧担扰，敬奉上天的警戒，因此他们一下子就兴旺起来。现在如果停止各种劳役，节俭开支以使用度充足，重视推行德政，每个行动都遵循帝王的规则，免除对全国人民有害的事情，兴建对人民有利的事业，那么三王可以有第四个，五帝可以有第六个，难道只有殷商的祖先可以转祸为福吗？臣作为朝廷的腹心之臣，只要可以为陛下增添幸福，安定保存社稷，臣即使粉身碎骨家庭破灭，也好像是我的再生之年。怎么会害怕蒙受违逆圣上的罪名，而使陛下不能听到最应该听到的话呢？”于是皇上改变了脸色，有所惊惧。

是岁，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士民失业。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兴戎军国之费，所尽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舆人作颂，则向以五福，民怒吁嗟，则威以六极，言天之赏罚，随民言，顺民心也。是以临政务在安民为先，然后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尝不然也。夫采椽卑宫，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风也；玉台琼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宫室，实违礼度，乃更建立九龙，华饰过前。天彗章灼，始起于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爱陛下，是以发教戒之象，始卒皆于尊位，殷勤郑重，欲必觉寤陛下；斯乃慈父恳切之训，宜崇孝子祗耸之礼，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后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这年，在大辰星次出现彗星。高堂隆又上疏说：“凡是帝王迁都建邑，都要先安定天神、地神、土神、谷神的神位，恭敬地奉祀他们。将要营建宫室，就首先修好祖宗庙堂，然后修建府库马厩，最后才建造居住的房舍。现在圆丘、方泽、南北郊祭、明堂、土神、谷神的神位都没有定下，宗庙的祭祀制度又没有按照礼法，却高建和修饰居住的宫室，人民都流离失所。外边的人都说宫人的用度，与兴治国家的开支和军费，差不多相等。人民经受不住这样的政令，都怀有埋怨愤怒之情。《尚书》上说：‘上天的视听依从民众的视听，上天的赏罚依从臣民的赏罚’，众人唱起颂歌，上天就会降五福以劝导人向善，人民怨怒忧叹，上天就会用六极警戒人，这说明上天的赏罚，是按照人民的言论，顺从人民的心意的。因此治政要努力做到先安定人民，然后考察古代圣王的教化，量度天地间的大事，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英明的帝王只用不加斫削的柞木建成低矮的宫室，因此唐尧、虞舜、大禹的帝王风范流传至今；昏暗之君用美玉装饰楼台宫室，因此夏桀王、商纣王触犯上天后很快灭亡。现在的宫室，的确已经违背了礼仪法度，还要改建九龙殿，殿中华丽的装饰超过以前。彗星闪耀，开始从房宿心宿兴起，侵犯帝坐星进而干犯紫微星座，这是皇天像对待儿子一样爱抚陛下，因此显示教诫的迹象，从开始到最后都是针对尊位，恳切郑重，一定想让陛下觉悟。这是上天慈父般的恳切训导，陛下应该崇尚孝子敬重长辈之礼，为天下先做好榜样，以便明白地显示给后代子孙，不应该忽略不理，而加重上天的愤怒。”

时军国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迹垂统，必候圣明，辅世匡治，亦须良佐，用能庶绩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风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风，回首面内，德教光熙，九服慕义，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务纠刑书，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礼乐，班叙明堂，修三雍、大射、养老，营建郊庙，尊儒士，举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恺悌，尚俭素，然后备礼封禅，归功天地，使雅颂之声盈于六合，缉熙之化混于后嗣。斯盖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贵业也。然九域之内，可揖让而治，尚何忧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犹棼丝，非政理也。可命群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为典式。”隆又以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故三春称王，明三统也。于是敷演旧章，奏而改焉。帝从其议，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

当时国家多事，军事频繁，刑法深重。高堂隆上疏说：“要开创基业传位给后代子孙，一定要有英明的君主，治国救世，改正错误，也需要优良的辅相，因为他们能成就各种事业，治理安定众事。移风易俗，宣扬显明仁政教化，使四方边远地区的人民同受教化，归向朝廷，让善政光明远照，使全国各地的民众都敬慕仁义，这本来就不是一般的官吏能够办到的。现在官员们只知纠缠刑律条文，不以仁政大道为根本，因此施用刑法而犯法的人仍然不断，民俗衰败而不敦厚。陛下应该尊崇礼乐，在明堂按次序排列行礼，修建辟雍、明堂、灵台等三雍和推行大射、养老等礼仪，营建郊祭庙堂，尊重儒生，推举隐逸志士，宣扬显明礼法制度，改定纪时历法，变换车马祭牲的颜色，提倡和乐简易的风气，崇尚勤俭朴素，然后备好礼品举行封禅大典，把功劳归于天神地祗，使雅颂等盛世之乐充满天地四方，让光明的教化流传于后世子孙。这大概应是最美好的治国大事，不朽的高尚事业。这样，九州之内，只需拱手讲礼就可以治理好，还担忧什么别的事呢？不端正治国的根本而纠正那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就好像要理丝反而扰乱了丝线，这不是治国理政的原则。陛下还可以命令三公、朝廷官员和知识渊博的儒生，研究制定这一类事情的法规，作为国家的规范。”高堂隆又认为改定纪时历法，规定车马祭牲的颜色，制定特定的旗号标志，使用不同的器械，是自古以来帝王显明政令，改变人民视听的措施，因此春季三个月加“王”字称呼，以显明天统、地统、人统等不同的历法制度。于是他详细陈述旧的规章制度，上奏给朝廷要求改变当时的有关制度。皇上听从他的建议，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崇尚黄色，祭牲用白色，按正月建丑的地统制度纪时。

迁光禄勋。帝愈增崇宫殿，雕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榖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辽东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没民物。隆上疏切谏曰：

后被提升为光禄勋。这时皇上进一步加高宫殿，装饰观阁，派人到太行山开凿石英石，到榖城县采办有纹理的石头，在芳林园内堆起景阳山，在太极殿以北修建昭阳殿，铸造黄龙凤凰等奇特高大的野兽之形，装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以致各种劳役繁杂，修建的人要好几万，从公卿大夫到学生，没有不出力的，皇上还亲自挖土来带动大家。而辽东郡这时不再来朝见。悼皇后逝世。天降大雨，冀州涨大水，冲走淹没民众与财物。于是高堂隆上疏恳切地劝谏说：

盖“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然则士民者，乃国家之镇也；谷帛者，乃士民之命也。谷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劝农，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报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阳九厄运之会，洪水滔天，使鲧治之，绩用不成，乃举文命，随山刊木，前后历年二十二载。灾眚之甚，莫过于彼，力役之兴，莫久于此，尧、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勋，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国有家者，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妪煦养育，故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劳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饥馑荐臻，无以卒岁；宜加愍恤，以救其困。

“天地的大德叫生，圣人的大宝叫位；用什么守住宝位？用仁；用什么聚集人民？用财。”如此说来，士民，是国家的基石；粮食布帛，是民众的生命。粮食布帛没有天地自然不能培育，没有人力不会长成。因此帝王亲自耕种以鼓励农业生产，皇后亲自采桑来促进织布制衣，这是明奉上帝，申告虔诚报答上天施恩的方法。过去在唐尧之时，世逢阳九数穷、灾荒厄运之际，地上洪水泛滥，波浪滔天，尧派鲧治理大水，鲧没有成功，于是推举大禹，大禹顺着高山伐木开道，前后经过二十二年才成功。灾害厉害的程度，没有超过那次的，劳役兴起的时间，没有比这次更长久的，但尧、舜君臣，却只是面向南边坐着发号施令而已。大禹分治九州，上下官员的功劳，各有差别，君子小人，服饰各有等第。现在没有那时事情紧急，却使公卿大夫等官员和服役之徒共同服劳役，这事传到四方少数民族区域，不是好声誉，写在竹帛典籍中传到后代，也不是美名声。因此诸侯大夫，近的取法于身，远的取象于物，大家共同生养抚育生民，故《诗经》称颂他们说：“和乐简易的君子，就是人民的父母。”现在上下劳苦，疾病灾荒到处发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少，饥饿灾荒一起到来，人民无法度过时日；陛下应该忧怜他们，解救他们的困苦。

臣观在昔书籍所载，天人之际，未有不应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阴阳之逆顺，矜矜业业，惟恐有违。然后治道用兴，德与神符，灾异既发，惧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叶，暗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轨，不纳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变戒，未有不寻践祸难，至于颠覆者也。

臣观览过去书籍上所记载的，天人之间，没有不相互感应的。因此古代圣明的帝王，都畏惧上天的明命，遵循阴阳的逆顺规律，兢兢业业，戒慎自持，生怕有违背的地方。这样，国家政治就会兴盛起来，道德与神明一致，灾异已经发生，就心中恐惧而采取措施修明国政，这样的圣王没有不延续王朝而流传给后代的。到了每朝的末年，昏暗荒淫的君主，不崇尚先王的好法度，不接纳忠直之士的直言劝谏，而凭感情用事，对于变异和上天的告诫毫不在意，这样的昏君没有不随即就走向灾难，以致国家倾覆的。

天道既著，请以人道论之。夫六情五性，同在于人，嗜欲廉贞，各居其一。及其动也，交争于心。欲强质弱，则纵滥不禁；精诚不制，则放溢无极。夫情之所在，非好则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谷帛不立。情苟无极，则人不堪其劳，物不充其求。劳求并至，将起祸乱。故不割情，无以相供。仲尼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观之，礼义之制，非苟拘分，将以远害而兴治也。

天道已经明白了，现请求允许我拿人道来论述。喜、怒、哀、乐、爱、恶等六情和仁、义、礼、智、信等五性，每一个人都同样具有，贪嗜欲望与清廉贞洁，各占一部分。到它们活动时，就在心中互相争斗。如果欲望强盛而本质虚弱，就会放纵泛滥不能禁止；精诚之心不能控制欲望，就会放荡得没有极限。人们的情欲追求的，不是好的就是美的东西，而美好的东西的积累，没有人力不会成功，没有粮食布帛不能产生。情欲如果没有极限，那么人们就承受不了这样的劳苦，粮食布帛就满足不了这样的追求。有的人劳苦不堪，有的人追求享乐，二者同时存在，就会发生灾祸与动乱。因此不忍痛割掉自己的情欲，人民就无法供给满足。孔仲尼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立即到来的忧患。”由此看来，礼义的制定，不仅是为了苟且地拘守本分，也是为了远离祸害而使国家兴盛太平。

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据险乘流，跨有士众，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今若有人来告，权、禅并修德政，复履清俭，轻省租赋，不治玩好，动咨耆贤，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此，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贼并为无道，崇侈无度，役其士民，重其征赋，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闻之，岂不勃然忿其困我无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诛，其次，岂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难乎？苟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

现在吴、蜀二贼，不只是那种占据地盘的小股喽啰、聚集在小镇的盗贼，而是凭借险阻和江河的阻隔，拥有人才和民众，称王称帝，想和中原争夺天下的大盗。现在如果有人来报告，孙权、刘禅都在修理德政，又履行清廉俭朴之风，减省赋税，不修制玩物宝器，每一行动都询问年高贤能的人，办事遵守礼仪法度。陛下听说了，难道不忧惧地痛恨他们这样做，认为他们最终难以消灭，而把他们作为国家的忧患吗？如果报告的人说，这两方敌人都推行无道，荒淫奢侈而没有限度，搞得士民劳苦不堪，不断加重人民的赋税，下边的人民经受不了这样的政命，忧叹之声一天比一天高。陛下听说了，难道不愤怒地痛恨他们使我们无辜的人民受苦受难，而想立即诛灭他们，其次，难道不庆幸他们疲弊不堪而容易攻取吗？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事情的道理也就非常明白了。

且秦始皇不筑道德之基，而筑阿房之宫，不忧萧墙之变，而修长城之役。当其君臣为此计也，亦欲立万世之业，使子孙长有天下，岂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倾覆哉？故臣以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将至于败，则弗为之矣。是以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将亡，然后至于不亡。昔汉文帝称为贤主，躬行约俭，惠下养民，而贾谊方之，以为天下倒悬，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三。况今天下凋弊，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畜，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

秦始皇不修筑道德的基础，而修筑阿房宫，不担心内部潜在的祸变，而为防御外敌兴起修建万里长城的苦役。在他们君臣计划这些事的时候，也想创立万代基业，使他们的子孙长期统治天下，怎么会想到有朝一日一个普通人大声疾呼，秦朝的一统天下就倾覆了呢？因此臣认为假使前代的国君知道他们的做法一定会导致失败的话，他们就不会那样做了。因此亡国之主自己认为不会灭亡，但是最终走向灭亡；贤圣的君主自己认为将会灭亡，最终却不至于灭亡。往昔汉文帝被人们称为贤主，亲自推行勤俭节约，爱护抚育人民，但贾谊还上疏比喻，认为天下的人民像被倒吊着一样，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一要为之痛哭，二要为之流泪，三要为之长叹息。何况现今天下凋零疲弊，人民连微小的储备都没有，国家没有一年的积蓄，外边有强大的敌人，军队在边境日晒雨淋，宫廷里边大兴土木，州郡动乱不安，如果一旦有敌军进犯的警报传来，那么臣惧怕那些修筑宫殿的士民不会为打击敌寇而舍生忘死了。

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廪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而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礼》，大府掌九赋之财，以给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后，乃以式贡之余，供王玩好。又上用财，必考于司会。今陛下所与共坐廊庙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则台阁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无讳。若见丰省而不敢以告，从命奔走，惟恐不胜，是则具臣，非鲠辅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日：“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国以覆，斯亦灭族。是以史迁议其不正谏，而为世诫。

同时，当前将领官员们的俸禄，逐渐被减少，和过去相比，只有过去的五分之一；各位退休的官员又断绝粮食给养，不应该缴纳的赋税现在都要交纳一半：这说明官府的收入是过去的两倍，付出却比过去少了三分之一。而规划计算经费用度时，经常感到不够用，新增加的缴纳牛肉等费用，前后连续不断。反过来推论，各种增加的经费，一定用在某个地方。俸禄赏赐、粮食布帛，是君主用来抚养官员民众而使他们维持生命的东西，如果现在废除了，这就等于夺取他们的生命。已经得到了的东西又要失掉，这就是产生怨恨的根源。《周礼》规定，大府掌管各种赋税交纳的金玉布帛等财物，以供给各种用度，财物的收入有一定的法度，支出有一定的规定，各项收支不互相干预取用而各种用度就会充足。各种用度充足之后，才把按法度征收的贡赋的多余部分，供给君王享受玩乐。同时皇上使用的财物，一定要由主管财政经济的司会考查。现在和陛下一起坐朝廷治理天下的人，不是三公九卿，就是尚书台的大臣，都是陛下最亲近的人，应该毫不避讳。如果看到财政收入的增减而不敢及时报告，只知听从命令，唯唯诺诺，只担心自己不能坐稳官位，这就只是滥竽充数不称职的臣子，而不是正直敢谏的辅臣。过去李斯教育秦二世说：“做了君主却不任意放纵及时行乐，这叫做得了天下反而像给自己套上了脚镣手铐。”秦二世用这样的方法治国，秦国因此倾覆，李斯也被灭族。因此太史令司马迁评论他不能正直地劝谏，而作为后世的鉴戒。

书奏，帝览焉，谓中书监、令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

书上奏后，皇上阅读了它，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了高堂隆的这封奏章，真使我惧怕啊！”

隆疾笃，口占上疏曰：

高堂隆病重时，口述上呈文书说：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寝疾病，有增无损，常惧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岂惟曾子，愿陛下少垂省览！涣然改往事之过谬，勃然兴来事之渊塞，使神人向应，殊方慕义，四灵效珍，玉衡曜精，则三王可迈，五帝可越，非徒继体守文而已也。

曾子有病，孟敬子问候他。曾子说：“鸟将要死的时候，它的叫声是悲哀的；人将要死的时候，他的话是善良的。”臣卧床病重，病情有增无减，经常害怕突然死掉，而不能表明我的一片忠诚之心。我的赤诚之心，难道只像曾子，希望陛下稍微察看一下！迅速改正过去的错误，蓬勃兴起以后笃实深远的事业，使得上帝人民共同响应，四面八方仰慕德义，麟凤龟龙敬献珍宝，北斗星精闪耀光芒，那么陛下就可以赶上三王，超过五帝，不只是继承君位遵守成法而已。

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绍尧、舜、汤、武之治，而蹈踵桀、纣、幽、厉之迹，莫不蚩笑季世惑乱亡国之主，而不登践虞、夏、殷、周之轨。悲夫！以若所为，求若所致，犹缘木求鱼，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寻观三代之有天下也，圣贤相承，历载数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万国咸宁，九有有截；鹿台之金，巨桥之粟，无所用之，仍旧南面，夫何为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谏，才足以饰非，谄谀是尚，台观是崇，淫乐是好，倡优是说，作靡靡之乐，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顾，宗国为墟，下夷于隶，纣县白旗，桀放鸣条。天子之尊，汤、武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冑也。且当六国之时，天下殷炽，秦既兼之，不修圣道，乃构阿房之宫，筑长城之守，矜夸中国，威服百蛮，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谓本枝百叶，永垂洪晖，岂寤二世而灭，社稷崩圮哉？近汉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内兴宫殿，十余年间，天下嚣然。乃信越巫，怼天迁怒，起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卒致江充妖蛊之变，至于宫室乖离，父子相残，殃咎之毒，祸流数世。

臣经常痛心世上的君主人人都想继承尧、舜、商汤王、周武王的英明政治，实际上自己却走夏桀王、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的老路，人人都讥笑末代惑乱亡国的君主，实际上自己却不遵循虞舜、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的正轨。可悲啊！用这样的做法，追求那样的目的，就好像攀登到树上去找鱼，用火烧水来制作冰块一样，这样做终究不能达到目的，这是非常明显的。考察夏、商、周三代拥有天.下，圣贤的君主一个接一个，经历了好几百年，土地没有一尺不是他们的国土，人民没有一个不是他们的臣子，各诸侯国都安定团结，九州整齐划一；鹿台的黄金，巨桥的粮食，多得无处去用，仍旧能南面称君，那是为什么呢？然而商纣王、夏桀王之类的人，依仗他们的武力，智慧足够拒绝忠臣的劝谏，才能足够掩饰自己的过错，崇尚阿谀奉承，高筑楼台馆所，喜好奢侈淫乐，喜欢歌儿舞女，制作靡靡之音，沉迷于濮水一带的淫乱音乐。上天不赦免他们的罪过，而关怀眷念百姓，结果他们的祖庙、国都化为废墟，被下面的奴隶们消灭，商纣王的头被悬挂在白旗上，夏桀王被放逐到鸣条而死。天子的尊严，商汤王、周武王都有，难道他们都是特异的人、都是英明帝王的后代吗？在六国纷乱的时候，天下争斗激烈，秦国已经兼并六国，但他们不推行圣王的政治，却动用民力修筑阿房宫，修建防守外敌的万里长城，在中原夸耀武力，凭威风降服各少数民族，以致天下震动恐惧，人民在道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睛示意。他们自己认为根基巩固，枝叶繁茂，秦国的统治会永久流传下去，谁知只传了两代就灭亡，社稷也随之崩溃倾覆呢？近代汉武帝继承汉文帝、汉景帝的洪福，对外抗拒匈奴，在内大兴宫殿，十多年间，天下忧愁。于是就相信越国巫人的话，怨恨上天并把怒气加在别人身上，修建的建章宫，千门万户，最后导致江充诬蔑太子诬蛊的事变，以致宫廷内部众叛亲离，父子之间互相残杀，灾祸造成的毒害，流传了好几代。

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汉吕之乱，实赖朱虚，斯盖前代之明鉴。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掇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钟，气力稍微，辄自舆出，归还里舍，若遂沈沦，魂而有知，结草以报。

臣观察黄初年间，上天降下告诫的征兆，不同种类的鸟，在燕子的窝里生育成长，嘴巴、脚爪和胸部都是红的，这是魏国的大怪事，应该预防在朝廷内部出现奋发威武、胸怀野心的人。因此，可以选择各国诸侯王，使他们在采邑封国之内掌管军事，经常处于相持之势，镇守扶助京师附近，辅助光大皇室。过去周平王向东迁都，依靠晋国、郑国的辅助，汉朝平定诸吕之乱，实在是依赖朱虚侯刘章，这都是前代明明白白的鉴戒。皇天没有特别亲近的人，只辅助那些有道德的人。人民歌颂德政，就能延续皇统，人民怨怒哀叹，就要选择和授予有才能的人来统治天下。由此看来，天下是天下民众的天下，不只是陛下个人的天下。臣现在百病聚集在身，气力逐渐衰微，就要自己坐车出京，回到故乡老家，如果就此死去，魂魄能有知觉，一定对陛下感恩报德，至死不忘。

诏曰：“生廉追伯夷，直过史鱼，执心坚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阴德，疾除而延寿；贡禹以守节，疾笃而济愈。生其强饭专精以自持。”隆卒，遗令薄葬，敛以时服。^[9]

皇上下诏书说：“先生的廉洁赶上了伯夷，正直超过了史鱼，用心坚贞洁白，忠直而不顾个人私利，为什么一点小病没有消除，就退位回家乡？过去邴吉因为积累阴德，结果疾病消除而延年益寿；贡禹因为保持节操，虽然病重而终能治愈。先生还是努力加餐，专心一致地保养自己。”高堂隆死，留下遗言要后人俭薄地埋葬自己，只用当时一般的服装装敛自己。

初，太和中，中护军蒋济上疏曰“宜遵古封禅'诏曰：“闻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寝历岁，后遂议修之，使隆撰其礼仪。帝闻隆没，叹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子深嗣爵。

当初，魏明帝太和年间，中护军蒋济上疏说：“应该遵循古代的封禅制度。”皇上下诏说：“听到蒋济这样的话，使我汗流不止以至淌到脚下。”这件事停止了几年，以后议论提倡这件事，让高堂隆撰写封禅的礼仪。皇上听说高堂隆死了，叹息说：“上天不想成就的事业，高堂先生舍弃我先走了。”高堂隆的儿子高堂琛继承其封爵。

始，景初中，帝以苏林、秦静等并老，恐无能传业者。乃诏曰昔先圣既没，而其遗言余教，著于六艺。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可斯须离者也。末俗背本，所由来久。故闵子讥原伯之不学，荀卿丑秦世之坑儒，儒学既废，则风化易由兴哉？方今宿生巨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昔伏生将老，汉文帝嗣以晁错；《榖梁》寡畴，宣帝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夏侯胜有言：‘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数年，隆等皆卒，学者遂废。

开始，魏明帝景初年间，皇上因为苏林、秦静等人都老了，担心没有能传下他们学业的人。于是下诏说：“过去先圣已经逝世，但他们留下的的言论和教化，都写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著作中。六经的文章，礼又是最紧要的，不能够片刻离开。把提倡好风俗看做小事而违背礼这个根本，由来已久了。因此闵子指责原伯闭口不谈学问，荀卿憎恶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既已废除，那么风俗教化从哪里兴起呢？现在老辈学者和大儒学家，都已经年老，在教化的大业方面，谁是他们的继承人呢？过去伏生将要老了，汉文帝要晁错继承他的学业。《縠梁传》缺少志同道合的研究者，汉宣帝命蔡千秋选十位郎官跟他学习。现从郎官中选拔三十个才能出众、理解经义的人，跟随光禄勋高堂隆、散骑常侍苏林、博士秦静，分别学习《诗》、《书》、《易》、《春秋》四经和《周礼》、《仪礼》、《礼记》三礼，主管人都为此设置考试的法规。夏侯胜曾说过：‘儒士最大的缺点是不明经术，经术如果能明晓通达，那么要得到卿大夫等官位就像弯腰捡草芥那样容易。’现在如果有能够研究精通经学之道的人，那么你不想得到高官厚禄也会得到。大家可以不勉励自己吗！”几年以后，高堂隆等人都死了，学习经术的人都废弃了学业。

初，任城栈潜，太祖世历县令，^[10]尝督守邺城。时文帝为太子，耽乐田猎，晨出夜还。潜谏曰：“王公设险以固其国，都城禁卫，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维城，无俾城坏。’又曰：‘犹之未远，是用大谏。’若逸于游田，晨出昏归，以一日从禽之娱，而忘无垠之衅，愚窃惑之。”太子不悦，然自后游出差简。黄初中，文帝将立郭贵嫔为皇后，潜上疏谏，语在《后妃传》。明帝时，众役并兴，戚属疏斥，潜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树之君，所以覆焘群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为天子，裂土分疆匪为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济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赖之。三王既微，降逮于汉，治日益少，丧乱弘多，自时厥后，亦罔克乂。太祖浚哲神武，芟除暴乱，克复王纲，以开帝业。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践阼七载，每事未遑。陛下圣德，纂承洪绪，宜崇晏晏，与民休息。而方隅匪宁，征夫远戍，有事海外，县旌万里，六军骚动，水陆转运，百姓舍业，日费千金。大兴殿舍，功作万计，徂来之松，刊山穷谷，怪石珷玞，浮于河、淮，都圻之内，尽为甸服，当供稿秸轾粟之调，而为苑囿择禽之府，盛林莽之秽，丰鹿兔之薮；伤害农功，地繁茨棘，灾疫流行，民物大溃，上减和气，嘉禾不植。臣闻文王作丰，经始勿亟，百姓子来，不日而成。灵沼、灵囿，与民共之。今宫观崇侈，雕镂极妙，忘有虞之总期，思殷辛之琼室，禁地千里，举足投网，丽拟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尽，下不堪命也。昔秦据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号谥至万叶，而二世颠覆，愿为黔首，由枝干既扤，本实先拔也。盖圣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勋亲亲；俊乂在官，则功业可隆，亲亲显用，则安危同忧；深根固本，并为干翼，虽历盛衰，内外有辅。昔成王幼冲，未能莅政，周、吕、召、毕，并在左右；今既无卫侯、康叔之监，分陕所任，又非旦、奭。东宫未建，天下无副。愿陛下留心关塞，永保无极，则海内幸甚。”后为燕中尉，辞疾不就，卒。

当初，任城国的栈潜，在太祖时历任县令，曾督守邺城。当时文帝还是太子，迷上了打猎，早晨出猎夜里才回宫。栈潜劝谏他说王公设置险阻是用来巩固国家的，都城的禁卫制度，是用来戒备不测的事情的。《大雅》上说：‘国君的嫡子就像京城的城墙，不要使这个城墙崩毁。’又说：‘不能谋划长远的事业，因此要极力劝谏。’如果只喜欢打猎，早出晚归，因为整天贪求追逐禽兽的欢乐，而忘记了无边无际的灾祸，我暗自对这感到迷惑不解。”太子听了不高兴，但从此以后略微减少了出游打猎的次数。黄初年间，文帝要立郭贵嫔为皇后，栈潜上疏劝谏，劝谏的话记在《后妃传》中。魏明帝的时候，各种劳役一齐兴起，皇亲国戚被疏远排斥，栈潜于是上疏说：“天生众民而为他们树立国君，国君是用来爱护保护众人、养育万民的，因此控制四海不仅仅是为了天子，分割土地划分边界不仅仅是为了诸侯。从三皇开始，到唐尧、虞舜，都能在天下广施恩惠，救助民众，敦厚朴实的美德因此和洽，老百姓都依赖他们。三王衰微以后，下到汉朝，安定太平的日子越来越少，丧乱越来越多，从此以后，国家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理。太祖智慧深邃，神明威武，铲除暴乱，恢复朝廷的纲纪，因此开创了帝业。文帝接受上天的明命，发扬光大帝王的基业，登位七年，为了治理各种大事，以至没有空闲休息。陛下圣明伟大，继承大业，应该崇尚安定和平，让人民休养生息。现在边境不安宁，征战的士兵到远方防守，境外战事不息，大军挂旗出征于万里之外，各路军队动荡不安，不断从水路、陆路转运粮草，老百姓舍弃了农业生产，每天消费成千上万的钱财。又大兴宫殿馆舍，工程上万，因为砍伐徂来山的松树，山上都被砍得光光的，怪特的石头和斌玦等美石，在黄河、淮河运送不绝，京城周围方圆千里的地方，都变为王畿的外围，原是民众完成供给马料、粮食调赋的地方，现在都成了皇家苑囿选择禽物的府库，草木繁茂、杂草丛生的荒地和鹿兔等野兽聚积的场所；这样做伤害了农业生产，土地长满了荆棘，灾疫到处流行，民众财物消耗得精光，上天气节不调畅，庄稼不能生长。我听说周文王建立丰邑，开始度量筹划时并不急于求成，但老百姓都携儿带女地聚集来，没有几天就建成了。文王的灵沼、灵囿，与人民共同所有。现在宫殿台观一味追求华丽奢侈，粉饰雕刻得极其奇妙，完全忘记了虞舜在明堂用草盖举行仪礼的俭朴精神，整天想的是像商纣王用美玉装饰宫室那样奢侈浪费，设禁的土地上千里，人民的一举一动都要触犯法网，宫室华丽的程度与秦代的阿房宫相比拟，劳役是楚灵王乾谿建章华台的一百倍，我恐怕民力凋弊殆尽，人民会经受不住这样的政令。过去秦国凭借殽山、函谷关等险阻而控制天下，自认为品德比三皇还高，功劳是五帝的总和，想定立流传万代的称号，但只有二代就倾覆了，昔日的君主只得心甘情愿去做普通老百姓，这都是由于枝干已经动摇，根本早已拔出的缘故。圣王治理天下，能尊重才智出众的有德之士，团结亲人建立功业；有才德的人都担任官职，功业就可以兴隆，亲近的人被提拔重用，他们就会与王室安危与共，同舟共济；国家根本巩固了，大家都会辅助朝廷，即使经历兴盛和衰落的不同时期，内外都有人辅佐。过去周成王年幼，不能临政，周公、吕望、召公、毕公都在左右扶持；现在既没有卫侯、康叔那样监管前朝余民的人，又没有像周公、召公那样能担任分陕而治大业的人。太子没有确立，天下没有副君。希望陛下把心思放在边塞上，永远保守无尽之业，那么海内人民就会非常幸运了。”后来栈潜被任命为燕国中尉，因病辞官不就职，去世。

评曰：辛毗、杨阜，刚亮公直，正谏匪躬，亚乎汲黯之高风焉。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在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

评论说：辛毗、杨阜，刚毅忠诚而公正耿直，正言规谏而不顾个人安危，仅次于汲黯的高风亮节。高堂隆精通经学而品德高尚，一心匡正国君，利用已发生的灾变陈述历史的鉴戒，一切出于恳切忠诚，确实是一片忠心啊！至于建议一定要改变纪时历法，使魏国追认虞为始祖，似乎是人们常说的坚持己意超过了他所精通的事理吧！

[1] 《晋诸公赞》曰：柔长子儁，大将军掾，次诞，历三州刺史、太仆。诞放率不伦，而决烈过人。次光，字宣茂，少习家业，明练法理。晋武帝世，为黄沙御史，与中丞同，迁守廷尉，后即真。兄诞与光异操，谓光小节，常轻侮之，而光事诞愈谨。终于尚书令。追赠司空。

[2] 《英雄记》曰：谭、尚战于外门，谭军败奔北。郭图说谭曰：“今将军国小兵少，粮匮势弱，显甫之来，久则不敌。愚以为可呼曹公来击显甫。曹公至，必先攻邺，显甫还救。将军引兵而西，自邺以北皆可虏得。若显甫军破，其兵奔亡，又可敛取以拒曹公。曹公远侨而来，粮饷不继，必自逃去。比此之际，赵国以北皆我之有，亦足与曹公为对矣。不然，不谐。”谭始不纳，后遂从之。问图：“谁可使？”图答：“辛佐治可。”谭遂遣毗诣太祖。

[3] 《魏略》曰：诸葛亮围祁山，不克，引退。张邰追之，为流矢所中死。帝惜郃，临朝而叹曰：“蜀未平而郃死，将若之何！”司空陈群曰：“郃诚良将，国所依也。”毗心以为郃虽可惜，然已死，不当内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群曰：“陈公，是何言欤！当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无武皇帝也，及委国祚，而文皇帝受命。黄初之世，亦谓不可无文皇帝也，及委弃天下，而陛下龙兴。今国内所少，岂张郃乎？”陈群曰：“亦诚如辛毗言。”帝笑曰：“陈公可谓善变矣。”
臣松之以为拟人必于其伦，取譬宜引其类，故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毗欲弘广主意，当举若张辽之畴，安有于一将之死而可以祖宗为譬哉？非所宜言，莫过于兹。进违其类，退似谄佞，佐治刚正之体，不宜有此。《魏略》既已难信，习氏又从而载之，窃谓斯人受诬不少。

[4] 《魏略》曰：宣王数数欲进攻，毗禁不听。宣王虽能行意，而每屈于毗。

[5] 《世语》曰：敞字泰雍，官至卫尉。毗女宪英，适太常泰山羊耽，外孙夏侯湛为其传曰：“宪英聪明有才鉴。初文帝与陈思王争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颈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为大将军曹爽参军。司马宣王将诛爽，因爽出，闭城门。大将军司马鲁芝将爽府兵，犯门斩关，出城门赴爽，来呼敞俱去。敞惧，问宪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于事可得尔乎？’宪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尔！明皇帝临崩，把太傅臂，以后事付之，此言犹在朝士之耳。且曹爽与太傅俱受寄托之任，而独专权势，行以骄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举不过以诛曹爽耳。’敞曰：‘然则事就乎？’宪英曰：‘得无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则敞可以无出乎？’宪英曰：‘安可以不出。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为人执鞭而弃其事，不祥，不可也。且为人死，为人任，亲昵之职也，从众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诛爽。事定之后，敞叹曰：‘吾不谋于姊，几不获于义。’逮钟会为镇西将军，宪英谓从子羊祜曰：‘钟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将为灭蜀也。’宪英曰：‘会在事纵恣，非持久处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后会请子诱为参军，宪英忧曰：‘他日见钟会之出，吾为国忧之矣。今日难至吾家，此国之大事，必不得止也。’诱固请司马文王，文王不听。宪英语诱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遗父母忧患而已。军旅之间，可以济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宪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6] 《魏略》曰：阜少与同郡尹奉次曾、赵昂伟章俱发名，伟章、次曾与阜俱为凉州从事。

[7] 皇甫谧《列女传》曰：姜叙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马超攻冀，害凉州刺史韦康，州人凄然，莫不感愤。叙为抚夷将军，拥兵屯历。叙姑子杨阜，故为康从事，同等十余人，皆略属超，阴相结为康报仇，未有间。会阜妻死，辞超宁归西，因过至历，候叙母，说康被害及冀中之难，相对泣良久。姜叙举室感悲，叙母曰：“咄！伯奕，韦使君遇难，岂一州之耻，亦汝之负，岂独义山哉？汝无顾我，事淹变生。人谁不死？死国，忠义之大者。但当速发，我自为汝当之，不以余年累汝也。”因敕叙与阜参议，许诺，分人使语乡里尹奉、赵昂及安定梁宽等，令叙先举兵叛超，超怒，必自来击叙，宽等因从后闭门。约誓以定，叙遂进兵入卤，昂、奉守祁山。超闻，果自出击叙，宽等从后闭冀门，超失据。过卤，叙守卤。超因进至历，历中见超往，以为叙军还。又传闻超以走奔汉中，故历无备。及超入历，执叙母，母怒骂超。超被骂大怒，即杀叙母及其子，烧城而去。阜等以状闻，太祖甚嘉之，手令褒扬，语如本传。
臣松之案：谧称阜为叙姑子，而本传云叙为阜外兄，与今名内外为不同。谧又载赵昂妻曰：赵昂妻异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赵伟璋妻，王氏女也。昂为羌道令，留异在西。会同郡梁双反，攻破西城，害异两男。异女英，年六岁，独与异在城中。异见两男已死，又恐为双所侵，引刀欲自刎，顾英而叹曰：“身死尔弃，当谁恃哉！吾闻西施蒙不絜之服，则人掩鼻，况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粪涅麻而被之，鲜食瘠形，自春至冬。双与州郡和，异竟以是免难。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谓英曰：“妇人无符信保傅，则不出房闱。昭姜沈流，伯姬待烧，每读其传，心壮其节。今吾遭乱不能死，将何以复见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怜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饮毒药而绝。时适有解毒药良汤，橛口灌之，良久乃苏。建安中，昂转参军事，徙居冀。会马超攻冀，异躬著布糒，佐昂守备，又悉脱所佩环、黼黻以赏战士。及超攻急，城中饥困，刺史韦康素仁，悯吏民伤残，欲与超和。昂谏不听，归以语异，异曰：“君有争臣，大夫有专利之义；专不为非也。焉知救兵不到关陇哉？当共勉卒高勋，全节致死，不可从也。”比昂还，康与超和。超遂背约害康，又劫昂，质其嫡子月于南郑。欲要昂以为己用，然心未甚信。超妻杨闻异节行，请与䜩终日。异欲信昂于超以济其谋，谓杨曰：“昔管仲入齐，立九合之功；由余适秦，穆公成霸。方今社稷初定，治乱在于得人，凉州士马，乃可与中夏争锋，不可不详也。”杨深感之，以为忠于己，遂与异重相接结。昂所以得信于超，全功免祸者，异之力也。及昂与杨阜等结谋讨超，告异曰吾谋如是，事必万全，当奈月何？”异厉声应曰：“忠义立于身，雪君父之大耻，丧元不足为重，况一子哉？夫项托、颜渊，岂复百年，贵义存耳。”昂曰：“善。”遂共闭门逐超，超奔汉中，从张鲁得兵还。异复与昂保祁山，为超所围，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杀异子月。凡自冀城之难，至于祁山，昂出九奇，异辄参焉。

[8] 臣松之以为忠至之道，以亡己为理。是以匡救其恶，不为身计。而阜表云“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此则发愤为己，岂为国哉？斯言也，岂不伤谠烈之义，为一表之病乎！

[9] 《魏略》曰：太史上汉历不及天时，因更推步弦望朔晦，为太和历。帝以隆学问优深，于天文又精，乃诏使隆与尚书郎杨伟、太史待诏骆禄参共推校。伟、禄是太史，隆故据旧历更相劾奏，纷纭数岁，伟称禄得日蚀而月晦不尽，隆不得日蚀而月晦尽，诏从太史。隆所争虽不得，而远近犹知其精微也。

[10] 习凿齿曰：高堂隆可谓忠臣矣。君侈每思谏其恶，将死不忘忧社稷，正辞动于昏主，明戒验于身后，謇谔足以励物，德音没而弥彰，可不谓忠且智乎！《诗》云：“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又曰：“曾是莫听，大命以倾。”其高堂隆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