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7-24 承德普乐寺园林景色
避暑山庄的外围,武烈河东岸和狮子沟北沿的山丘地带,分布着十一座宏伟壮丽的巨大喇嘛庙,俗称外八庙[18],分别为溥仁寺、溥善寺(已毁)、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须弥福寺之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与避暑山庄构成一个紧密关联的有机整体。避暑山庄朴素淡雅,其周围寺庙金碧辉煌,共同构成了18世纪中国古代建筑富于融合性和创造性的杰作。这些寺庙是清朝政府为加强对北部边疆管理,利用蒙古族对喇嘛教的崇拜,作为民族和睦的象征而建立的。乾隆皇帝在普陀宗乘之庙万法归一殿的匾文中写道:“山庄城外北山一带,崇建寺庙。如普宁寺,系乾隆二十年,平定西陲,四卫拉特来觐,仿西藏三摩耶庙式,建此以纪武成。安远庙,则二十四年,因降人达什达瓦部落迁居于此,仿伊犁固尔扎庙式为之。普乐寺,则三十一年所建,以备诸藩瞻觐。至布达拉庙,成于三十五年,仿西藏大昭式,敬建以祝慈厘。扎什伦布庙,乃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来热河,为预祝七旬万寿时,仿后藏班禅所居创建者。其他如殊像寺、广安寺、罗汉堂,诸所营建,实以旧藩新附,接踵输忱,其俗皆崇信黄教,用构兹梵宇,以遂瞻礼而寓绥怀,非徒侈巨丽之观也。”乾隆皇帝在北京雍和宫的碑文《喇嘛说》中写道:“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不可以不保护之。”[19]这说明清朝皇帝兴建外八庙的实质和用意。
图7-25 位于避暑山庄北面的外八庙之一普陀宗乘之庙及其园林
“这些寺院在总体处理上,有些利用山势的自然坡度布置建筑,有些则作了较多的人工处理,把坡地处理成几个不同高度的台阶,在各个台阶上对称地布置建筑。建筑布局大部分采用对称方式,但普陀宗乘庙和须弥福寿庙则只是前面部分对称,其他部分随地形而变化。部分寺院还附有园林,但处理手法不同于一般园林,而是就自然地势略加人工点缀,把山石树木组合到一起;也有些山石花木的处理主要是用来衬托建筑,给某些严整的建筑增添不少生趣。这些寺院都以主体建筑的造型引人入胜,而其建筑的造型各不相同,绝对尺度都很高大,又都依地形建在寺中最高的地方,使优美的体型突出在一般建筑之上,极为壮观。其中如普宁寺大乘阁,高三层,上面五个屋顶一大四小,造型稳重;普乐寺旭光阁为重檐圆顶,下面承以两层高台,周围配置八座琉璃小塔,比例和谐而形体富于变化,普陀宗乘庙的大红台利用山势修建,平面曲折,体型错落有致,并在模仿藏族寺院形式的基础上,加入若干汉族建筑的手法,给人以雄壮而活泼的印象。”[20](www.daowen.com)
图7-26 承德普宁寺
这些寺庙都是皇帝敕建的,位置、规模、形式布局都由皇帝亲自裁决,题额、匾联、碑文也都是皇帝亲自撰写,且多用汉、满、蒙、藏四种文体。为显示清王朝对喇嘛教的尊崇和国家的富裕强盛,寺庙主体都是殿式建筑,屋顶除了藏式建筑的平顶外,主殿都使用琉璃瓦乃至铜制镏金鱼鳞瓦。除康熙时期修的溥仁寺与溥善寺外,乾隆时期的九座寺庙,都面向避暑山庄,以山庄为轴心,在东面和北面整齐排列,形成一种百川归海、众星捧月的态势,形象地象征各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也象征着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和统一。这些寺庙是“康乾盛世”的产物,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多民族和睦的历史见证。
其中普宁寺大乘之阁以北,寺院围墙略成半圆形,象征“世界”终极边缘“铁围山”。利用山坡叠石为起伏的假山,山间磴道蜿蜒,遍植苍松翠柏,形成小园林的格局。园林内的五幢建筑物呈对称均齐的布置,中轴线上靠后居高的为北俱卢洲殿,前面、左右分列两小部洲殿和建在不同标高台地上的白色、黑色塔。把宗教的内容与园林的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寓佛教的庄严气氛于园林的赏心悦目之中,运用园林化的手法来渲染佛国天堂的理想境界,在我国的寺观园林中是独一处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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