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到乾隆时期，木兰围场从行围到木兰秋狝，逐渐形成了完善的武备体制。

玄烨一生赴木兰行围四十八次，直到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去世前，还不顾高龄亲赴木兰围场行围，而且射技娴熟。这次康熙皇帝北巡行围回到热河行宫，总结了北巡和木兰行围的军事意义：“从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前噶尔丹攻破喀尔喀，并侵扰我内地扎萨克至乌兰布通，朕亲统大兵征讨，噶尔丹败走。后又侵犯克鲁伦，朕统兵三路并进，至昭莫多剿灭之。今策妄阿喇布坦，无端侵犯哈密地方，朕征发阿尔泰及巴尔库尔，两路兵进剿，策妄阿喇布坦闻之，心胆俱碎，乃遣策零敦多卜等，潜往西藏劫掠，毁坏寺庙，土伯特地方，已被残囊。朕又遣大兵前往，击败策零敦多卜等，复取西藏，救土伯特于水火之中，我兵直抵西藏，立功绝域。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2]由此进一步加强木兰围场的围猎武备。

雍正即位后，因忙于皇权的巩固，停止了木兰行围。但立下了规矩：“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法”^[3]。

图7-4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郎世宁画作《乾隆鹿哨图》

乾隆时期，皇帝每年秋天都到木兰围场打猎，称为“秋狝大典”，仍是以军事训练为主要目的。每次木兰秋狝，都要临时选定扈从人员，由蒙古各旗王公们挑选猎士1250人及若干虎枪官兵随从。1741年（乾隆六年）以后，乾隆皇帝把木兰行围发展到更大规模。“从猎蒙古王公，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又喀尔喀四部，及四卫拉特，并青海等部各扎萨克，不下百余旗。我朝中外一家之盛，实史册所未见云。”^[4]其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是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在木兰围场接见了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率部众摆脱沙俄统治返回祖国的渥巴锡一行。(www.daowen.com)

图7-5　位于承德市围场县的木兰围场七星湖

在木兰围场境内，乾隆皇帝立了六块写有汉满蒙藏四种文字的石碑，并亲手题写碑文。《入崖口有作》记述了清帝的秋狝大典，是为了重视习武，以垂祖训。描绘了这里山川秀丽的景色，还记述了开辟木兰围场“戎武备驰司马射猎”之重要意义。乾隆六年至六十年，木兰行围47次：乾隆六年开始，每两年一次；乾隆十六年以后，每年一次。

清朝几代皇帝举行木兰秋狝不但训练军队，而且便于实施对蒙古等各少数民族的绥远政策，从而达到民族团结，使边疆各族各地环卫清朝，增加向心力，实现稳固边疆、安定民心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