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宋对峙的辽,占据今雄安新区以北包括保定、廊坊部分地区以及秦皇岛、承德、唐山、张家口等大片地域。契丹人起以游牧为主,“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财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6]。建立政权后,随着疆土不断扩大,所需经费开支日益增多,契丹政权对经济发展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太宗时“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织”[7]。统治者逐渐身体力行高度重视农耕。“统和三年,帝尝过藁城,见乙室奥隗部下妇人迪辇等黍过熟未获,遣人助刈。”皇帝看到庄稼熟了,但农户家缺少人手,就亲自派人帮忙。甚至下令在农作物生产期间,严戒征兵作战妨害农务。
同时,辽统治者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吸纳中原先进文化,维护以五都之一的南京(今北京)为中心周边地带的传统农业生产。辽统和四年(985年),辽兴军节度使韩德枢至滦州(今河北滦州市),秉承父教[8],“劝农桑”,“兴教化”,剔除弊政,取信于民。战乱之后,“民获苏息”。到统和十五年(1000年),朝廷以免租赋十年的优惠措施招徕百姓到滦州开荒。
同时,辽统治者还在赋税上进行改革,对耕种公田有力者,可不缴税赋,耕荒田者可缓数年交租税,遇到灾荒年,或蠲免地方税赋,或以存粮代民租赋等。刺激了生产力发展,还吸纳了更多的汉民涌入。
在商业和手工业领域,朝廷设立专门管理贸易的机构,统辖各地市场。辽太宗置南京(今北京市),在其城北开设贸易市场,“百物山峙,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9](www.daowen.com)
在社会经济恢复过程中,契丹族与汉族之间民族融合、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
图5-3 河北唐山市滦州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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