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岭南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部分，中原文化在岭南传播，促进了岭南跨越式发展，赵佗是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关键人物。

岭南地区历来散居着众多越族部落，故称“百越之地”。秦始皇统一前，还停留在原始部落阶段。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派“赵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50]，发兵卒50万，进军岭南。

赵佗（？—前137年），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在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秦将屠睢强攻冒进，遭到越人顽强抵抗。越人“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赵佗实行剿抚结合政策，攻占番禺，“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51]。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在岭南置南海、桂林、象三郡，秦始皇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今广东龙川县），领“五十万人守五岭”地。接受赵佗上书，征集15000名未婚女子南下“以为士卒衣补”^[52]，使之与戍守将士成婚定居。

赵佗在南征及任龙川令期间，采取“和辑汉越”的方针，把先进的工匠技术、礼乐教化、风俗习惯、生产方式带到岭南，中原华夏族与南越族在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渗透到岭南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各个角落。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南海尉任嚣病重，召赵佗主持南海军政。任嚣病逝后，赵佗为防止中原战火波及岭南，出兵统一了桂林郡、象郡，自立为南越王，建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

赵佗统一岭南，推行“汉越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要求中原官兵和移民尊重越人风俗，使汉越和睦相处，加快汉越民族融合。汉高祖称赞他治理岭南“甚有文理，中县人（中原迁徙到岭南的移民）以故不耗减”，“越人相攻击之俗亦止，俱赖其力”。汉高祖十年（前197年），刘邦亲率大军到赵佗故乡东垣（今石家庄市东古城）平定赵利叛乱，改东垣名真定。翌年，刘邦命大夫陆贾携印玺至岭南，立赵佗为南越王。赵佗接受南越王封号，奉汉称臣。

图2-19　石家庄市赵陵铺的南越王赵佗先人墓及赵佗祠

刘邦去世，吕后专权，对南越以蛮夷视之，禁止金铁田器、马牛羊输越，“即予，予牡，毋予牝”^[53]，想通过禁运限制南越的经济发展。赵佗先后三次遣内史藩、中尉高、御上书，请求解除禁令，均被吕后扣留。吕后又将南越领地封给长沙王，引起赵佗强烈不满。吕后五年（前183年），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边邑。

吕后死。汉文帝即位，“乃为（赵）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再遣陆贾出使南越国，承认赵佗“服岭以南，王自治之”的前提下，劝他取消帝号，分弃前嫌，通使如故。赵佗愿重修旧好，“长为藩臣，奉贡职”。(www.daowen.com)

历文、景、武三朝，赵佗奉汉称臣，使汉不费一兵一卒，保持南疆的稳定和发展，为国家统一和岭南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赵佗去世。他在岭南81年，作为河北一代英杰，为河北工匠技术和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统治南越国期间，赵佗对各民族文化实行糅合政策，使岭南得到大规模开发，铁器和农耕得到推广，汉越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生产全面发展。

1995年发现广州南越国宫苑遗址内园林水景遗存，石构水池、叠石柱、八棱石柱、石栏杆、砖瓦等大量建筑构件。长约150米曲流石渠通往水池，当中筑渠陂、石板平桥、水闸及多口水井，形成岭南水乡园林风光，显示汉越文化融会的成就。

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节目介绍了广州南越王宫署井中出土的南越王宫署木简，记载了赵佗在位期间诸多王宫琐事。木简记载“廿六年”，为南越王年号，即公元前178年。木简记事涉及南越王宫署苑囿、王宫管理及养鹿、枣树、捕鼠细节。其中载“诘厥地唐，行之不谨，鹿死腐”。是说管理苑囿的官吏地唐，不慎宫苑养的鹿死了一只，腐烂了，所以受到惩罚。其他木简记载枣树种植的情况，说明赵佗的乡情所系。

简090：高平甘枣一木，第廿廿三。实卅百廿六枚。

简068：壶枣一木，第九十四。实九百八十六枚。

简069：壶枣一木，第百。实三百十五枚。^[54]

岭南没有枣的原生种。南越王宫苑植枣树，一定是赵佗从故乡移植。赵佗故乡真定一带的滹沱河流域是枣的原产地，有悠久的栽培史，最早出现于《诗经》，《诗·豳风·七月》中有“八月剥枣，十月获稻。”豳风是河北北部民歌。《魏风》中有“园有枣，其实之食”。对枣树栽植，《广物博志》记载：“周文王时，有弱枝枣甚美，禁止不令人取，置树苑中。”赵佗在南越宫苑种植枣树，还要求对枣树做编号和收成情况记录，说明他很在乎苑囿的枣树，这其中寄托着赵佗深沉的乡愁和乡情。

考古发现不断地证明，秦汉时期随着赵佗在岭南建立统治，河北园林文化植根于岭南，直接对南越国都城番禺的园林建筑和园林审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