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术一词，最早见诸《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迁提到的“文学方术士”，就是文学士和方术士的并称。《后汉书·方术列传》明确了方术士的概念，主要包括两种人：一是擅长数术的“候星气”者——原始天象学与占卜结合的方士，另一种是擅长方技、入海求仙、寻献奇药者。方技与数术并称方术。

方术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宇宙，二是生命。宇宙太大，而生命太短。古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控制欲、恐惧和神秘感，是方术发展的社会基础。秦皇汉武，雄才武略，都试图江山万世永传。越扩张，专制制度越发展，统治者就越怕死。而术士们没有领土扩张的能力，但有知识扩张欲望，他们利用帝王权贵施展方术。帝王关心宇宙天象，乃有数术；帝王诸侯贵族们关心长寿，乃有方士。宗教在数术、方术中续延和发展，且对封建政治和文化（包括园林）产生了巨大影响。

数术在《汉书·艺文志》中是一个知识领域，有《数术略》收录其中。数术含有数学或算术、计算之意，还包括理数（逻辑）、命数（命运和机运）。传说一些智者能掐会算，就是指内算之术。秦汉时期，燕、赵、齐地是数术盛行的地区。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将数术分为六类，包括190家2528卷著述。其中不少是从燕、赵、齐传播的。一些观念直接影响到宅邸、园林空间格局和建筑观念。

星算术，包括天文历算、占卜星相气候、使用式盘和日书选择时日等术，相当于《汉书·数术略》中的天文、历谱、五行类。《汉书·艺文志》收录的天文著述21家445卷，历谱类18家606卷，这些著作包含天文学的科学和运算技术。还有五行类31家652卷，大都是由燕、赵、齐方士编撰并传播的，直接影响园林、宅邸山水风景的选择。

河北两汉诸侯贵族墓中，出土各种质地的博山炉，尤以刘胜墓错金银青铜博山炉异常华丽。这些博山炉体现了诸侯贵族们崇仙的宗教信仰。博山是传说中海上仙山，两汉贵族和工匠想象的博山，行云流水，峰峦起伏，神兽奔走，仙人飘然，其间还有猎手奔跑，这种意境既是对海上仙山、魂气升仙类宗教的笃信，也体现了贵族们对园林池囿境界的企冀。

图2-4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博山炉(www.daowen.com)

相术包括相地、相面、相手，相宅第、墓穴、六畜、刀剑。术士们用“观”或“相”进行所谓破解。《汉书·艺文志》收录的“相形法”六家122卷，包括《宫宅地形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等。后世相马、堪舆、风水相术都源于此。其中有些地理、气象、水文、生理方面的科学，大多是迷信加推测。这正是园林、建筑、城垣、宅邸、陵寝规划的信仰基础。

无论封建礼仪的封禅、郊祀、历法、朝廷旌旗服饰颜色，还是帝王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的欲望，民间生产生活、婚丧嫁娶，都渗透着方术、数术。方术在秦汉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着封建政治和军事，也直接影响文化观念和人们的生活。

影响园林规划设计的文化，一方面是宗教礼仪，尤其是郊祀，属于“外祀”，祭祀天地日月；另一方面是相地的堪舆术，还有望气的气候、水文、地貌等地理知识。

西汉时期，统治者竭力利用神学、方术，约束和统治民众。将阴阳五行理论与封建政治结合。《淮南子》明确提出利用方术、神学“立禁”，约束百姓，“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19]。这是统治者愚民政策的鼻祖。汉武帝大力倡导宗天神学和谶纬神学，弘扬“终始五德之运”宗天神学理论，因秦自称水德，汉灭秦，是土克水，汉属土德。汉武帝下诏“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更印章以五字”^[20]。因此，汉代官印字数成为汉武帝前后的明确界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得到汉武帝推崇，也充满了宗天神学的宗教色彩。

董仲舒作为著名的思想家，深受燕赵齐方士的影响，其思想和学术中既有科学的智慧，也渗透了方术和神学成分。其代表性著作《春秋繁露》，是以儒学为核心，汲取阴阳五行、道、墨、法家思想，用天人感应和天人比附手法，以“天命”“天地之运”将政治权力、统治策略进行神话，鼓吹“天”现祥瑞为受命之符，出灾异为谴告之意。他甚至对汉武帝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利用所谓“天理”，说明德政与刑法的关系。足见其深受方术、神学影响。

图2-5　董仲舒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