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以周天子的分封来拱卫周王室地位，但这项措施，也直接影响了后来两千年的国家制度。

商代及其以前，基本上是由古氏族部落及分支自行繁衍而形成族邦组织。“夏商时期构成‘天下万邦’政治格局的所谓‘邦’所谓‘国’，都不是夏商王朝人为封建的结果，而是早已存立于世的地方氏族组织，如同恩格斯所说，它们是一些‘自然发生的共同体’^[16]。由此来看，周人的封建是一种历史的新创。”^[17]

“夏分封”“殷分封”的说法无法究其实，尽管在征伐的过程中，臣服一批方国，但也仅仅只是暂时的结盟，没有出现以亲戚子弟直接封藩统治的事实。这与周的分封不可同日而语。(www.daowen.com)

周王室将征服的土地和人民，以奖励的方式授给周室的子弟亲戚或功臣，受封者带领自己原属的族人迁居所封地域，造成前所未有的不同部族混居的现象^[18]。这种被诸多学者称之为“次生形态的邦”的制度，以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打破各族氏间的血缘壁垒，从而形成新的地缘关系单位体。

到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统治权力衰微之后，各个封藩邦国就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借助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兼并小邦，扩张领土。《尚书大传》说周开国之初，“天下诸侯之奚来进受命于周，而退见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诸侯”，在古人看来，夏商周千余年间的邦国数未见增减，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数目骤减，从百十余国到十余国，而这种趋势也正是“促使我国上古万邦林立的政治格局转向以中央集权国家政治结构的中间环节”^[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