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数字科技的发展及应用在推动文学艺术发展和革新的同时，也对文学艺术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如数字媒体技术的复制性、仿真性与文学艺术独创性的矛盾；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本土化矛盾；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矛盾；文学艺术的商品化倾向所带来的对某些传统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毁灭性改变，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学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扬其长、避其短，正确而理性地认识和运用数字科学技术，防止数字科技对人们造成人文精神缺失、审美趣味庸俗化等负面影响。

（一）复制性、标准化消解了文学艺术的独创性

于文学艺术作品而言，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独创性。在传统文学语境下，艺术与复制、仿造、理性、模式和标准等元素相互排斥。英国诗人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曾这样赞誉艺术的独创性：“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上一个新省区。”杨格对艺术的独创性大加赞扬，给予其充分的肯定。而在数字时代，数字媒体艺术往往不以独创性作为艺术必备的基本特性，多种媒体交互作用所带来的审美感受成为艺术的重要判定标准，数字媒体艺术难以摆脱复制、拼贴、机械、理性等科技本性。

依据瓦尔特·本雅明的观点：“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原作的即时即地性保证了作品的“原真性”，而经数字媒体技术复制、加工过的文学艺术品，无论如何都失却了原有意蕴。我们通过多媒体演绎各种版本的“庐山瀑布”“荷塘月色”，而其呈现样态只能是数字媒体艺术形态，其展现的美也更多表现为科技理性所营造的虚拟现实之美，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出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

此外，数字时代具有高度的兼容性，而技术又需要借助一系列的标准和程式才能实现数字化。没有标准，计算机、手机、互联网等均无法运行，但于文学创作而言，这种标准的存在和运用又与文学艺术的独创性背道而驰。

（二）数字地球消融了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地域性

数字地球的实现消融了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差异和界限，将整个地球变成了互连的整体，世界开始朝着麦克卢汉所述的“全球一村”方向前进和发展。在各国文化相互碰撞过程中，一方面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外来文学作品对本国文学市场的入侵，这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碰撞致使本国文学艺术作品于某种程度上失却了其固有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

数字媒体技术中最小的原子为比特，它由二进制的“0”和“1”通过亿万种排列组合方式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信息和数据。数字媒体技术采用的是世界性的语言、手段及工具，但对于各国各民族而言，他们所使用的民族语言、书写的文字才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数字媒体技术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促进数据信息、文学、文化等资源共享的特质，这就对文学艺术中的民族性、地域性特点造成了冲击。文学艺术应该既要保持其民族性，又要走向世界，去丰富世界的文学艺术形式。由于文化差异、地域差异及民族差异等客观原因，国与国之间的文学互动和交流极有可能传而不通，一国的文学语言未必能完全为另一国民众所理解，即使再好的翻译也无法译出文学作品的全部神韵和精准所指。这是技术与文化之间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而家园总是与边界、地域和财产联系在一起的。文化都是带有地方色彩的、有与地域相关的特性，文学作品也都是用自然语言创作的，顾名思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通用的或全球性的。(www.daowen.com)

有些技术语言是通用语言，如二进制语言、0和1语言。但是自然语言不是由任何人发明的，所以它不是一种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而不可磨灭的诗意，即一种地域性的东西。相反，与另一种语言相比，一种语言不需要翻译：“它必须保留一些只能翻译的东西，但并不等同于翻译，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的状态，使我们感到悲伤和痛苦。”这段论述既表达了作者对民族性、区域性的重视，又表示出对于现状的深深无奈。数字世界呈现给我们太多精彩的内容，也带走了我们内心的部分归属感，我们所渴求的各民族文学中长时间积淀下来的自然语言所表现出的诗意和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难以提供的。

（三）技术理性冲击了文学的审美情感教育

数字媒体技术本身就是技术理性，或曰工具理性的产物，数字媒体艺术脱离数字媒体技术则无法存在。技术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它与“美育之父”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来培养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完美的人”的理念相悖。在技术理性的指引下，人们成为技术的附庸，变成了马尔库塞笔下失去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单面人”。

数字文学的发展速度之快超乎我们的想象，在我们刚要思考时，一份信息大餐已被双手奉上，我们逐渐在其中丧失判断力、创新力，并欲罢不能地依赖上了数字文学。而当技术成为社会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它就制约了整个社会文化、作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结果，异化产生了，人失却了主体性、灵性和创造性。在科技理性吹响胜利号角声中，审美和情感等感性因素黯然失色，人们沉迷于文学创作带来的话语权的掌控感中无法自拔。与此同时，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消费极易演化为信息消费主义，他们消费的只是一种浅表性的阅读。这些都不利于文学艺术的审美情感教育。

除此之外，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环顾世界，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较为发达的国家仍然屈指可数；发达国家通过先进的信息传播手段和途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倾销与输出，极大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艺术市场。

（四）文学动能渐趋弱化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诚如其言，纵观历史，文学作品的创作大都由作者情绪的萌发或精神活动所推动而发生，作者的情感与想象是传统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动能。而如今，在数字媒体技术面前，“人—机—人”的交流和交往方式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淡漠，虚拟现实技术导致想象的河流日渐干涸。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在丰富想象力和丰沛情感的推动下，以含蓄委婉的方式表现离情别绪：王维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白有“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岑参则有“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而现在，你若思念一个人，就总能联系到他，只要他还在“数字化生存”。我们的生活空白都已被数字信息填满，我们的喜怒哀乐无可寄托，在数据、比特的压制下，我们的想象力也慢慢萎缩，文学创作失去了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