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达尔文到媒介进化论

1859年，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在大量动植物标本和地质观察的研究基础上，出版了震动世界的《物种起源》。书中用大量资料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达尔文据此提出了生物进化论。他所提出的自然选择与性选择，为人类认识自然世界打开了一扇大门。虽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当时无法被普通公众接受，教会以及当时的英国报刊还把达尔文画成黑猩猩以嘲笑这一理论，但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历史功绩，他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其他两个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哲学来说也相当重要。达尔文关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学说深深影响了马克思的社会动力发展和变革理论。

从方法学上看，正是由于达尔文通过长达5年的航海科考、化石收集和田野调查，以及他对地理、地质、生态和历史的综合研究和分析，才能超越世俗的眼光和时代的局限提出进化论。这种对现象、历史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也为后人研究媒介的演化规律提供了思路。多伦多大学英美文学教授马歇尔·麦克卢汉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细致地考察和分析了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寻找其中的规律性。

（二）理解媒介：人的延伸

对新媒体与动画的研究属于媒介生态学，根据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的观点，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一定社会环境中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媒介与外部环境之间关联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和谐的结构状态”。媒介进化则是研究“整个媒介系统中各种媒介孕育、产生、发展、融合、消亡的动态序列结构历程以及不同媒介间竞争、互动、共生等关联结构状态”。如果说媒介生态学是研究媒介各构成要素的横向联系、互动，那么媒介演化研究的则是不同媒介的纵向观照，它遵循历史的延展性。

对于近代发展来说，近代印刷术的发明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它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文艺复兴的进行，同时对于宗教改革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甚至可以说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印刷业的大力发展，让《圣经》能够进入寻常百姓家，因此可以说，新教徒对于天主教教会的反抗得益于印刷机，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则相得益彰。

从德国工匠古腾堡在1457年发明了印刷机以后，媒介的发展经历了500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印刷机到留声机、电影、广播和收音机，再到电视、电脑、互联网、手机、智能手机，一直到今天的可穿戴智能设备，媒介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技术环境的变迁势必影响时代文化形态的变革。媒介对人类行为的第一次重大影响出现在印刷时代以后，现代人们的对事物机械的、单向性的线性思维，无疑是受到书本和印刷文化的影响。(www.daowen.com)

电脑的出现从智能角度延伸了人类的大脑，使得人们通过更加智能的方式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今天，数字媒体无疑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而大数据则推动群体智能向更深的领域发展。

（三）媒介影响思维方式

新媒体使社会产生的深刻变化和由此引发的思考，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对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是充满了挑战性和思想光芒的课题。传播方式的变化改变着世界的交流模式、社会的生活形态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美国当代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其著名的《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形象符号，从字母到电视。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波兹曼进一步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论点，以强调媒介对人类思维的影响。

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做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通过这种强大的暗示力，人类的大脑中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要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个事物，例如，光是波，语言是一棵树，大脑是被知识照亮的黑暗洞穴，而玫瑰花则是爱情的象征……1980年，美国语言学家、佐治亚大学教授乔治·拉科夫博士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比喻》一书中，主张隐喻并不仅仅是修辞学上的一种技巧，更是人类用以认知与建构世界的一种重要的心理模式。

在波兹曼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电视主宰文化和话语权的时代，电视作为包罗万象的媒介形式，以“声像”刺激视听，使人们无须思索就能“享受文化生活”。但是，“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在电视的强势影响下，一切文化都依照娱乐原则改头换面以适于电视更有效地传播，而文化的灵魂在娱乐过程中日渐走向衰亡。例如，对电视的沉迷曾经直接影响了美国年轻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美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认为，从20世纪的下半叶开始，人类接受知识的主要方式已经由“读和写”转变为“看和听”。和尼尔·波兹曼的研究结论几乎一致，丹尼尔·贝尔同样认为电视、电影、网络和电子读物的出现无疑会对人类的知识结构、认知以及行为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