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十表用表格形式谱列某一时期的史事人物。年表前有一段文字概说，习惯称之为表序。《史记》十表序，每一篇都是简洁的史论。《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无序，共九序。特别说明，表格中文字太初以后司马迁附记用仿体，将相表征和以后为后人所续，用楷体以别之。

司马贞曰：“《礼》有《表记》，而郑玄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言表也。”（《三代世表·索隐》）。赵翼说：“《史记》作十表，仿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予表载之，作史体裁，莫大于是。”（《二十二史札记》卷一）准此，则“表”之义：

1.表隐微之事，使之鲜明；

2.扩大纪、传的记事范围；

3.表与纪、传互为经纬，是联系纪、传的桥梁。

但这仅仅是从组织材料上立论，远远没有揭示出“十表”的真正价值。尽管赵翼说“作史体裁，莫大于是”，而二十四史中竟有十五史无表，计有《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除《旧五代史》外，其余十四史皆刘知幾所见，故他一方面盛赞“表”之功用，“使读者举目可详”（《史通》卷六《杂说上》），同时又有废表之论（《史通》卷三《表历》），刘知幾认为史表既不便阅读，又与纪、传重复，只应单独成书，不宜杂侧纪、传中。然而，刘知幾未能深究《史记》十表之义例，故立论未周。表之为用，在于归类条析，又能容纳大量历史内容，既可资考证，又可借以表明义例，是良史之经络，恰如赵翼所说，“作史体裁，莫大于是”。《史记》十表，用以反映历史发展的线索和阶段性，最具章法义例，是司马迁精心的创作，故每表作序，阐释义例，建立了古代划分历史断限的年代学理论。在《史记》五体序列中，《年表》紧接《本纪》，二体互为表里，均编年记正朔，篇目按年代顺序排列。《本纪》编年以王朝为体系，反映朝代变迁的大势；《年表》编年则以时代的变革划分段落，打破了王朝体系，表现时势的发展。《十表》明确地划分古代三千年史为三个段落（上古、近古、今世），五个时期。表列如下：

上古史表分为“三代世表”和“十二诸侯年表”两个时期。近古史表分为“六国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两个时期。今世史表为一个时期。分期义例如下：

①《三代世表》，起黄帝，讫西周共和，表现积德累善得天下的古朴时代。

②《十二诸侯年表》，起共和，讫孔子卒，即公元前841—公元前477年，表现王权衰落的霸政时代。

以上两个时期为上古史。

③《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元年，讫秦二世之灭，即公元前476—公元前207年，表现暴力征伐得天下的战国时代。

④《秦楚之际月表》，起陈涉发难，讫刘邦称帝，即公元前209—公元前202年，详著月表以表现五年之间（前206—前202）天下三嬗的剧烈变革时代。从秦亡至西汉统一是五年，但月表溯及陈涉发难，前后共八年。

以上两个时期是近古史。

⑤汉兴以来诸表，分类条析，表现大一统的今世时代。

前四表每表为一历史时期，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段落，只作直线略载，表列历史大事的发展线索，是为大事年表。后六表详列今世的事势变迁，以人物为中心分类条析，是为人物年表。大事年表紧密地与本纪相发明，人物年表与列传互补，凡传之不胜传而事实又不容尽没的历史人物，则载于表中。所以表能容纳大量的历史内容，可资考证，并且是联系纪、传的桥梁。至于司马迁在十表中所表现的历史分期，是以社会的伦理变化为标准的，这在十表《序》中阐述得很清楚，这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是，司马迁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具体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历史学家，用以表现历史之“变”，具有作规律性探讨的卓识远见。而且司马迁找出历史的大事变，用共和、孔子卒、秦亡、陈涉起义、刘邦称帝等大事记作为分期断限的临界点，这是十分光辉的思想。明白了司马迁作表的时代断限，是我们研究《史记》的一把钥匙。

司马迁的这一光辉思想也是有继承的。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学说都在探讨治乱的根源，对历史发展的规律作试探。《礼记·礼运篇》记载了孔丘儒家学说的观点，认为尧舜时代为大同之世，三代为小康之世，春秋以来为乱世，历史的发展向着衰败的方向演进，要治天下就得法尧舜，妄图把历史拉回到西周的时代。《韩非子·五蠹篇》记载了法家时移世异的进化论历史观，并有明确的上古、中世、近古、今世的提法。西汉时的“春秋公羊学”大讲《春秋》十二公，并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阶段。同时又流行五德终始说、三统说等循环论历史观。这些无疑都是司马迁所继承借鉴的历史思想资料。但是，在司马迁以前的百家学说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仅仅停留在思辨哲学的猜测和囫囵的描绘上，而司马迁却第一次用叙述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发展规律，作出了明确的断限划分，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贡献。《春秋》亲近疏远的笔法，在司马迁手里发展为详今略古法后王的历史观，当然这也受到了荀子法后王思想的启迪。但司马迁更进一步认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而“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何必旧闻？”这些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的论述，把总结当世历史提到了首位，这确是独步当时。

又，汉代百年之间，史表专题有六，均按历史发展的自然断限，“咸表始终”，揭示了《史记》的下限。关于《史记》下限，有讫于麟止，即讫于元狩元年之说，有讫于太初说，有讫于天汉说，有讫于武帝之末说。《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皆宗室王侯，记事讫太初四年而止，此为《史记》断限“至太初而讫”之铁证。《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列一百四十三侯，元狩以后见侯（“见侯”读“现侯”，即存世之侯）四十人，而太初之后仅见侯五人；《惠景间侯者年表》列九十三侯，元狩之后见侯二十四人，太初之后仅见侯三人；若记事讫于麟止，则大批见侯无法表其终始。又《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及《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中过半数都是在元狩以后封侯。如《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列七十三侯，元狩以前封二十三侯，元狩以后封五十侯。若记事讫于麟止，则这两表无法作出。可见记事“至太初而讫”乃是历史发展的自然断限。故十表序反复申说“综其终始”，“谨其终始”，“咸表始终”。可以说，司马迁“咸表始终”的这一历史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史记》断限的一把钥匙。因其“咸表始终”，所以《史记》断限迄太初四年而大事尽武帝之末。至于讫于麟止，当是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原计划，讫于太初乃是司马迁在述史过程中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修改原计划的结果。太初以后记事仅是附载，亦可谓破例。十表序曾反复交代“汉定百年之间”，“至太初百年之间”，这些都是示例作史讫于太初的铁证。总之，十表为司马迁作史精义之所存，表序议论精严，辞约义丰，提示义例，多大义微旨，是“太史公曰”史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记十表，贯通五体结构，上起黄帝，下讫太初，构建了一个人文的大一统历史观。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确立和巩固的时代。中央集权制度加强了国家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分裂战乱，是当时最先进的制度。所谓大一统历史观，就是对这一先进制度的赞颂。中国走向大一统，是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演化的“春秋公羊学”，都是应运而生的大一统理论。司马迁继承了前代思想家大一统的理论，用以作为考察历史发展的指导思想，又系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形成了《史记》独具的大一统历史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十表构建的断限从黄帝的统一到秦始皇、汉武帝的大一统，象征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象征着帝王德业的日益兴盛。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各民族互相融合，远方殊俗日益统一，这就是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的内容，贯穿在《史记》全书中。夏、商、周三代之君，秦汉帝王，春秋以来列国诸侯，四方民族，无不为黄帝子孙，这一民族一统的观念就奠基于《史记》。司马迁的这一伟大思想成为历代以来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宝贵历史资料，数千年来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和进步而斗争。“黄帝子孙”至今仍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的构思，十表内容作了集中的表述，我们可以做一个结构简表，形象地将它表释出来，一目了然。结构简表如次：(www.daowen.com)

《史记》大一统历史观结构简表

〔说明〕华夏民族皆黄帝子孙，此即司马迁大一统历史观，《史记》结构亦由此构成。这是为西汉一统理论提供的历史见证。此表据《史记》各本纪、世家及三代、十二诸侯、六国等年表资料综合制成。

上列“大一统历史观结构简表”，即是《史记》内容结构的图解。分析这一“结构简表”有两个矛盾。五帝三代的承传世系不合理。穷禅和鲧，皆帝颛顼之子为兄弟，穷禅五传至舜，而鲧之子文命即夏禹只一传反在舜后，这是不合理的。以《五帝本纪》计年考之，尧在位九十八年，《集解》引孔安国云，“尧寿百一十六岁”。舜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守丧三年，然后践帝位三十九年而崩，则死年亦百岁。舜摄政时尧举鲧治水，即尧在位九十年之后举鲧治水，鲧为帝喾之世的人，则治水时一百余岁。何以上古之世，皆百岁老人治事？又周代从后稷至武王传十五代，历尧、舜两帝及夏、商两代一千余年，平均每代约八十年，这也是不合理的。若以殷周世系比较，契与后稷为兄弟，从契至纣历二十九代，从后稷至武王历十五代，相差十四代。总之，帝王世系与历史演进的年代不吻合，这是第一个矛盾。又，《殷本纪》记载简狄吞玄鸟卵生契，《周本纪》记载姜嫄践巨人迹生弃，而《三代世表》却记载“高辛生契，契为殷祖”，“高辛生后稷，为周祖”，即契与后稷为同父兄弟。也就是说，《史记》载三代始祖，一言有父，一言无父，这是第二个矛盾。

关于这两个矛盾，古代学者早已指出，近代以来历史学家用氏族社会理论作了新的解释，但都未能合理地揭示司马迁的历史观，还需作进一步的探究。

三国时学者谯周作《古史考》，晋代学者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引证了大量当时所见的古代典籍和传说，用以疏解和补正《史记》。这两部书已失传，片断存于三家注中。《帝王世纪》有徐宗元辑本，称《帝王世纪辑存》，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

关于世系矛盾。谯周说，“契生尧代，舜始举之，必非喾子”（《殷本纪·索隐》引）。唐司马贞又指出，“鲧既仕尧，与舜代系殊易，舜既颛顼六代孙，则鲧非是颛顼之子”（《夏本纪·索隐》）。司马贞据东汉班固立说。班固云，“《帝系》曰，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禹，虞舜嬗（禅）以天下”（《汉书》卷二十一《律历志下》），查《帝系》云：“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又云：“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此与《史记》相合。《帝系》为《大戴礼记》篇名，有案可稽。且《世本》和《帝王世纪》都说鲧为颛顼之子。可见班固引《帝系》文是他凭己意所改，使舜、禹的世系协调一致。又《周本纪》载周先公世系，从公非至古公亶父为五世：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索隐》引《世本》云九世：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亚圉、云都、太公、组绀、诸铥。皇甫谧云，公非字辟方，亚圉字云都。班固说，“云都，亚圉弟”（《汉书·古今人表》）。日泷川资言云：“盖《史记》因《国语》之文，而遗此四世，《世纪》又因《史记》之文而强为说，以曲全之者也。《世本》之文，虽亦不能保无漏误，然多此四世，则于事理为近。”（《史记会注考证·周本纪》）依笔者看来，后世学者的聚讼，目的在为《史记》圆场，实际上却大背司马迁之旨。《三代世表序》云：“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颇可著。”又说：“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牒》《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五帝本纪赞》云：“《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司马迁的这些论述，说明他本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世系的矛盾，要准确地整理出自黄帝以来的编年历史是不可能的。所以只作一个“三代世表”来反映历史发展的大势。从总的历史大势来看，三代世系时间愈长，世系愈多，因此基本合理。查表：

（1）从黄帝至夏桀之亡，历十八代；

（2）从黄帝至商纣之亡，历三十四代；

（3）从黄帝至周赧之亡，历五十代；

（4）从黄帝至始皇统一，历五十二代。

关于三代始祖是父生还是神生的问题。褚少孙《补三代世表》用问答形式作了释疑。其言曰：

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

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

在汉代，今文经学家为神化帝王受命，取神生说。许慎是古文学家，但他在《五经异义》中载齐、鲁、韩三家今文诗以及《春秋公羊》都说，“圣人无父，感天而生”（《毛诗·生民》引）。古文经学家从父权制观念立说，取父生说。《毛诗》《左传》都说‘圣人皆有父’。两种说法都依据传说的史影，故褚少孙解释为两传存疑。

郭沫若运用氏族理论，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作了新的解释：

黄帝以后的传说，那性质便稍微不同，那儿有一部分是自然发生，有一部分依然是人造。例如五帝和三王祖先的诞生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便是自然发生的现象。那暗射出一个杂交时代或者群婚时代的影子。又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那是在中国统一的前后（即嬴秦前后）为消除各种氏族的畛域起见所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

所谓神生，契、后稷、大业等，留下母权制时代的史影。在父权制时代，是有父亲所属的。黄帝完成了父权制时代的统一，结束了部落纷争，所以司马迁有意识地以此为述史的开端，借黄帝来构成自己的大一统历史观。郭老说“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目的是“为消除各种氏族的畛域起见所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理论通过《史记》的条理完成于司马迁之手。司马迁还把周边民族匈奴、西域、西南夷等都纳入黄帝子孙的范围，用以表达他的民族一统思想，更属难能可贵。北齐魏收作《魏书》亦云：“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魏书》卷一《序纪》）附会托跋为黄帝子孙，为胡人入主中原制造正统的舆论。由此可见，司马迁的大一统历史观，在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上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