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北京是最美的。圆明园遗址公园里的树从绿色变成金黄，银杏树与杨树会从树梢开始变黄到树根，像一根根金筷子插在公园里。遗址公园西侧的福缘门村一带没有围墙，竖着一张破旧的铁丝网，村民与艺术家经常穿过铁网到公园内散步，到福海中游泳。虽也听说圆明园的鬼故事，可艺术家都不怕鬼，常常半夜在公园中漫步，就像幽灵一样在残墙断壁的遗址中游荡。

1995年9月，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们艺术家幻想着会议能带来惊喜，然而事实却是面临画家村的迁移。9月8日下午，会议的一些代表听说北京有个圆明园画家村，便来参观。我正巧遇到三位，荷兰的雕塑家带着德国女权主义者与瑞士的代表从昌平乘公交车过来，在村中走门串巷拜访画家，正好走进我的院子看画。我端来茶具，在院子石桌上给她们泡茶。她们就坐下，问了我画家村的情况及个人的创作等。我当时正创作《城市中的云》三联画，是关于首都、城市、乡村环境保护的主题。其中一联画北京，有天安门、汽车等，还有9朵黑色的云飘在城市的上空，引起她们的共鸣。三个人特别激动地说：想不到中国也有人关注环保问题。于是三个人凑齐500美元买了其中一联。

在北京做职业艺术家的艰辛超乎想象，没有固定工作与收入，可能也没人买画，生活没有着落。加上1995年北京并未真正开放，流动人口来京发展受到严格限制，每天都有遣返外地民工的事情发生。此时的圆明园画家村聚集的艺术家越来越多，他们的命运与民工并无二致，社会上称之为毫无目的的“盲流”。十月，画家村开始解散，有人搬到更远的宋庄，那里后来逐渐聚集成“宋庄艺术区”。有人搬到三元桥、望京附近，还有些则被当做民工遣返回原籍。从此，这些独立艺术家失散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当形势严峻的时候，我们十来个人聚在画家村村长伊灵的画室，商量着往何处搬迁。有人提出就近去肖家河一带，有人提出不如到清华东门，侯光飞说去香山植物园。商量好了，我们就跑到香山找房子，找了几个村庄，最后在丰户营村找到了住所。当天我找来一辆电动平板车，把所有的东西搬到了丰户营村，开始了香山画家村新生活。(www.daowen.com)

记忆中，圆明园遗址的秋天既美丽又凄凉。美丽的是通往福缘门小巷的柳树婆娑起舞婀娜多姿，杨树挺拔俊美，福海外的银杏脱下绿衣换上了金黄的外衣；还有“一亩园”成熟的稻子，在夕阳余晖下闪烁着美丽的金光，秋风吹过散发出阵阵稻香。那景象伴随着青春期的艺术家群落，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永恒的集体回忆。如今，昔日热热闹闹的圆明园遗址已恢复了宁静，唯有大水法遗址的几根柱子仍在秋风中默默朗诵着一首首无言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