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搬到福缘门村独院后，来往交流的人越来越多，每日坐在院中的石凳上喝啤酒聊大天，成为生活的重要部分。

某天，有人推门到访，手中握着一卷宣纸，进门就“阿申阿申”叫嚷着。我刚探头，他已大步迈进院子中间。来人正是画友张骞文，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的老师，45岁还没谈女朋友。他走到石凳边停下脚步，嘴里咕噜着：“哟，这院子不错，种有竹子，是文人住的。”“宁可食无粟，不可居无竹”是南方文人墨客的理想生活，可北京哪有那么多竹子啊！看到这里有两棵竹子就引起了他的共鸣。我一出屋，他就把那卷宣纸往石桌上一摔，双手摊开，说：“帮我看看。”于是，我俩便聊了起来。

聊到国外艺术，欧洲的表现主义、抽象艺术等五花八门的主义，而我们的艺术能有哪些主义呢？中国画千年不变，宋元明清都一个模样，虽有五四文化运动鼓吹变革，但新中国注重的是写实，与重写意的国画还不是一个路子。加上“85美术新潮”有人提出国画穷途末路，让还未开始创新的国画又被打倒在地。骞文兄的画是荷花兰草之类的写意花鸟画，笔墨功夫深厚，荷花显示张大千的神韵，兰草媲美芥子园画谱。然而，他还不满足，立志水墨创新。我斗胆地说：“您已经画得很好了，笔墨神韵都到位，且有文人画气质。”又说：“创新就不能固有，要创新就得学习放下。首先要放下熟练的笔墨技巧、传统审美思维；再从内容题材上找突破口，画内心的想法，如内心的恐惧、困惑与痛苦，学会通过绘画发泄情绪，描绘自己的内心世界；最后还要关注社会，描绘自己所看到的人间喜怒哀乐的真实世界。”(www.daowen.com)

正说着，隔壁的老太太又骂起来了：“你们这些死流氓，敢踩踏我的菜园子，你大爷的。”我俩抬头一看，原来是几个艺术家从老太太没有围墙的菜地里经过。这几年，很多艺术青年放弃公职，跑到圆明园画家村追求理想。由于没固定收入，生活很清贫，有些达到有上顿没下顿的地步，大众称他们“盲流”。老太太们不知道“盲流”的意思，就干脆叫他们“流氓”。这是当年极为特殊的现象，相比而言，巴黎的艺术村，纽约的苏荷艺术村，那里的艺术家地位就高多了，市民对艺术家比较尊重。

“放下”与“新生”的两难，需要的是胆量、智慧与舍得。就像社会上接受新鲜事物，在大众不理解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时，只有文艺青年、高校学子仰慕他们，外国人也会欣赏艺术家的浪漫，仰慕艺术家追求创作自由的精神。那几年，不断传来圆明园艺术家与外国姑娘谈恋爱、结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