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因国民经济学和思辨辩证法造成的一系列理论难题，认为解决这些对立和矛盾的任务不是“认识的任务”，毋宁说它本身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因此，马克思将这些理论之间的矛盾统统置于社会现实中予以分析和解决，立足于国民经济学用私有财产所掩盖异化劳动的实践领域，他开始了整个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批判任务。在马克思看来，首先，私有财产规定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归资本家所有，就导致与私有财产共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发生异化。其次，又因为劳动产品不能为工人自己占有，这导致在生产过程中使劳动这一作为人去完成现实化和对象化的活动本质上变成异化劳动，甚至在私有财产所确立起来的异化劳动中，“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30]再次，人是类存在物，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既失去了自己自由和自觉的劳动，又失去了实现和确证生命活动的劳动对象，使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最后，工人同自己劳动的产品、自己的劳动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异化。由此就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双方的深刻矛盾。与国民经济学为私有财产进行变相的辩护，以及哲学上通过塑造范畴与概念的本体地位来对资本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法学进行抽象的实证不同，马克思以实践为武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实践的批判。在实践——批判性范式下，马克思剖析了异化劳动，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指出了私有财产造成异化劳动的必然性，不仅给工人阶级，甚至整个人类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只有对私有财产进行现实的革命与扬弃，才能真正意义上消除异化劳动，消除整个工人阶级乃至整个人类的异化状态并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为真正的共产主义也即自然主义奠定实践基础。(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