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而不对这些所谓的事实予以说明，马克思直接指出这种“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6]的做法实质是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预先承认了。正是因为这种静止的，形而上的前提预设，导致国民经济学不理解社会生产和物质运动的联系，也就无从证明诸如“劳动和资本”“资本和土地”互相分离的真正原因，其结果是“竞争学说同垄断学说”“经营自由的学说同同业公会的学说”“地产分割的学说同大地产的学说”的互相对立和混淆，因此国民经济学家抛开整个生产过程对私有财产的形而上学证明就具有抽象性和不科学性。于是马克思从“当前的国民经济学的事实出发”，开始了追问私有财产这一“事实、事件”的形成问题。事实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同劳动相对立。”^[7]劳动的产品作为劳动的对象化成果本应属于劳动者自我实现的物质证明，但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式下，“劳动的这种对象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8]国民经济学预设私有财产这一前提的危害性就在于掩盖了这种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其逻辑出发点忽视了作为自然生存的人及其与自然对象的互相关系。在国民经济学所制定的私有财产障碍面前，马克思指出在私有财产背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根本条件是自然界，“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9]。自然界是人对象化和现实化的前提，因为没有自然界提供“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没有自然界提供生活资料，就缺乏“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0]因此，若无自然界，人类本身无法生存，也就无所谓私有财产。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论证了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体现了自然整体的优先地位，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强调，即便抛开“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11]这表明了他与国民经济学出发点的本质区别与他坚持自然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观点。(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