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在杀了王凌以后不久便死，司马师也是在杀了毌丘俭以后不久便死。恶人自有恶报。

司马师所执掌的大权，入于司马昭之手。司马昭也将要在杀了诸葛诞及钟会以后不久便死。

司马昭在继承司马师以前，先后作过了洛阳典农中郎将，散骑常侍，征蜀将军，议郎，“安西将军、持节屯关中、节度诸军”，“安东将军、持节镇许昌”，“行征西将军”，“中领军、留镇洛阳”。

司马师病重于许昌之时，司马昭从洛阳赶到许昌来。少帝曹髦赏升他为卫将军，算是壮壮他的行色。但是，司马师的死讯到达洛阳之时，少帝曹髦却突然下诏给司马昭，叫他留镇许昌，不必返回京城洛阳。军队改由尚书傅嘏带来。

曹髦的意思很明显：不愿意给他以相同于司马懿及司马师的大权。

司马昭不理会曹髦的圣旨，仍旧带了大军，浩浩荡荡，由许昌开向洛阳。曹髦没有一点兵力能挡住这位目无君上的权臣，只好逆来顺受，升司马昭为大将军，加官“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叫他像他的父亲与哥哥一样，“辅政”！

两年以后，甘露二年（公元257年），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在五月辛未日举起造反之旗，借口忠于大魏而造司马昭的反。

诸葛诞是不是忠于大魏呢？他倘若真是忠于大魏，当年便不会捧司马懿捧得那么起劲，以扬州刺史的身份与王凌作对，帮助司马懿消灭王凌，于王凌死后继任“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诸葛诞倘若真是忠于大魏，也不会于调任镇南将军以后，以镇南将军的身份帮助司马师，消灭毌丘俭。司马师赏他的功，升他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诸军事”。

他和扬州刺史乐綝处得不好，正如当年王凌之与他处得不好。乐綝告了他一状，说他勾结东吴（其实，他抵抗过东吴大将孙峻、吕据等的来攻，斩杀了将军留赞）。他心中怀有鬼胎，很怕迟早有一天会被司马昭消灭。他“阴养死士”，企图自卫，倒是事实。并且，他在寿春城内储藏了足够一年食用的军粮与民粮。

司马昭派贾充来视察。贾充回洛阳以后，向司马昭建议：征召诸葛诞到京城来做“司空”，逼他提前造反。贾充说：“征召他，他一定抗命不来，造反。这可以说是‘小祸’。不征召他，将来他还是要造反，那就成为大祸了。因为，再给他几年时间，他的准备就更加充足了。”

司马昭接受贾充的建议，征召诸葛诞，把他从寿春调回洛阳，改任司空之职。

诸葛诞接到诏书，便起兵杀了乐綝，对司马昭造反。同时，他把小儿子诸葛靓送往东吴，向东吴投降，请东吴派兵支援他。他集合了十几万兵。东吴派来了三万多兵。司马昭却带了二十六万兵来打。

司马昭不但自己来，而且也“挟”了少帝曹髦一起来。这就一方面增大了声势，一方面也免得少帝曹髦留在洛阳“捣鬼”。

率领东吴兵士的将领，是那曾经与毌丘俭共同造反的文钦，与唐咨、全怿、全端、王祚。他们都及时赶到，进入了寿春城。其实，这是错的。他们不应该进城，应该留在城外，维护寿春与东吴领土的交通线，相机与城内诸葛诞的军队共击司马昭军。

司马昭把他的主力“司令部”设在河南沈丘县东北的丘头，叫部队把寿春四面合围，沿着城墙，造起双重的“堑垒”。这样，从甘露二年五月围到了甘露三年二月，城中粮尽，有些军官出来投降，诸葛诞与文钦发生内讧，杀了文钦，文钦的儿子文鸯报仇不成，也出城投降。

陈寿的《三国志》说：寿春城破的一天，司马昭的兵士从城外爬上了城墙，城内的诸葛诞军没有一个人“敢动”。陈寿又说：诸葛诞一个人单独骑马，“将其麾下”冲出“小城门”。

陈寿的文笔，颇有问题。既然是城内没有一个人敢动，那么诸葛诞和他的“麾下”都动了，他们难道不是“人”？

这些麾下，有几百人之多，与诸葛诞一起被司马昭的兵捉住，却都不肯投降。干宝在他的《晋纪》里说：“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杀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

这些从容就义的人，在被杀的时候心安理得，一点儿也不痛苦。他们说：“为诸葛公死，不恨。”

在我国对日抗战期间，美国空军若干人在杜立特统率之下，飞到东京上空，执行轰炸的任务；回到中国的上空，因油尽而“强迫降落”，被我们某一村庄的敌后同胞藏了起来。日军把这个村庄的人，排在一起，先杀一个，再杀一个，直到杀尽为止，没有一个人肯说他们已经把美国人藏在什么地方。日军每杀一个我们的这些忠义同胞，一定先问一次：“你们把美国人藏在哪里？”而所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的。他和那几位幸免于难的美国空军是好朋友。

话归本题，诸葛诞能有那么多的麾下，甘心为他而死，可见他也不是一个毫无道理、喜欢造反的军阀。他本人在麾下被捕以前，于格斗之时阵亡。他的头被司马昭叫人割了下来，送到洛阳，挂在十字街头示众。他的家人，照例都倒了霉。父族、母族、妻族，完全被杀。

诸葛诞与诸葛亮并不是兄弟，只是远房的本家：同为诸葛丰的后裔（诸葛亮兄弟三人：老大诸葛瑾，老二诸葛亮，老三诸葛均。诸葛均跟随二哥到了西蜀，被二哥酌量提拔，做官做到了“长水校尉”）。(www.daowen.com)

司马昭打平诸葛诞，“挟”了少帝曹髦回洛阳，叫曹髦封他为“晋公”，以并州六个郡与“司州”（司隶校尉部）的两个郡，为晋国的封地；又升他的官为“相国”，宠他以“九锡”之命。他一概谦辞（既然不想要，为什么又先叫曹髦给？为的是，提高自己的声望）。

曹髦与在他以前的一个魏少帝（曹芳）很不相同。曹髦是“智商”颇高的一位青年。他向当时的太学博士淳于俊请教，问《易经》这部书的来源。淳于俊说：“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卦。”曹髦再问，为什么孔子不说“燧人氏没，包羲氏作”？对于这一个问题，淳于俊答不出来。

曹髦对于《书经》里的许多字句，也有疑问。他觉得尧有四凶而不能去，用舜还要等待“四岳”来推荐，似乎并不是圣明得如一般儒生所说。他这样“惑经”、“疑古”，比唐朝的刘知幾早了几百年，也许是受了王充所写的《论衡》的影响。

曹髦不幸而生于帝王之家。否则，以他的能力，当一个平平安安、衣食无忧的大学教授，绝对可以做到。他也不幸而智商颇高。否则，倘若他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一切完全听由司马昭做主，可能获得司马昭的宽容，不致死于非命。

我们应该替司马昭说一句公道话：司马昭本没有计划要曹髦死，是曹髦自己“找死”。

曹髦在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己丑日，纠集了几百名“僮仆”，敲鼓呐喊，冲出宫门，想冲往司马昭的住宅，在“东止车门”遇到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屯骑校尉司马伷想阻挡他们，被他们骂走。

他们到了宫城之南的“南阙”，被司马昭的走狗，魏朝的中护军贾充，带了若干兵挡住，双方打了起来。

这时候，魏少帝曹髦拔出宝剑，亲自动手。贾充旁边的另一走狗，官居魏朝太子舍人的成济，问贾充：“情况紧急了，该怎么办？”贾充说：“养你们这么多年，正是为了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你尽管干罢，事后不会有人追究的。”于是，成济便抽出自己随身佩带的戈，对皇帝曹髦猛力刺去，“刃出于背”。

曹髦当时就死。可怜他年纪只有二十岁而已。曹操地下有知，应该后悔白花了一辈子力气替子孙谋得了这个并非值得一谋的皇帝宝座。

事后，司马昭把成济杀了，灭掉三族。贾充，司马昭升封他为安阳乡侯（原为阳里亭侯），增加一千二百户封邑，扩大他的兵权为“统城外诸军”，加官“散骑常侍”（成济算是白白地上了贾充的当）。

司马昭迎立了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原名曹璜），继承填补少帝曹髦所留下的皇位。这位曹奂在当时是“常道乡公”（常道乡属于幽州广阳郡安次县，安次县在今天河北省）。曹奂并不住在所封的常道乡，而与其他的魏朝宗室一样住在邺县。

司马昭把曹奂立为皇帝以后，更改年号，以甘露五年六月为景元元年。

曹奂成为魏朝历史上的第三个“少帝”。其后司马炎逼着曹奂禅位篡了魏朝，封曹奂为陈留王。

陈寿把曹芳、曹髦、曹奂，三个人先后当皇帝的期间所发生的大事，合写成一篇《三少帝纪》。然而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却又不称他们为少帝芳、少帝髦，与少帝奂。而只称他们为“齐王”、“高贵乡公”、“陈留王”。这是十分说不过去的一种“笔法”。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把魏国列为正统，口口声声，说这不是为了“独尊奖一国”，而是为了“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志）事之先后”。但是，到了真的记载史事的时候，我们这位史学前辈与他的若干助手，却毫不考虑，大书特书什么“世祖文皇帝”（曹丕），“烈祖明皇帝”（曹叡），把刘备称为刘备，孙权称为“吴主权”。魏方打蜀汉东吴，就写成“征”、“伐”；蜀吴打魏方，却写成“入寇”！

《资治通鉴》荒唐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是把魏少帝曹芳称为“邵陵厉公”。曹芳在被司马师废掉的时候，回复了他的齐王的爵位；是到了司马炎篡魏以后，他才被降封为公，封在邵陵；而且要到他本人死了以后，才获得了“厉”这个字的恶谥。司马光及其助手，凭什么可以把晋朝人加给齐王的坏称呼，写在属于魏朝一段的《资治通鉴》上？该骂！

司马昭于少帝曹奂即位以后，叫曹奂封自己为晋公，任命自己为“相国”。他又坚决辞让了一次。此后，少帝曹奂与他又再扮演了一个硬要封拜，一个硬是不肯接受的骗人的把戏。到了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月，已经开始了对蜀汉作最后一次用兵之时，司马昭才装出“只得接受”的样子。

一个月以后，邓艾胜诸葛瞻于绵竹，后主刘阿斗投降。

再过四个月，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三月己卯日，司马昭叫少帝曹奂升封自己为晋王，封地由十郡增加为二十郡。

司马昭作了晋王，本可以再进一步，升自己为皇帝。然而八字不够好，当晋王只当了一年又五个月，便在咸熙二年八月，一命呜呼，享年五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