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去世以前，曾经秘密上表给后主，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后主依照诸葛亮的意思，就在他的死讯到达成都之时，任命蒋琬为“尚书令”，这时候蒋琬已经是“丞相留府长史、抚军将军”（抚军将军，是一种“加官”，没有部队供他指挥）。

尚书令的职务，不过是主管天子在宫内的秘书处而已，虽则实权很大，可以批驳三公九卿的奏章。但是，自从西汉霍光以来，尚书令之上另有一位“录尚书事”的大官。这位“录尚书事”的大官，不管“本职”叫什么，都在事实上是“真宰相”。

诸葛亮生前是这样的一位“真宰相”。他从刘备称帝之时开始，就当了“丞相、录尚书事”。倘若他仅仅官居丞相，而没有兼了这“录尚书事”四个字的头衔，那末他便不曾有“真宰相”的实权，只是名义上的一个“丞相”而已。

后主叫蒋琬做尚书令，而没有立即叫他兼“录尚书事”，并非不肯让他继掌诸葛亮的职务，而是蒋琬本来只不过是一个“丞相留府长史、抚军将军”，地位太小，声望不够，所以，必须先升他为尚书令；然后，过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再升他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又过了若干天，才终于特任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同时，封他为安阳亭侯（不曾被封侯的人，不能作丞相或真宰相）。

蒋琬于过渡期间所做的“行都护”的官，也很不小。所谓“都护”，是“什么部队都能管”。我们所熟知的是班超担任过的“西域都护”，那就比较小，因为官名上有了“西域”二字，所管的限于在西域的部队。周瑜在东吴做过“中都护”，那就很大。因为他的官名之上的“中”字，不是指的“中等”或“中部地域”，而是“中央”的意思（汉朝的所谓“中二千石”比普通的“二千石”大，也因为那九卿之官是中央的官，中字指的是中央，有时候指的是“宫中”）。

蒋琬所一度担任的“都护”，官名上边有一个“行”字。这行字是“代理”或“试用”，意思是说这个人资格稍嫌不够，姑且让他先试试，做得好再“实授”。

“假节”的“假”字，不是伪造的假，而是暂借的假。意思是：把皇帝自己的“节”（权杖）暂借给他，于必要时代天子发号施令，节制军队，任免大官（汉朝有过这“假节”的权力的人不多。诸葛亮有过。另外，魏、吴将“假节”改成了“使持节”；其后“都护”改成了“都督”，都督某州或某几州的军事，甚至“都督中外诸军事”。皇帝所保留的实权，越来越小）。

蒋琬又“领”了“益州刺史”。这领字倒不是“代理”、“试用”，或“暂借”，而是“兼领”，以较大的官职兼领另一个较小的官职。然而这益州刺史官职虽小（薪水是六百石，比不上太守们的二千石），在当时当地却是一个颇有实权的据点。因为，蜀汉所有的，也就是这么一个“益州”；而蒋琬虽则又因为“资格不够”而不能像诸葛亮当年“领益州牧”，在名义上，只是“益州刺史”，然而他在事实上却与东汉中叶的各州刺史不同，作了能够控制各郡太守与主管各郡财源与兵源的“州牧”。

等到他一升再升，于建兴十三年四月升成了“大将军、录尚书事”，他的实权就与当年诸葛亮做“丞相、录尚书事”的时候，不相上下，所不同的，只是在名义上不是丞相而已（诸葛亮却也没有做“大将军”，也没有做过“都护”。都护的位置，刘备给了李严。李严在建兴九年因罪被废，后主没有把都护的位置另给别人）。

蒋琬是曾国藩的同乡，湖南湘乡人。湘乡在汉朝也是一个县，县城就在今日的县城所在，属于荆州武陵郡。蒋琬于刘备在荆州抵抗曹操时，只不过是刘表下面荆州“州政府”的一个“书佐”，地位很低。他不愿留在刘琮那里，随刘琮投降曹操，却选择了刘备，跟随刘备到了益州，被刘备任命为广都县的县长（广都在成都之西三十华里）。

蒋琬在广都当县长的时候，作风与庞统在耒阳当县令的时候相同：把日常的行政事务搁在一边，所喜欢做的只是喝酒与睡大觉。刘备以益州牧的身份来巡查，见到他如此地不尽县长之责，勃然大怒，不仅免了他的县长之职，还把他扣留，关在牢里，说不定想要他的命。

诸葛亮听到消息，赶快抢救。以前，庞统被免了耒阳县“代理县令”之职，只是暂时失业而已，并无生命危险。而且，不久鲁肃便写了信给当时驻屯公安的刘备，说“庞士元非百里之才，应该当一个州的治中、别驾（总务厅厅长或副州长）”。现在，蒋琬这样一个名气不大的人，是不会有大人物如鲁肃写信来撑腰的（而且鲁肃已死。即使不曾死，也并不认识蒋琬）。

诸葛亮走到刘备面前，替蒋琬说人情。诸葛亮也用了“非百里之才”这个理由，请刘备对蒋琬原谅。

鲁肃说庞统应该当“治中、别驾之任”；诸葛亮却更进一步，说蒋琬是“社稷之器”，堪以付托全国之事的大才。

刘备却也并不立刻就把这位醉汉重用，让他坐冷板凳坐了一两年，才给他一个什邡县的县令。

蒋琬挨到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做汉中王，才勉强被召入王府，当一名“尚书郎”。尚书郎是年轻人干的。这时候蒋琬年纪已不太小。

蒋琬只能怪自己不好，不该在广都县县长任上大喝其酒，给了刘备以极恶劣的印象。

刘备当了皇帝，诸葛亮做了丞相，蒋琬这才有了相当好的转机。被诸葛亮邀入丞相府，由区区一个尚书郎一跃而为丞相府的“东曹掾”（勉强可以称为人事处处长），蒋琬倒也在修养上大有进步，居然谦虚起来，承认自己的学问道德不够，请诸葛亮改派廖化，或就三位与廖化差不多的人之中选择一位：刘邕、阴化、庞延。

廖化在当时名叫廖淳，其后改名为化。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每每以为廖化是一个年轻的三等角色。我们也常常听到一句“俗语”，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其实，廖化年纪大，有相当能力，并不“窝囊”。他是襄阳县人，当过关羽的主簿（秘书长）；于关羽兵败之时流落在东吴官吏之手，他用装死的方法逃出东吴官吏的掌握，陪了母亲向西边走，在秭归县遇到来伐东吴的刘备。其后先后做了宜都郡太守、诸葛亮的丞相府参军、广武驻军的督（当时称为“督广武”），最后升到“右车骑将军”，遥领并州刺史，封为中乡侯。他为人富于决断，作战很勇敢：“以果烈称”。

诸葛亮回给了蒋琬一封“教”，安慰他，说这东曹掾的职务，必须有你这样肯“背亲舍德”的人（不私于亲戚与有德于自己的人），才可以担任。因为，东曹掾有保举“茂才”的权力。

诸葛亮又在他的“教”里面说：“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

丞相的命令，在当时称为“教”。诸葛亮的意思是说：蒋琬，你也不必再谦辞了。别人做事，常常不能“隐于心实”，不能摆脱心里的情感，又不能保守办事的秘密，而且，保举出来的人，每每叫远近的老百姓莫名其妙，何以保举出那样的人。因此之故，我希望你就东曹掾之职。你应该把保举人才的事，做得像样，使得老百姓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使得老百姓知道你的这个东曹掾的地位，是既清且贵的。

诸葛亮的文笔，除了《出师表》那一篇写得十分流畅以外，在其他公私文件中是以难解著名。这大概是由于他事情太忙，想说的话又很多，于是就不知不觉创出了一种过于简练，而失之于有一点儿堆砌的文体。

所以，我才每每不怕读者嫌我噜苏，甘冒画蛇添足的批评，反复解释他老人家的若干节语重心长的话。

与陈寿很多同时的人，也感觉到诸葛亮的“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陈寿替诸葛亮解释，说《尚书》之中周公的几篇训诰，也很繁琐。“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

蒋琬做了丞相府的东曹掾，表现得很不错，不负诸葛亮的知遇，诸葛亮在《出师表》里面把他与郭攸之、费祎、张裔这三个并列，称他们四人为“贞良死节之臣”。那时候，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蒋琬已经由东曹掾改任“参军”。郭攸之是后主在宫内的“侍中”，费祎是“尚书郎”，张裔是丞相府的“长史”（秘书长）。

诸葛亮率领十万兵北驻汉中，叫张裔与蒋琬留在成都，“统留府事”（统管丞相留在后方的办事处的事务）。张裔与蒋琬做到了“足食足兵”四个字：使得后方不缺少粮食，前方不缺乏兵源（诸葛亮所带的兵，不是雇佣兵，而是征兵。每次“瓜代”，有两万兵退役下来，另有两万新兵从今日的四川被送往汉中。这种工作，是张裔与蒋琬的任务之一）。

张裔是成都人，书念得多，经验也丰富，他在刘璋下面做过鱼复县的县长；在刘备下面被任命为益州郡（云南昆明一带）的太守，成了造反者雍闿的俘虏，被雍闿送往东吴，献给孙权。他在中途脱逃，躲躲藏藏，到了刘、孙在章武三年言归于好，他才被诸葛亮叫邓芝向孙权要了回来，留在身边做丞相府参军兼益州牧衙门里的“治中从事”。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去汉中，把他留了下来，升他为丞相府长史，官拜“射声校尉”，以射声校尉的本职兼领丞相府长史，偕同蒋琬办理“留府”（留守办事处）的事。(www.daowen.com)

张裔在章武三年已经有了五十八岁；到了建兴八年，他虚岁有了六十六，病故。蒋琬被升任为丞相府长史，也加了一个官：抚军将军，以抚军将军的本职兼领丞相府长史。

当时，诸葛亮的“丞相长史”有两个，一个随侍在他身边，是杨仪；一个留在成都，称为“留府长史”，先是张裔，后为蒋琬。

蒋琬做了留府长史，在工作上与诸葛亮的接触比以前多。诸葛亮对他的器重不减当年，而且尤有过之（有些人起初能受到长官的识拔，过了不久，便由于成绩不佳而灰了长官的心。蒋琬和这些人相反）。

诸葛亮常常对别人说：“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公琰是蒋琬的字。“托志”的托字很费解。这是“诸葛体”的用字法。其实，改用一个“立”字，更妥（恕我大胆！像我这种喜欢咬文嚼字的人，大概是不会受到诸葛亮的重用的）。

我在前面说过，诸葛亮曾经在去世以前，秘密地上了一道表给后主，特荐蒋琬做他死后的职位继承人（当时，诸葛亮下面的人才很多，诸葛亮独独选上了蒋琬，一定是蒋琬确有值得特别信任的地方）。

杨仪是在汉中随侍诸葛亮身边的“丞相长史”，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却落了空。为什么？杨仪不是没有能力。他办事以迅速著名：“斯须便了。”这位杨仪生性骄傲，看不起同僚，尤其看不起“前军师”魏延，常常与魏延吵架，气得魏延有时候拔出刀来想干了他，他被吓得哭了出来。诸葛亮怎么会保举这样的一个杨仪，做未来的综揽军政的人呢？

我在前面也交代了：后主接受诸葛亮的推荐，先后把蒋琬一升再升，先升了尚书令，最后在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四月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蒋琬做“大将军、录尚书事”，做到了延熙六年（公元243年）升为大司马，以大司马的身份“录尚书事”。实权照旧而官阶升高。大将军是三公以下的官，地位不如丞相；大司马是三公之一，地位与大司徒（亦即丞相）相等。

三年以后，延熙九年，蒋琬在十一月间病故。综计，他当“真宰相”，从建兴十三年到延熙九年，一共当了十一个年头。诸葛亮做真宰相，也不过是做了十五个年头而已。

蒋琬在那十一个年头之中，做了些什么事呢？

蒋琬在他当政的十一个年头之中，不曾有一次对魏方采取攻势。他对魏方，一直是只守不攻。

他而且到了当政已有四年，才在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带了主力进驻汉中。在汉中驻了六年，他又在延熙六年十月把主力撤回，回驻在涪县（绵阳）。

诸葛亮去世之时，杨仪与费祎不顾魏延的反对，把主力从武功五丈原撤到汉中；留下了一部分力量在汉中，交给吴懿。吴懿是刘备的吴皇后的哥哥，以“车骑将军”的身份“督汉中”。作为吴懿助手的是“安汉将军”王平。

王平也做了汉中太守，代替吴懿担任“督汉中”的重大任务。这个重大任务，起先本是刘备交给魏延担任的。诸葛亮在建兴九年调魏延以“前军师”的名义做先锋，这个“督汉中”的责任，便落在“都护”李严的肩上。李严因罪被废以后，继承他在汉中的职务的，似乎便是吴懿。

魏延的“前军师”，意思是前军的军师，也就是“先遣军司令”之类。这个官职，于魏延被杨仪谋杀以后，一度由邓芝暂代，但不久也划归了王平，于延熙元年改称为“前护军”，到了延熙六年又改称为“前监军”。

王平可以说是蒋琬所最信任的高级军官。蒋琬于进驻汉中之时（延熙元年），不仅叫王平继续做汉中太守与“督汉中”，兼任“前护军”，而且也叫王平“署大将军府事”。这是蒋琬把自己的大将军府的一切事务，交给了王平处理，好比当年刘备把“左将军府”的事务，都交给了诸葛亮一样。

蒋琬在延熙六年带了主力由汉中退驻涪县，汉中的事，更完全交给了王平，把王平的官衔，由“前护军”升高为“前监军”，“督汉中”升高为“统汉中”，“安汉将军”升高为“镇北大将军”。

王平却也不负蒋琬的知遇，在延熙七年（公元244年），魏方的二十万大军声势汹汹，来到汉中之时，不慌不忙，派了两位偏裨之将，对曹爽、夏侯玄等在（今日洋县之北二十华里的）兴势山迎头一击，就把魏军打得一时不敢再来。

王平所派去的这两位偏裨之将，一位是护军刘敏，一位是参军杜祺。

费祎带了若干兵马，从成都赶到汉中。魏方的“齐王”曹芳的朝廷，接到情报，适可而止，召还了曹爽等人。一场很可怕的风暴，突然云开雾散。王平的功劳很大。

蒋琬的值得称赞之处，是知人善任。他把前方的事交给了王平，后方的事交给了费祎。他自己就获得了充分的时间，去考虑较为重要的问题，以决定大计方针。

他早就在建兴十三年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之时，把“尚书令”的官职交给了费祎。延熙六年，他从汉中退驻涪县，又把“大将军、录尚书事”的“真宰相”地位，让给了费祎，只留下一个“大司马”的虚衔给自己（费祎对他始终尊重，直到他在延熙九年十一月病故之日）。

“公忠体国”这四个字，蒋琬是当之无愧的。提拔姜维，保荐姜维作凉州刺史的，也是蒋琬。

蒋琬在政略战略上，始终对魏方采取守势。他叫姜维去经营凉州，也是“避实就虚”，借羌胡的兵源与物资来加强蜀汉的实力，以长期对抗“跨带九州”的魏。

在他主持蜀汉军政的十一个年头之中，孙权对魏有过两次大的攻势，一次小的攻势。我们没有见到蒋琬曾经采取过“平行的活动”以与孙权的行动相配合。

孙权于嘉禾六年（后主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派遣朱然围攻魏方的江夏郡郡治、今日的黄陂县；其后在赤乌四年（后主延熙四年，公元241年）派全琮掘坏魏方（在寿县之南）的芍陂，派朱然围攻樊城，派诸葛瑾进攻（湖北南漳县城东南的）柤中。最后，在赤乌六年（后主延熙六年）又叫诸葛瑾的大儿子诸葛恪攻打六安。

蒋琬在这三年皆无行动，似乎是为了等待吴方打出一个名堂，然后才出动自己的兵，来“扩充战果”，“蚕食”魏的领土。

可惜，吴方的几次攻势，都没有什么收获。所以蒋琬才始终“持重”。朱然与步骘对他很误会，在赤乌七年上表给孙权，说蒋琬暗中可能与魏方有了默契。孙权替蒋琬解释，说“朕为诸君破家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