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第一次在刘备集团中露头角，是以刘备的代表的资格，说动了孙权，使得孙权决心派兵，与刘备共同抵抗曹操。

那时候，建安十三年，曹操在七月间向南进军，征讨刘表，刘表吓得吐血，在八月间去世，荆州交给了他的小儿子刘琮。刘琮领兵驻扎在襄阳；刘备已经率领关、张等人与几千兵士由新野退到樊城，刘琮不通知刘备，便向曹操递了降书；刘备得到情报，慌忙放弃樊城，分两路撤退。一路，上了船，由关羽统带，向江夏（武昌汉口）航行，目的在与刘琦的力量会合；另一路，由他自己与张飞、赵云统带，走陆路，由樊城渡了襄河（汉水），向正南的方向走，目的地是南郡（江陵一带）。

有若干刘表的部队，不愿意随着刘琮向曹操投降，都跟了刘备、张飞一起向南走去。而且，十几万的人民也陆续加入了刘备、张飞的行列。这些人民情愿离乡背井，由人民变成难民，是为的什么呢？一则是，他们早就听说曹操这个人很残忍，在徐州屠过五个城，又杀过袁绍的旧部八万名军官兵士。二则是刘备在新野与樊城的仁爱作风，使得当地的人民有目共睹，因此才感觉到跟他走，不会吃亏。

这十多万难民，不曾吃到刘备的亏；刘备却吃了他们的大亏。他们无心害刘备；刘备的确为他们所害。

有了他们夹在中间，塞住大路，刘备的部队与若干不愿降曹的刘表旧部，就不能按照正常的方式行军。因此，不仅行军的速度太不够标准，而且无法安排随时能够应战的行列（作战部署）。于是，曹军追到之时，刘备吃了一个大败仗。

曹军是在当阳县的长坂坡追到刘军的。曹操本人丢下了笨重的“大行李”，选了五千名骑兵，一日一夜跑了三百多里。

刘军的一方面，虽则于战败以后有张飞带了几十个人在桥边断后，暂时阻挡了曹军一下，却也无法转败为胜，只得改变路线，不向正南的江陵走，而向东南的汉水走。走到了汉水边，等候关羽的“船队”开到，刘备、张飞与一群新败之兵都一起上了船（难民大概是只得留在长坂坡到江陵的路上了，不可能也到汉水边，与刘军一齐上船）。

刘、关、张、赵四人与几千兵士到了江夏郡，与刘琦会合。刘琦的兵较多，有一万以上。双方的兵力，合起来勉强可以号称两万，与曹操的二十几万，不成比例。除非发生奇迹，刘备、刘琦的两万人如何能抵得住曹操的十倍以上的敌军呢？

然而，奇迹终于发生。诸葛亮走到刘备的身边，向刘备说：“事态很急了，请你派我到孙权那里，向孙权求救。”刘备于是就派了诸葛亮当他的代表，乘船向东。

孙权本人这时候不在吴县，不在曲阿（丹阳），不在京口（镇江，丹徒），不在秣陵（南京），而在柴桑。

柴桑是一个依山而筑的城，在今天江西九江之西南的德化县。

孙权也正在为曹操的席卷荆州而焦虑，被曹操“与将军会猎于吴”的诺言弄得七上八下。他的第一助手长史张昭，竭力主张干脆向曹操投降。张昭的理由：一则力量不成对比；二则当年孙策曾经在临死之时交代过：倘若打不了胜仗（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

孙权的另一助手“中护军”周瑜，却一贯地主战，周瑜不是一个在参谋业务中磨练出来的精打细算的人；他是一个气冲斗牛、勇冠三军的英雄，从来不把数目字看成机械性的决定因素，对曹操的大兵团的实力，压根儿看不起。

孙权在当时年纪不到三十（虚岁二十七，实岁二十六），虽则消灭过庐江太守李术与江夏太守黄祖，还不曾有过与头等角色较量较量的经验。

孙权之所以拿不定主张，由于一方面他不能不承认曹操的威望高、兵多、能力强；另一方面，他却不能甘心把哥哥孙策辛苦得来的江东六郡，轻易送给曹操。

诸葛亮到达柴桑，孙权立即召见，问诸葛亮：“你从荆州来，荆州的情形如何？”诸葛亮说：“很糟，曹操十分厉害，刘豫州吃了败仗”（刘备在当时常常被喜欢他的人称为“刘豫州”，因为他以前经陶谦荐举，担任过豫州刺史；后来，于徐州被吕布偷占了以后投奔曹操，又被曹操推荐，做了豫州牧）。

孙权问诸葛亮：“你看我应该怎么办？”诸葛亮说：“这个，要请您自己决定。您估计一下，倘若能够以江东六郡的力量，抵得住曹操八个州及一个部的力量，那么就不妨早一点对曹操翻脸。反过来说，倘若自问力量不足以与曹操对抗，那就索性对曹操屈服，按兵不动，把甲胄封存起来，静候曹操派人来接收。这两种办法，随您采取一种。最坏，莫如狐疑不定，表面上对曹操服从，事实上又要保存独立，那就快要大祸临头了。”

孙权说：“你们的那一位刘豫州，他作何打算？”诸葛亮回答：“刘豫州的情形和您不同。他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他是汉朝皇室的一分子，对曹操这个把持汉朝政权的奸臣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况且他又是英才盖世，早就成了全国人士所崇拜的偶像，各方慕他的名而来效力献身的人极多，很像大小河流的水都奔向大海一样。刘豫州能否战胜曹操，听由老天爷来决定；即使败了，也无所谓。他是无论如何，不能向曹操投降的。”

孙权被诸葛亮的这一番话气得勃然大怒。孙权心里在想：“你们的那一位刘豫州是‘英才盖世’，不能考虑投降！我孙权就不是英才盖世？你竟然劝我考虑投降！”

孙权为了自己的面子，而赶紧向诸葛亮说：“你也不必多说了，我掌握了全部江东领土，我手下有十万雄兵，怎么可以受别人（曹操）的控制？我早就决定了，与刘豫州合作，共同抵抗曹操。但是，刘豫州刚刚打了败仗不久，能不能作战呢？”

诸葛亮回答：“刘豫州还有不曾伤亡的精兵与关羽所率领的水军一万人之多，刘琦在江夏郡的战士，也不少于一万人。曹操的兵虽多，听说他们在追击刘豫州之时，一天一夜走了三百多里，弄得精疲力竭，这叫做‘强弩之末’，没有什么可怕，他们是北方人，不长于在水里打仗；所掳胁的荆州军民，对他们口服心不服，不能合作。孙将军，您倘若能派几员猛将，带几万兵去，与刘豫州并肩作战，‘协规同力’，一定可以击败曹操的军队，造成孙、刘、曹三方鼎立的形势。”

孙权听完诸葛亮的这一番话，很高兴，立刻下令周瑜、程普、鲁肃三员大将，领兵三万，去江夏郡与刘备、刘琦合作，共同抵抗曹操。

在诸葛亮未到柴桑以前，孙权已经先后听到过鲁肃与周瑜的主战论调。诸葛亮并不是第一位劝孙权对曹操作战的，而是第三位，也就是最后一位贡献这个主张给孙权的人。然而发生决定性的影响的，是诸葛亮，不是鲁、周二人。

鲁肃是早在八月间刘表去世之时，就向孙权献计，请孙权派他作代表，到荆州，在名义上是去吊唁刘表，在事实上是去联络刘备，鼓励刘备，叫刘备放胆对曹操作战，答应给刘备支援。

鲁肃走到夏口（汉口）之时，曹操已经向荆州进军；不久，鲁肃走到南郡的郡治（江陵），曹操已经在襄阳，收降了刘琮，向南猛追刘备。鲁肃走到了江陵之北、当阳之南的长坂，遇到刘备。刘备刚刚吃过一次败仗。

那时候，新败之余，刘备的阵营兵荒马乱，刘备本人自然也很心烦。鲁肃来到帐篷里，向刘备说明来意：劝刘备不必灰心，孙权一定支援。鲁肃而且向刘备描述了江东人民如何富庶，军队如何精壮。

鲁肃对刘备身旁的诸葛亮，作一番自我介绍：“我是令兄子瑜（诸葛瑾）的朋友。”诸葛亮对鲁肃也就推诚相与，成了朋友。

刘备不曾梦想到孙权会得先派人来找他，兴奋之余，就立刻叫诸葛亮作代表，到柴桑去向孙权答聘；同时，也催促孙权出兵。

历史上的小问题极多。原因是，史料总不会完全，也都不免于或多或少的主观成分。倘若有两个人叙述同一件事，结果便是两篇很不相同的故事。甚至，一个人叙述了同一件事两次，也可能写出先后不同的两篇故事来。原因：这一个作者先后所根据的史料不同，“蓝本”不同，或这一个作者先后的情绪不同，对书中人物的好恶不同。

陈寿在编写《三国志》的时候，常常有这个毛病，不仅时间颠倒，次序颠倒，而且写张的时候说张好，写李的时候又说李好。他在写《鲁肃传》的时候，把孙权出兵的事完全归功给鲁肃，不仅没有提到诸葛亮，也并未提起周瑜。在写《诸葛亮传》的时候，他又把孙权出兵之事，全部归功给诸葛亮。

有人说，这是“正史”的体例，为了避免重复而把某人的事写在某人的传中。我却以为详于此而略于彼则可，一点儿也不提起，就未免差劲了。

这一件孙权出兵抗曹的事，我们应该首先赞扬孙权。他倘若没有敢以弱敌强的英雄气概，十个鲁肃与周瑜、诸葛亮，也说动不了他的。

第二，我们应该欣赏鲁肃。鲁肃是孙权面前第一个坚决主张抗曹的人，而且前后有两次都是如此。第一次，在作代表去荆州以前；第二次在从荆州回来以后。第二次，他的论调更加彻底。他在众人主张迎曹，孙权退席去“更衣室”（洗手间）之时，紧跟着孙权，跟到了“宇下”（走廊外边）。孙权被他的诚恳所感动，就拉住他的手，问他：“子敬，你有什么话要说罢？”（子敬二字，是鲁肃的字）

鲁子敬回答：“刚才那些主张迎曹的人，都是为自己着想，会误掉将军的大事。像我鲁肃这样的人，是可以迎曹的。迎了曹以后，曹会把我交给本县的地方官去量才录用，最低限度可以当个把不重要的科员（下曹从事），有小牛车可以代步，生活不成问题；倘若好好地干，也可能慢慢地升为一个州的刺史（年俸六百石），甚至一个郡的太守（年俸二千石）。孙将军，您倘若迎曹，曹操能够给您什么官呢？您将有什么样的出路？”

孙权说：“是啊！我的看法与你一样。”

周瑜的贡献，我们也绝对不可抹杀。周瑜虽则是推荐鲁肃给孙权的人，在主张上与学识上与鲁肃并不相同。鲁肃是自从见了孙权之面开始，就暗暗地向孙权灌输另创一个朝代，自为皇帝的思想。鲁肃没有一点“中兴汉室”的抱负。他奉孙权，所行的完全是现实主义，而不是正统主义；他志在攀龙附凤，做新朝的“佐命大臣”。周瑜不是如此。

周瑜向孙权直截了当地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好周瑜！这“操自送死”四个字，是何等的雄壮！周瑜，你真不愧为周瑜！当时，整个江东，整个中国，有没有另一个人，敢说、能说，曹操是来送死的呢？

周瑜向孙权作进一步的分析，指出曹军的四大弱点：第一，北方的内部并不安定，函谷关之西，又有马超、韩遂在造反；曹军有后顾之忧；第二，天气已冷，曹军的马匹没有草吃；第三，北方的兵士来到南方，水土不服，一定有很多人生病；第四，北方的兵士不长于水战，打不过江东的兵。

最后，周瑜向孙权说出最有力量的几句话，作为结论：“将军，您想捉曹操，最好就在今天决定。您给我三万精兵，让我开到夏口，我保证替您打垮这个曹操！”

孙权说：“对！曹操这个老贼，早就想废掉汉朝，自为皇帝了。他之所以还不曾如此做，起先是因为还有袁家兄弟二人、吕布、刘表和我。现在，袁家兄弟与吕布、刘表都完啦，只剩下我一人还活着。我和姓曹的老贼，在形势上不可能同时并存（势不两立）。你说我们该对他作战，很和我的意见相同。”

孙权在鲁肃建议抗曹之时，孙权对鲁肃说过：“这是老天爷把你送给了我！”

现在，于周瑜建议抗曹之时，孙权也向周瑜说：“这是老天爷把你送给了我！”

卢溥在《江表传》里对这篇故事有所补充。卢溥说：“孙权听罢周瑜的一番话，就拔出刀来，把面前的案（矮脚小桌子）砍下一只角，对参加会议的若干人说：‘倘若有人再说我们应该迎曹，我就砍他，像砍这个案儿一样。’”

卢溥又说，周瑜在会议散了以后，留在会场，向孙权说明：“那些主张迎曹的人，上了曹操的当，以为曹操的兵力，真如曹操自己所说，有八十万人之多。实际上，曹操从北方带来的，只有十五六万，加上了投降他的刘表旧部六七万，总共也不过是二十二三万而已。这些刘表旧部对曹操并没有信心，不是那十五六万已经走累了的北方兵所能驾驭的。所以，曹军的人数虽多，并不可怕。我们只要有五万精兵，便可以打败曹军了。”

在卢溥的《江表传》中，也有孙权所说老天爷把鲁肃与周瑜送给他的话，只是在文字上改为：“这是老天爷用你们二人来帮助我（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

《江表传》确是写得比《三国志》详细。《三国志》仅仅说了周瑜要求给他三万兵，孙权如数照给。《江表传》却说了周瑜开口要五万，孙权答应了先给三万。孙权说：“五万人一时来不及集中，但是已经有三万人早就集中好，船、粮食、武器，也都已准备妥帖。你和鲁肃、程公，先行出发，我随后就派人押运粮食，带领补充员，作你的支援。你能够把这事办了，最好。倘若不甚如意，也不要紧，你尽管回来，让我与曹操拼一拼。”程公，指程普。孙权因为程普年纪大，所以尊称他为程公。

由此看来，孙权似乎早就决心抗曹了，并不是诸葛亮来到柴桑以后，才作决定的。然而，我们再读一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似乎倘若诸葛亮不来，孙权就可能不出兵。究竟是《鲁肃传》与《周瑜传》正确呢？还是《诸葛亮传》正确？事实是：在诸葛亮到达柴桑以前，孙权虽有出兵的意向，却还没有出兵的行动。诸葛亮的功劳，就在这意向转为行动的一点上。

鲁肃与周瑜二人，除了是首先建议抗曹的人以外，在赤壁之战进行期间，担任了实际的任务，其重要性远非诸葛亮可比。诸葛亮在当时不仅不是联军的统帅或军师，而且连刘备的军师也不是（他当刘备的军师将军，是在帮助刘备打下成都以后。他受任为“军师中郎将”，也要等到赤壁之战结束，刘备攻下了湖南省的四个郡以后）。

周瑜在赤壁之战期间，是孙军的“左部督”，与“右部督”程普的地位相等。

他不是孙军的总指挥官。总指挥官是孙权自己，虽则不在前线。

他更不是“孙、刘联军的统帅”。孙、刘两方各干各的，只是“并肩作战”而已。

论军阶，他周瑜还不过是属于校尉之上、将军之下，所谓“中郎将”的一级。他是“建威中郎将”，程普是“荡寇中郎将”，而刘备早就是“左将军”了（孙权是“讨虏将军”）。

论兵力，刘备与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各有一万，周瑜与程普的兵合起来号称三万，实际上也不过是两万多人而已，甚至不足两万（周瑜因箭伤而死之时，他的全部“士众”仅有四千余人，由孙权下令拨给鲁肃接管）。

鲁肃在赤壁之战期间及其前后，都极为重要。他是“赞军校尉”，比周瑜、程普两个中郎将的地位低，却少不了他这样一个人来协调于周、程二人之间。周年轻，程年老。程在起初，对周很不服帖，经过了这一次共同抗御曹操，程普才和周瑜变成十分要好的朋友。

鲁肃不仅是周、程之间的协调人，也是孙军与刘军之间的“联络官”。没有鲁肃，这个仗是没有办法打的。曹操的兵有那么多，而孙、刘两方合起来还只是这么少；倘若不能合，岂不更糟？

鲁肃的大帮手，是刘备身边的诸葛亮。两个人的政略看法，完全一致，虽则各为其主。两个人在公谊上均深信必须孙军与刘军一致行动，才抗御得了曹军；在私交上，鲁肃和诸葛亮的同胞哥哥诸葛瑾也的确一向是最要好的朋友。

孙、刘双方这一次均是死中求生，猛将全体出动。孙方除了周瑜、程普二人以外，有韩当、黄盖、凌统、吕范、周泰、甘宁、丁奉、吕蒙，可说是人才济济。刘方，只有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魏延、马超，这时候都还没有成为刘备的部下）。

关羽在当时的地位已经很高，官拜“偏将军”，爵为“汉寿亭侯”。这个官与这个爵，都还是当年曹操在他杀了颜良以后，酬劳他的。

张飞的地位较低，只是一个“中郎将”。这中郎将的军阶，也是曹操所给，那是当张飞跟随刘备于被吕布赶出小沛、投奔曹操之时。

赵云在当时的官位难考，《三国志》本传说他替刘备主持骑兵部队，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骑兵团团长之类。他也许已经有了中郎将的官阶，或是仅仅为一个校尉。

周瑜要等到打完赤壁之战以后，才被孙权升为“偏将军”；关羽到了那个时候就被刘备由“偏将军”改为“荡寇将军”了。

在孙军的这一边，于赤壁之战以后，一升为“裨将军”，再升为“荡寇将军”的，是程普。

韩当在孙策之时是一个校尉（先登校尉），赤壁之战开始之时已经是一个中郎将。他要挨到建安二十四年跟着吕蒙偷袭关羽的南郡以后，才升为偏将军。

黄盖在赤壁之战期间功劳最大，所以升得也快。开始作战之时，他不过是一个“丹阳都尉”，获得胜利以后，他没有经过校尉的一级，升作了中郎将（武锋中郎将）。其后，他攻取了武陵郡，孙权再升他为“偏将军”。

在孙方的其他军官之中，以吕范的军阶为最高。赤壁之战开始之时，吕范是“征虏中郎将”；打完赤壁之战，他作了“裨将军”；再其后，升为“平南将军”。

凌统原是一个“破贼都尉”，打完这个仗，升为校尉。

周泰、甘宁、丁奉，这三人的军阶当时都不甚高。丁奉年纪最轻，在赤壁之战时不过是甘宁下面的一员小将。

吕蒙，是我们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所最不喜欢的一个，因为他后来害了关公（关羽）。吕蒙也的确是只懂军事，不懂政治，虽则是公余念了一些书，而究竟不曾把书念通的人。他茫然于盟约必须信守，抗曹必须联刘的大道理。

但是，在赤壁之战期间，吕蒙也立了一些功。他的军阶，是“横野中郎将”，升作了“偏将军”。

在曹操的一方，大将出马的特别少。夏侯惇与夏侯渊兄弟、于禁、张辽、李典、臧霸，都不曾被曹操带来。被带来的知名将领，只有曹仁、乐进，当时不甚知名的曹纯、李通、满宠，以及刘表的旧部文聘。

曹操之所以如此，由于根本不曾把逃难的刘备与小孩子孙权看在眼里。刘表的襄阳，他兵不血刃就拿到了手。刘备的十几万难民与若干零零落落的“散卒”，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而他曹操的骑兵五千人，一天一夜就走了三百多里。文聘与曹纯追他们，追到当阳县东北的长坂，把他们打得稀里哗啦。虽则有张飞不怕死，带了二十个兵在桥的右边大吼：“我就是张翼德！来罢，咱们拼个你死我活！”因而争取到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宝贵时间，让刘备能够带了几个骑兵，或几十个骑兵，“斜趋汉津”（不继续向南到当阳与江陵，而改走斜路，奔向汉津，亦即今日的汉阳）；虽则有赵云这另一位不怕死的人，拼了自己的性命救出甘夫人与阿斗（甘夫人并未跳井自杀，赵云不曾推倒土墙，做落井下土的事）；刘备确是吃了一个十分不好看的败仗，丢掉全部难民，丢掉事实上的全部散卒（只剩下几个骑兵或几十个骑兵），而且也丢掉了两个亲生女儿。这样的一个刘使君，怎么能叫曹操仍旧承认他为“英雄”呢？

至于孙权，曹操记得他是孙坚的儿子、孙策的弟弟。孙坚打董卓的时候，虽则是比他曹操略高一筹（孙坚是打胜了的，曹操是打败了的），然而孙坚是死在刘表的部下黄祖之手，这就不如他曹操之能够以大军压境，吓死刘表了。孙策，是人才，却受过他曹操的封拜，向他曹操低了头（不曾在死前有过袭取许县之想）。这小孩子孙权，算什么呢？

因此，曹操在连取襄阳、当阳与江陵以后，用刘表所遗留下来的大船与战舰，装载了若干万的兵士，从江陵南边的长江码头，顺流而下，浩浩荡荡，航向江夏——今日的武汉三镇（武昌在当时叫做鄂县，简称为“鄂”；汉口在当时称为夏口；汉阳在当时称为沙羡“汉津”）。

曹操绝对不曾料到，他拿不下江夏郡（江夏郡有十四个县与国，郡治在鄂县）。

他在航行之时，志得意满，由意满而感觉到一阵“满足了以后的空虚”。中国的天下，他已经拿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剩下的荆州江夏郡，与扬州九郡之中的六郡，益州、凉州，看来都已不成问题。这些似乎不成问题的地方，在最近的将来也拿下了以后，他曹操又怎么样呢（亚历山大在拿下波斯以后，也曾经有过如此的空虚之感）？

曹操不仅感到空虚，而且也感到苦闷、忧愁。愁些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一天夜晚，刚好有皓月当空；他对着这可爱的明月，又生了“明亮得像这个月亮的，我却拿不到手”的自我渺小之感。于是，他百感交集，赋诗一首，诗里面有这么四句：“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曹操这时候已经觉察到：地上的东西，土地、权力，他虽则已经似乎是想拿什么便拿到什么。天上的月亮，或类似月亮那样的亮晶晶的东西，他却毫无办法。人的力量，究竟是有限的。他也不过是“人”而已。怎么会逃得了空虚、死亡与忧虑？

曹操有一首“对酒当歌”，是千古名作。它把人生比作“朝露”；它把中年人“去日苦多”的怅惘，表达了出来；它描写了曹操自己用酒来填补幻灭，一般喝酒者“以酒浇愁”的心情；它也充分透露了曹操在人格上的优点与弱点。

曹操爱朋友，恋旧，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怨必报。报恩，是他的美德；报怨，倘若不出“直”的范围，值得原谅、同情。可惜，曹操在报怨之时，每每过分残忍。他的另一缺点，是志气高，欲望也高，高到了想“掇”天上的月亮，自找失望。

曹操在当时未尝不已经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人，却在内心中存有“失败”的恐惧，“何枝可依”的灰色预感。太可怜了。他自比周公，求为周公，而所得到的是历史上与王莽相并列的恶名：“操莽”两个字常常被史评家写在一起。

“对酒当歌”共有八节，每节四句。这八节的排列次序，我怀疑可能有错，第三、第四似乎对调了才好。第五、第六也应该对调。然而，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现在，我按照别人相沿的排列次序，把它抄在下面：

（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www.daowen.com)

（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四）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五）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六）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七）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八）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贾诩机智多谋，他反对“赤壁之战”，曹操不听谏言，结果大败。

曹家父子（曹操与曹丕、曹植）的文采，不是孙、刘二家的人所能望其项背。老天爷给了曹家父子以文采，却吝惜了道德上的修养；给了孙家父子以英雄气概（孙坚、孙策，及早年的孙权），给了刘家父子以维护汉朝正统的任务，却吝惜了文采（虽则他们都能写几句散文）。这便是老天爷真正公平的地方：他不偏爱任何人，不让任何人“十全十美”，有了权力、财富，又有幸福。

有人说，曹操在航行长江之时，“乐极生悲”，写出这首“对酒当歌”，这是一种即将吃一个大败仗的预兆。这个说法，不一定对。然而，曹操在交锋前夕，或交锋之前的若干夕，没有专心于布置水陆部队，没有专心于研究敌情、判断敌情，而一味“好整以暇”，饮酒赋诗，的确也未免过分轻敌，把刘备、孙权太不看在眼里了。

于是，到了交锋的那一天（建安十三年十一月的某一天），他的沿着长江南岸而走的部队，与周瑜所指挥的孙权前锋刚一接触，便受到了挫折。

这接触的地点，叫做“赤壁”，不叫做“乌林”。乌林在长江北岸，赤壁在长江南岸（有很多谈历史的人，把乌林与赤壁的地点，说得相反，说乌林在南，赤壁在北，错）。

曹操的兵，大部分是从北方带来的陆军；小部分才是刘琮送来的水军（也有极小部分，是曹操在许县凿了人工湖训练出来的水军）。

曹操的水军，在船上由水路走，他的陆军却分成两路，分别沿着长江两岸，在陆地上行。

南岸的一路，在赤壁吃了亏。

曹操下令，叫南岸的陆军赶紧全部上船（船也是分为两路。沿着在江中两岸顺流下驶的）。

南岸陆军都上了船以后，曹操叫这些船都驶向北岸，与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船靠在一起。

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陆军，这时候停下来，扎营。由南岸而渡过长江，来到北岸的陆军，也接到命令，上岸扎营。

二十几万的大军，当然不能都挤在乌林这一个小地方及其附近。曹操即使笨，也不致笨成那个样子；况且，事实上也不可能。

到达的，也当然不是二十几万人全部；只不过是前锋及一部分主力而已。

船，就已经到达的而言，却极可能是被曹操下令：完全靠在一起（有没有用铁环结成一片，中了孙刘二方的所谓“连环计”，那就难考了）。事实上，船总是要用缆索扣在岸上什么地方的。船多了，岸上不能有足够多的系缆之处；那末，把若干只船互相扣起来，只要把其中一只的缆系在岸上，就把它们都稳定了。

赤壁在嘉鱼县的西南，岳阳县的东北。它在长江南岸。

乌林在长江北岸，与赤壁隔水相对。

曹军之所以在赤壁，一遇到孙刘之军，就受到挫败，原因是：第一，孙刘军先到，曹军后到，孙刘军以逸待劳。第二，孙刘军以弱御强，以寡御众，“不战则死”；是“哀兵”。兵法上说：“哀兵必胜。”第三，曹军已经走了许多天的路，很疲乏；而且染了疾病与瘟疫的很多。是什么疾病与什么瘟疫呢？史料上没有记载（可能是消化不良与“恶性感冒”）。

曹操之所以把南岸的部队，都撤到了北岸去，为的是集中在一处，以便重新部署。他也可能是企图诱骗孙刘军追击到北岸来，自投罗网。

孙刘军这一边，未尝不想对撤往北岸的曹军加以追击。然而时机未到。他们自己人数太少，曹军太多。他们必须先使得曹军出了问题，然后才能实行追击。

在当时的战术传统上，要叫敌人出问题，不外是下列几种办法：甲，倘若敌方没有一个具有绝对威权的统帅，而是分别由几个地位不相上下的将军作“联合指挥”，那末，最好的方法是设法叫这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将军彼此不和，用造谣，用写信，用只打这一个将军的兵，不打那一个或那几个将军的兵，等等诡计。乙，分兵攻打敌阵之后或敌阵之旁，敌人所必须前往营救的仓库、营垒、城市，或京城，或同盟小国。这种战术，叫做“伐魏救赵”。外国兵法家称之为diversion。丙，分兵切断敌军与后方的交通线，或是掘堤引水，冲断这一条或多条的交通线，冲坏敌军的阵地或所守的城。

倘若“我军”兵多，敌军兵少，那就可以考虑于决战以前，将敌阵或敌城完全包围；或至少延展两翼，作即将包围或即将绕入敌后的姿态。

最后，才有决战。决战可以用全线冲进的方式，也可以用“两翼包抄”，或只打中央一点（中央突破），或左右两旁的任一点，或是把“我军”移到敌军之旁，对敌军侧击；或是引诱敌军先出动或先行军，然后予以侧击，夹击，或“切为数段”。

职业的民间说书家，以及把三国故事写成“演义”的人，不曾读过《孙子兵法》，更不曾读过“典范令”（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等等）。他们心目中的打仗方式，很像是外国人比西洋拳，你一拳来，我一拳去。每一次重要的战役，例如官渡，都被他们描写成几个名将的武艺表演。颜良一枪刺来，关公一刀砍去。颜良的头落下，于是袁绍军大败，曹军大胜。倘若双方的大将，武艺不相上下，这就杀上几十个或几百个回合，十分好看。

什么是一个“回合”？我当年在阅读《三国演义》之时，正如一般的少年读者一样，完全莫名其妙。后来，在法国看到中古时代西洋人比武的电影，才得到一点灵感，悟出“回合”二字的意义（不一定正确）。

那末，什么是“回合”呢？先说什么是“合”。合，就是两马相遇，两位骑士的兵器相碰，双方从两个互相面对的地点骑马奔来，在彼此接近之时，双方的兵器不约而同互相撞击，甲的大刀砍来，乙的刀或矛挡去，于是有了撞击（矛，就是花枪）。

现在再说，什么是“回”。两位骑士，甲是由东边冲到西边来，冲过了乙，大刀碰过了乙的刀或矛，这一位甲兄的马并不停留，仍旧继续向西奔驰而去，乙兄呢，他的坐骑也继续由西向东，奔驰而去，双方各自奔了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才能勒得住马，掉转马头，甲这才改为由西向东，而乙改由东向西。双方对奔而来，这就叫一个“回”。回奔到相近之处，兵器又互碰一下，各自继续奔去，这就又有了一个“合”。

西洋人在中古时代比武，普通是撞上两三个回合，也就分了胜负。三国时代的中国骑士比武，倘不是故意表演花招，也应该在几个回合之内，分了胜负，没有撞上几十个回合，还分不出胜负的可能。

两军作战，与两个骑士比武，怎能相同？作战，要靠众多的士兵拼命，将帅的责任，是指挥、谋略，与事前的布置，事后的赏罚。双方的将帅有时也会狭路相逢，不得不出手较量之时，但在通常情形之下，很难面对面，个对个，比一比膂力与刀枪技艺（关羽一马当先，对袁军出其不意，刺死颜良，那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关羽在当时并非曹军的统帅或指挥官）。

《三国演义》在叙述别的战役时，总是不厌重复地说某人与某人打了多少回合，只有在写关羽刺杀颜良之时，写得相当利落；写赤壁之战，也避免了强调孙刘的某一将领与曹军的某一将领，打了多少回合。

《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的经过，十分精彩，在文学方面是一大成就；可惜与事实太不相符。我们写历史的人，为了忠于史实，忠于我们的读者，不得不把演义上的若干有趣的故事，一一指出其歪曲史实，或凭空捏造之处，令有些读者扫兴，甚至引起少数人为演义的作者辩护，真是很不得已。

简单言之，第一，诸葛亮不曾有过“草船借箭”的事，倘若孙刘军连箭都很缺乏，还谈什么抗曹？第二，诸葛亮不曾借到东风，东风是自己刮来的。没有东风，火攻的计划依然可以实施。黄盖把装满了干草的船，点了火，由南岸的上游之处，斜对着北岸的下游之处行驶，所倚仗的是水力，而不是风力。第三，诸葛亮不曾用“三气周瑜”把周瑜气死。诸葛亮不是那一种阴险的、在强敌当前之时而暗中谋害友军将帅的人。周瑜之死，是死在自己的箭疮。第四，周瑜也不曾有暗害诸葛亮之意。周瑜这个人光明磊落，坦诚待人，而且十分爱才。周瑜把老前辈程普都感动得说出“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怎么会容纳不了一个比他小了七岁，而当时毫无地位的诸葛亮呢？

《三国演义》之中“三气周瑜”的故事，使得我们中国人很难团结。孙刘已经联合抗曹，却又要同时在暗中勾心斗角；周瑜想杀友军的人才诸葛亮，诸葛亮又终于气死友军的大帅周瑜。

赤壁之战的经过是这样的：曹军的前锋，在长江南岸，嘉鱼县西南的赤壁，遇到孙刘联军，发生遭遇战，曹军吃了败仗，吃败仗的原因之一，是兵士生了病的很多。

曹军在北岸的前锋，尚未遇到孙刘联军，阵容还相当完整。于是，曹操就下令，所有在南岸行军的前锋及陆续跟进的主力，都移到北岸来。船，也都留在北岸。人，都住在北岸陆地上的帐篷里。

长江的水面阔，一向有“无风三尺浪”的名声。曹军的船很多，不扣在一起，是容易飘浮得不成行列的。所以，就“首尾相接”，被曹操或他的参谋业务人员吩咐扣在一起。

在孙军的这一边，有一位了不起的黄盖，他向周瑜建议：用火！周瑜接受了他的建议。

于是，黄盖派人在暗中向曹军递信，接洽投降，投降的动机，他在信里说成是在主张上与孙权、周瑜不合；他认为以江东区区六个郡的兵力，不能够抵挡中原的一百多万兵力；但是孙权、周瑜执迷不悟，妄想抵抗，所以，他为了避免与孙权、周瑜一起被消灭，情愿向曹操投降。

曹操告诉黄盖的代表，接受他的投降，叫他于指定的日期带自己的部队与兵器粮草，乘船由南岸到北岸来。

《三国演义》说，周瑜为了使得曹操深信黄盖不是诈降，而是真降，特地行了一番“苦肉计”，先叫黄盖在举行军事会议的时候，公然冒犯周瑜。周瑜叫众将领“各领三个月的粮草，准备御敌”。黄盖却突然大声反对，说：“莫说三个月，便支三十个月的粮草，也不济事。”黄盖又说：“若是这个月破的便破”（倘若这个月破得了曹操，我们便可以去破他）；倘若这个月破他不了，那就只有依照张昭的主张，索性向曹操投降。于是周瑜大怒，叫左右把黄盖拖下去斩首，众将领纷纷求情，黄盖才幸免一死，改打了五十下“脊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

事实是，黄盖不曾吃这个苦，也不需要吃这个苦。曹操很容易相信黄盖的投降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一，他的兵力比孙刘联军的兵力，大得太多。黄盖这样的人之不愿与周瑜同归于尽，是很合于常理的。第二，曹操所能知道的关于黄盖的情形是：黄盖曾经做过孙坚的部下，资格比周瑜老，屈居在周瑜之下，很可能心有未甘。第三，十几年来各方的将领背弃原主而投降曹操的太多（张郃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曹操受降成习惯，因此对于黄盖之降，丝毫不感到奇怪。因此也就不曾稍存怀疑之心。

到了所指定的那一天，黄盖点齐了十艘大船，装满干柴枯草，浇了油，盖了麻布，插上旗子，浩浩荡荡，驶向北岸的乌林镇，曹操的水陆大军集合之处。

在十艘大船的后面，有几只小船跟着，以备黄盖本人与放火的兵士于放火之后逃命。

黄盖自己站在第一艘大船的船头，其余九艘和小船，继续跟进，驶到江的中心，黄盖吩咐“扬帆”。大小船只，都扬起了帆，速度加快。

这些船转眼就接近了曹操水陆部队的屯聚所在，只差两里左右的距离，黄盖一声令下，点火！十艘大船上的兵士，一齐点火，燃烧枯柴干草；然后，摆好大船的舵，解开大小船只之间的缆绳，放走这十艘火球一般的大船。黄盖与这些兵士，立刻都跳上小船，掉转船头，急驶南岸。

火球一般的十艘大船，冲向乌林镇河岸的曹军兵船，兵船着了火，从一只烧到另一只，转瞬之间，成百成千的兵船都着了火。岸上的树林与帐篷，也大部分着了火，烧成一片。

曹军想救火也来不及，纷纷四散奔逃，曹操下令，全军向江陵撤退。

扎在乌林镇、长江边的陆地上的曹军的帐篷与相距不远的树林，被烧成了火海，曹军未死于疾病与瘟疫的，这一次又被烧死、杀死、挤死、踏死了极多。

这一个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赤壁之战，应该改称为“乌林之战”。在赤壁的两军相遇，只是一个序战；在乌林的大烧大杀，才是决战。

烧的是长江北岸的乌林，不是长江南岸的赤壁。后世的说书家未加深考，把赤壁的“赤”字与“火烧”两字联想在一起，以为赤壁之所以赤，由于火烧，其实，赤壁由于土质的关系，本来就是赤的，无待于火烧，倘若是因火烧而变了色，那也至多只是接近地面的一小截被烧成或熏成黑色而已，烧不赤。

而且，赤壁是在南岸，曹军的船与帐篷是在北岸。南岸赤壁即使被黄盖烧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孙刘联军在火烧乌林的那一天，并没有“隔江观火”，鼓掌大笑，或齐声喝彩，他们早就在黄盖出发以前，全部准备完成；吃完了饭，穿了军服，披挂了箭囊等武器，手执长枪或大刀短剑，而且都登上了战船与大小快艇。

当曹军在船中与帐篷中被烧得慌作一团之时，孙刘两军已经于杀声震天之中来到，孙刘两军的将士，以必死的决心来与十倍左右的敌人死拼，以少抗多，以弱抗强，在大火浓烟的战场里面，获得了全胜。

曹操下令给他的尚未被烧死或杀死的若干部队，向南郡的方向撤退。所谓南郡，是指南郡的郡治（太守的所在地，首县）。当时南郡的郡治是江陵县，在长江的左岸。

曹操自己，带了亲信部队，走在大军的前面，算是替大军开路，而实际上是抢先逃命。

他选择了最近的路，也就是比较地可以称为“直线”的一条路：经过华容县城的所谓华容道。汉朝的华容县城，在今天湖北监利县的北边偏西，上坊东村附近（今日的湖南华容县，与汉朝的华容县毫无关系；它是三国时代吴国所创设的一个县，原名南安，到了隋朝才被不学无术的官僚改名华容）。

曹操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条华容道呢？因为，他的船已经被烧掉了，不能够溯江而上，由乌林回往江陵，而且江面上有的是孙刘联军的战船。

曹操可不可以由乌林，不向正西，而直奔西北，经过今天的沔阳与潜江两个县城，到汉水的河边呢？不可以！他没有了船，走到汉水的河边，有什么方法逃走？岂非自投绝路？

他只能奔向江陵，因为江陵还有他的若干兵，若干船，与一个可以防守的有城墙的大城。

因此，他必须选择华容道，虽则这华容道只是一条小路，不便行军，路的两旁，有数不清的湖沼与低洼的泥泞地。

这时候，偏偏老天爷又下了几天雨，弄得小路上积满了水。那小路本来就不是石头铺的（更不是沥青水泥铺的），是泥土铺的！雨水泡松了泥土，弄得路不成路，脚踏下去，提不起来，寸步难行，后边孙刘联军追得很紧。周瑜带了兵在追；刘备也亲自与关、张、赵三人带了兵在追。

曹操在这华容道上，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想了一阵，才想出一个办法，叫兵士到路旁的人家去征集草料，方法软硬兼施。草料到手以后，这些兵士必须背到华容道的路上铺路，果然，泥泞的路上有了草铺在路面，人与马都能够走了。

然而，草铺得慢，人马走得快。有一段路是铺好了，前面的路尚未铺，还有兵士在铺，这些兵士，却都被蜂拥而来的人马踏死。

曹操带了败将残兵，最后总算是到达了江陵县，他略加布置，留下堂兄弟曹仁与徐晃负责防守江陵，叫柴进守襄阳，自己一溜烟回了许县。

曹操一生，从来不曾受到过如此大的挫败。然而，他虽则心里自己明白，嘴里却不服输，他向人说：“我不认为撤退是难为情的事”（“孤不羞走”）。他又说：“船是我自己烧的！”

周瑜、刘备带了孙刘联军，很快就赶到了江陵县的外围。聪明的曹仁，采取深沟高垒的战术，避免与周、刘较量短长（孙权自己暂时留在柴桑口，不曾来到赤壁、乌林；其后在十二月率兵攻打安徽中部的合肥城，与江陵城下的周瑜东西策应）。

甘宁向周瑜献计，袭取江陵之西的夷陵（宜昌），诱曹仁、徐晃出击，周瑜采纳，就叫甘宁担负这一项任务。甘宁一去，就占了夷陵；曹仁果然就派兵前来，把甘宁围住在夷陵，周瑜就分了一半兵给凌统，留在江陵城下，监视曹仁；自己带了那一半的兵去夷陵，把夷陵的围解了，救出甘宁，也给了曹军相当打击。

刘备这时候与周瑜并肩作战，热心得很，他以“左将军”之尊，不惜与士兵为伍，“身在行间”。关、张、赵三人，更不用说，刘备到了哪里，他们也带了兵在哪里。

周瑜与甘宁、凌统等人所率领的孙军，是扎在江陵的江下及其外围；刘备的军队是扎在江陵对岸的长江南岸，他的营垒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叫做“公安”（公安的故城，在今天湖北公安县城的东北，油江口）。

孙刘联军与曹仁在江陵城下，相持了一年多。曹仁总是占不了上风，只有挨揍的份儿。曹操在建安十四年把他与徐晃等人及其部队，都撤了回去。

孙权任命周瑜做南郡太守（程普已经于乌林胜利以后，被任命为江夏太守）。

刘备曾经上表给汉献帝，保荐了刘琦为荆州刺史。这个“表”，当然只是一种形式：汉献帝是绝对看不到的，即使看到，也必然交给曹操决定，曹操从建安元年起当了“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从建安十三年六月起由司空转当了丞相。

刘琦过了不久便病死了。刘琦的部下，与刘备自己的部下，公推刘备继刘琦之任，为荆州的长官，不称荆州刺史，而称荆州牧。这时候，刘备已经于刘琦病死以前，用刘琦的名义，替刘琦收降了属于荆州的四个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刘备把武陵郡由自己直接控制；其余的三个郡，长沙、桂阳、零陵，他委托了诸葛亮代管调配军粮；他给诸葛亮的官位是“军师中郎将”。名为军师，而不是参谋长，相当于后勤司令之类；中郎将的军阶也不是将官一级，而是介乎将军与校官之间，介乎将军与校尉之间的一级）。

刘备不仅有了四个郡的地盘，而且接受了庐江郡的曹军将领雷绪的来归，雷绪的部队有几万人之多。

孙权见到刘备有地盘，有兵，又深得民心，就把妹妹嫁给了他。刘备是一个常常丢掉妻子的人，丢给了吕布，也丢给了曹操。甘夫人被赵云救了，不曾丢，在名义上却只是妾，不是妻，而且，甘夫人于赤壁乌林之战结束以后，活了不多久，就病故了。

刘备做了孙权的妹夫以后，便亲自由公安，乘船到京口（江苏镇江），算是谢谢他的盛情，而且，既然作了亲戚，当然该见面会亲。

刘备带去一件见面礼：写给汉献帝的“表”；在这一份“表”里，刘备推荐孙权为徐州牧，于是，不必等待汉献帝有什么回话，孙权便就了徐州牧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