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黎东方讲史·细说三国》:三国演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黎东方讲史·细说三国》:三国演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时间:2023-09-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或其修订人毛宗岗,说出一句令人难以驳倒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八个字,与宇宙论中“一张一弛”的大道理,颇能相通,站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立场来说,分与合至少是极可能的趋势:“合久会分,分久会合。”三权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权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

《黎东方讲史·细说三国》:三国演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西洋人谈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继起的说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溃,另一文化诞生的说法。汤因比(A.Toynbee)与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会”一词,代替“民族”或“文化”,并且补充了一点:某一社会崩溃之后,其构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会所局部保存。汤因比喜欢说,“中国社会”在佛教进入之时已经崩溃,此后不再有中国社会,而只有“远东社会”。

在实质上,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我们的周朝,十分灿烂,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我们的汉朝,十分雄伟,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有盛衰,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继续发展。

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政府好的时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时候,是乱。治久了以后,难免有乱;乱了一阵以后,由于我们这个韧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于我们这礼义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迟早会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拨乱反治”。于是,希腊、罗马于乱了以后未能再治。而我们中国每逢“天下大乱”以后,不久便“形势大好”,一治一乱,成了中国历史的轨迹,虽则我们不可把这轨迹看得太呆板。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或其修订人毛宗岗,说出一句令人难以驳倒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等于说:“治久必乱,乱久必治。”这种话,西洋人说不出来。他们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八个字,与宇宙论中“一张一弛”的大道理,颇能相通,站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立场来说,分与合至少是极可能的趋势:“合久会分,分久会合。”

至于,合久了何以不仅会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仅会合,而真的合了?“人”的关系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决心与能力,是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倘若没有决心,又没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两汉的大一统局面,维持了四百多年;种种机构已经磨损、腐蚀,不再管用。分的趋势,确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轮流把持中央,剥削地方,是病征,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无药可救的阶段。打外戚,除宦官,只是治标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阴补阳。

西汉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于刘邦简化了法律,减轻了赋税,因袭了秦的“三权分工”的制度,加上武帝以后之征用全国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学说为中心的学术。

所谓“三权分工”,是丞相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这与美国的“三权分立”不同。在没有三权分立之时,这“三权分工”究竟要远优于霍光以后之权臣包揽一切了。

所谓征用全国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国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选拔,留在身边训练、察看,然后再分别任用为县令、县长,于任期完满以后加以升降。最好的,能被逐渐升为中央的九卿(部长)、三公(院长)。

霍光在昭帝之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是虚衔(加官),大将军在平时没有多少兵。他掌握大权,由于替皇帝“录尚书事”。尚书原是宫内的小官,在皇帝身边管文书。霍光以宫外的大官的身份,“录”起皇帝的所有的文书事务来,这就成为丞相与太尉及御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实上的皇帝。(www.daowen.com)

三权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权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用浅显的话来说,霍光替皇帝代阅公文,代批公文。丞相等人的奏章,虽则是写给皇帝的;事实上皇帝一概不管,都由霍光处理。

霍光以后的外戚如王莽窦宪、邓骘、阎显、梁商、梁冀、窦武、何进,都于种种不同的加官与虚衔之下,大权独揽。宦官的领袖们,有时候大权独揽,有时候几个人合伙,作“集体领导”,如单超、具瑗等“五侯”,以及赵忠与张让等十二常侍(俗称“十常侍”)。

东汉的皇帝们,在和帝以后都是短命的人。寿命较长的桓帝,死时才三十六岁。灵帝死时,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和帝自己,二十七岁。其余的,两位少帝,与质帝、冲帝、殇帝,都只是一些小孩子而已。

和、顺、桓、灵之所以短命,因为后宫的妃子太多。其他的小皇帝,有病死的,也有被毒死的,和、顺、桓、灵,留下了年轻的寡妇,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她们所能相信的,只能是自己的父亲(国丈),或哥哥、弟弟(国舅)。于是窦、邓、阎、何等几家外戚,便先后当权。

在皇太后之下的小皇帝,倘若是亲生的,则问题比较简单;倘若是“抱来的”(由别支皇族过继而来的),那就每每发生小皇帝略为长大以后,就被宦官挑拨利用,以政变的方式推倒当权的国丈或国舅,使得大权落入宦官之手。

中央的政治机构,由于不再有三权分工,一坏便全部都坏。地方官吏之推选孝廉,成为形式,真孝真廉的人竞争不过地方官吏的私人,地方官吏自己又每每都是宦官或外戚的私人。于是现任的及未来的官吏,从上到下,极大多数成为贪污分子。老百姓只能苟延残喘于如虎如狼的贪官污吏的统治之下。

东汉在经济上,本可以比西汉略好。光武帝把王莽所不曾能够解救的奴隶,逐渐地解救了。光武帝又尽量减少贵族与大官的俸禄,尽量不卷入西域各国的纠纷,军队的开销缩小,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民可以休养生息。

可惜,由于政治的结构出了毛病,人民在赋税方面的负担,表面上比以前少,事实上比以前多。公开的负担少,暗中的负担多。所谓暗中负担,第一是铜钱贬值。西汉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元年,一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万”(所谓亿万,是十万万。二百八十亿万是二千八百万万)。东汉的铜钱流通量,于王莽末年的大乱以后,经过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汉少得多。但是,和帝以后的当权之人,一方面连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钱太多;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穷奢极侈,不懂得什么叫做量入为出,更不懂得什么叫做“平衡国家收支”。他们贪图铸钱的方便:用少数的铜,铸多量的钱。于是越铸越多。在顺帝的时候,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在数字上是六十万万,等于是西汉两百年所铸铜钱的总数之百分之二以上。

其他的暗中负担,是官吏的种种摊派、勒索,包括老百姓不敢不送上去的贿赂。

官吏的生活费与娱乐费,都是取之于老百姓的,却不替老百姓做事。水利的工程,让它荒废不修。黄河决口,别的河流也颇有泛滥的。大水之年以后,常常有大旱之年。水灾旱灾,轮流地逼得老百姓没有日子过。天公又不作美。老天,不仅对人世间贪污横行与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视若无睹,而且助纣为虐,于水灾、旱灾以外,又加了地震、地陷、蝗虫、瘟疫。

东汉末年的人民,对洛阳的中央政府失望,对老天也失望。于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的鼓动之下,人民相信老天也在生病、将死;倘若能另有一个新的老天、新的上帝来替代这生病将死的老天,该有多好!张家三兄弟告诉他们:这苍天确是生病将死,替代这苍天的,将是黄色的天。你们人民如果能在甲子年三月初五日,头裹黄巾,便能于天崩地陷、宇宙换一纪元之时得救。结果,有三十六万左右的人,都加入了张家的黄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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