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诵芬

顾诵芬，1930年生，江苏苏州人，交大1951届航空工程系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飞机设计专家，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高空高速歼击机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被誉为“歼8之父”。

我在交大读书时时局比较乱。1947年，上半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我们班上有一半以上的同学参加，同学们自己开火车去南京请愿，到6月份平息下来，这些同学的功课耽误了一段时间，学校规定，让他们9月以后补课。这样，我们虽然是7月份入学考试的，但9月不能上课，一直拖到12月初才开学。当时交大在上海是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的一面旗帜。我在南洋模范上中学的时候，对交大的作风、办学情况就了解得比较多。抗战刚胜利的时候，南模房子小，曾把我们高二学生（只有一个班）安排到交大老南院宿舍底下一间房去上课，这样我们高中还在交大念了一年。因为我父亲（顾廷龙）、叔叔都念的是交大，所以我考大学时最后还是决定念交大。

考进交大后，一年级的课（数学、物理）和别的班一起上。我在一年级时印象最深的是，物理实验抓得非常紧。一方面，出勤不能迟到早退；另一方面，写实验报告一定要按规则办，绝对不能随便写，有的学生偷懒凑两个数据，被老师发现后要狠狠批评。一年级上物理课时，我接受了严格的训练—有效数字控制严格，不能胡乱加减。

我觉得受益最大的，还是二年级。二年级最基本的两门课，一是应用力学（现在叫工程力学），一是材料力学，这两门课都是航空系教授季文美先生教的，我受益很大。后来在工程实践中，我感到得到了这两门课很好的训练。

季先生讲课突出基本概念，先讲解问题的来由，还联系工程实际，讲将来可能遇到些什么问题，然后让我们去运算。交大对工程运算要求严格，譬如说，二年级学生必须得有把算尺。对大学生来说，当时买把算尺不容易，特别是进口的，美国的KME算尺合30美元一把。KME公司在上海有个门市部，家境比较好的同学就去那里买。家庭实在困难的学生则买九江英士大学某老师做的算尺，那是竹子做的，上面贴有照相纸照的刻度，很粗糙。我们连这个也买不起，等高班同学临毕业时再向他们买。当时中院和上院之间有一个用木板做的布告栏，到毕业时，毕业班同学就贴条子卖书等。我去看了布告，用一小旅行包的钞票换买了一把算尺，这算尺现在还在家里。那时候的钱贬值，比方说，如果家在四川的同学要卖一把尺，我的那一包钱可能刚够他回家的路费。那一年整个暑假中我就练算尺，用得比较熟，除了能够加减外，还能够乘除，算题的速度是最快的。当时交大许多学生用算尺比较熟练。到二年级，教应用力学的季先生选的课本是美国书。他讲得非常清楚。我从学校毕业以后，搞飞机设计，碰上一个难题，就是喷气式飞机万一出事，飞行员怎么自救？这得用弹射座椅，连人带椅子一起弹出来。这个技术的运用，当时就根据最基本的力学原理（也没有现成的资料）进行初步估算，最怕的就是飞行员弹出时碰到飞机的机身。我印象深的就是季先生教的这些知识。后来材料力学也一样，因为后来搞工程，总得估算一下材料结构能不能承受得了。我觉得经过这些基本的训练后，为我以后当工程师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三年级教我们飞行力学课的是曹鹤荪教授。他和季先生是同班同学，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曹先生的思路比较清楚，他把一些问题都提炼成了基本的数字模型。比如说算飞机的飞行性能，最简单的是要知道飞机的阻力特性，近似抛物线。另外，发动机推力特性又是一个近似直线，所以他提问“抛物线和直线相交以后，你能分析出它多少特性”，这是一般教科书上找不到的，他出这样的题目，使得你对飞行力学的基本概念弄得比较清楚。

四年级时，我们学的还有螺旋桨的内容，但老师很注意讲解新的知识，尽量诱导、启发学生。那时的螺旋桨飞机飞行速度很低。1950年上海“二六”轰炸后不久，我国的空军和苏联的空军一起守卫上海，喷气式飞机来了。1950年4月8日校庆，学校一天拉了4次警报，国民党的飞机还没进上海市区，就听到了喷气飞机的声音。关于喷气飞机怎么制造，我们只在杂志上看到一些介绍，不知道更多的知识。当时交大请了几位老师，一个是从英国回来的史纪进先生，他讲喷气式发动机。还有一位是杨方基老先生，我们赶紧买指定的书—《喷气式飞机空气动力学》。那本书是交大要求出版部门影印的，直到现在还是经典之作。当时交大还规定，只有四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进学校图书馆参考室看国外的最新杂志。

所以在交大4年，我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受到了很好的熏陶。因此，毕业以后，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各种工作都能胜任，特别感到学校教的那一套研究问题的方法，给我们指了路。我们开始设计飞机的时候，在学校里没学过。最突出的问题是，喷气式飞机的进气道怎么设计，当时没有现成的数据。1956年，我开始搞飞机设计，当时北航张桂联教授有些国外的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我看了以后，提炼了一些方法，基本上还是运用了交大教的那一套解决工程问题的方法。所以感到学校的训练，对自己后来的工作用处很大。后来发现，苏联那套教育制度，其好处就是非常具体，非常结合当时的实际。那时我们用的都是苏联图纸，我刚去的时候还看不明白，因为那一些标准我们在学校里没有学过，我们学的都是英美标准。后来苏联专家给了我们一套苏联的制图规范，很快就看明白了。航空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能比较快地接受这套规范，因为学校里教的就是这些知识，画图也是按照这些规范，比较死板，但要再变化就有困难。后来他们转到要完全自己搞飞机设计，就不像交大培养的学生那样容易适应新的变化。因此我觉得，专业不能太死，还是要把基础打扎实，学校应该教会学生怎么处理和研究问题的方法。交大有严格的要求，从一年级的物理实验报告，到大四的毕业设计，老师都把关比较严格。当时各种实验报告，都得一丝不苟地用英文书写。在交大，英文的阅读训练、写作训练以及口语训练都比较多。学校能在这方面给学生打好基础，学生毕业以后，工作起来肯定会受益匪浅。

我进交大时，从重庆复员回来的同学经济更困难些，冬天都穿救济总署发的黑棉袄。很少同学穿得西装革履的。当时有一部分同学搞学生运动，很关心大家的事，还有一批同学比较钻研。学生很少出去玩，不像私立大学，动不动就开party，这在交大很少。

我考交大那年考试题目不算太难。那时候我报考的3个学校，浙大题目最难，数学5道题能答上2题就不错了，我考的分数大概也很低，不过也考取了。清华的题目最容易，我很容易地就对付过去了。我没去清华读书，是因为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母亲不让。考交大的难度中等，还要经过一次口试。那年考航空系的人不多，口试时，都是系领导亲自考查学生，我是曹鹤荪先生考的。问了些问题，其中问到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情况。(www.daowen.com)

航空系的系主任是王宏基先生，他家在上海，后来到西工大任教授去了。这几位先生原来都是交大的，也都是从意大利留学回来的。曹鹤荪先生当过交大的教务长，季文美先生当过总务长，文治堂是他向校友募集捐款，一手建起来的，很不容易。刚解放，交大开设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大课，请一些有名人士来文治堂讲课，如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部长兼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徐平羽、经济学家孙冶方等名人都来作过报告。那时文治堂还没完全建好，会场内的凳子是用木料临时搭的。

1949年下半年，国家建设急需交大的学生，特别要航空系的学生，学生中有一大部分人没有毕业就报名参军参干。抗美援朝期间，航空系有一半同学去参军了，当时20多名学生只剩下10人。而对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同学们保卫祖国的热情非常高，他们并不在乎有没有学位。

我们这一代人的道路不平坦，因为机遇很少，不少人不能在航空系统很好发挥作用，比较可惜。我们许多人毕业后被分配到航空系统，以后因政审特别严格，又被调出航空系统。现在有一位院士蔡睿贤，是交大毕业的，原先他学航空，后因政审不合格而被调出来，最后在交大学燃气轮机、热工学，学得非常好，毕业时被分配到科学院的动力工程研究所。他于1992年当选为院士。

本来交大还会出更多航空系统的人才，由于政审过于严格，许多人不能从事这些工作，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是如此，那也没办法。我们班上学习最好的一位同学叫陈伟彬，1950年参军到部队预校的时候，因家庭出身没有通过政审，受到挫折。复员上海后，被分配到一所中学教物理课，当然教物理课对他来讲是太容易了。这位同志工作一向很认真，学习也认真，教得非常好，1953、1954年有几家报纸发表文章介绍他的事迹。后来他当了中学的校长。我觉得，如果他干我这一行，可能干得比我还要好得多。

还有一位与我比较好的同学王传裘，学习很好，也很不顺。他1950年参军后，在哈尔滨航校教书，教书中还有创造，1953、1954年立过功。后来要组建地空导弹部队，密级非常高，把他选去了，于是我们就不再联系了。直到1977年他来北京学习，我也有个出国任务在北京集训，于是两人碰见了，交流了一下情况。因为他英文很不错，当时空军英文好的人不多，他就在学校教英文培训学员。他对军事运筹学颇有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空军规定“到60岁必须退居二线”，他就退下来了。其实，他还是那所学校的博士生导师。

我们班的屠基达同学，1994年选为工程院院士。他原来比我高一班，后来生病了休学一年，跟我们一起毕业。毕业后，他在哈尔滨飞机工厂做修理工作，工作非常出色，被评为“劳动模范”，担任设计科长。1956年，他到沈阳和我在一个飞机设计室工作。1959年，他被调往成都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由于他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所以没多久便解放了。他主要从事设计歼—7飞机。当时苏联和西方国家对我国搞封锁，所以一有机会就派他出国考察，有一次，陈锡联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到朝鲜考察，他参加了。当时朝鲜有新的米格—21飞机，他就去看了个仔细，回国后，他搞歼—7飞机很成功。但是空军在那里犹豫用还是不用，他想了个办法，把他的成果外销，卖了好几亿美元，成就非常大。

庄逢甘是我们老师一辈的交大校友，1946年交大毕业，1950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交大任教，后来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1950年，他不在交大航空系教书，而是在数学系当副教授。我们想了解国外的情况，一天晚上他跟我们长谈了一次，收获很大。记得1951年我们毕业时，他也离开交大，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去了，以后在哈军工教书。1956年建五院的时候他到北京来了，有些高速空气动力学的问题我还向他请教过。他在美国就受到钱学森的教诲，回国后又在钱学森领导下搞空气动力学，工作非常出色，在航空科技方面做出很大贡献。现在神舟飞船的好多技术问题，都是他帮助解决的。

我父亲1926年至1927年在交大，只待了一年。“五卅”事件后学生罢课，他就离开交大了。而且他喜欢的还是文科，转到群治大学（私立）学文学，是要师从胡朴安老师去的，这位老师是搞文字学的。父亲在群治大学拿到文凭后，就考了燕京大学研究生，得到硕士学位。当时他念交大的时候，也是学生运动比较热的时候。陈虞钦就住他们楼上，年纪很小。

我是1939年回到上海的，当时还很小。先是住在复兴公园附近的复兴路上，后来搬到现在的长乐路和富民路交界处住。1941年到1951年的10年，我都住在那里；去交大上学都是走去的，走小路，走20多分钟，最多30分钟。我没住校，直到毕业那年，同学们非要我当班长不可。当班长事情可多了，那时候也算“改革开放”吧，师生要有沟通，另外，老师要听学生的意见。老师白天没有时间，只有晚上，这样我住校住了两个礼拜。我住在执信西斋，一屋住3个人，上下4个铺，书桌也很小。后来我请另一位同学当班长，当时我们班就剩10个人，分3个组，分别搞空气动力、结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