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了！同学们都归心似箭，马上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虽然只离开了一个月时间，校园却已经满目疮痍。最使人发指的是，敌人在临逃跑前，杀害了我们两位同学，穆汉祥和史霄雯。这两位都是毕业班的同学，都像老大哥似的对待我们。穆汉祥还是我们电信管理系的，很幽默，总爱和我们开玩笑。他们很聪明、很能干，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可是就这样活生生地被残杀了。我们在新文治堂开追悼会时，场内一片抽泣声，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宣誓“你们的血照亮了路，我们会踏着你们的血迹继续前进，安息吧烈士”。会后，几千人默默地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市内出殡。然后，我们把他们埋葬在大草坪南面，即现在的烈士墓中。我参加了烈士家属的接待工作，当烈士的遗体入土的时候，她们放声大哭，悲痛欲绝，这样生离死别的悲惨情景，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我这才体会到革命不光是唱歌跳舞，而更是严肃的、残酷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事对我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是终生的。每当我因工作需要而牺牲假日时，只要想想他们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整个一生，就会毫无怨言；每当我为个人利益而烦恼时，只要想想他们已经为革命利益而慷慨地抛弃了头颅、洒尽了鲜血，就会觉得很惭愧。

擦干了眼泪，埋葬了战友，化悲痛为力量，我们振作起精神，投入了新的战斗。我们又回来了！我们是学校的主人了!我们是上海的主人了!我们还将是全中国的主人!我们兴高采烈、满腔热情地参加巩固新政权的斗争，打击银圆贩子、协助公安局抓特务、贫民区救灾、南汇农村修海塘、工厂教跳舞……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宣传党的政策。我原先是个很文静的小女孩，和生人说话就脸红，现在闹市街头拿张凳子跳上去就演说；游行时扭秧歌，从徐家汇到外滩扭个来回，在工厂、中学里，围个百把人的圆圈教跳舞，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我们在新文治堂和其他工厂、学校的大舞台上唱歌、跳舞，演出了百把场。我们知道，个人的力量是很单薄的，但是把这微小的力量投入到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去，却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鲜艳的五星红旗把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屈辱一扫而光，我们能有幸参加这样伟大的斗争，感到扬眉吐气，无比自豪。

我们毕竟是学生，经过这段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斗争后，党要求我们回到学习中来。我们开始认真地听赵富鑫先生讲物理课，听凌渭民先生讲英语课，听曹凤山先生讲电工课，听徐桂芳先生讲微分方程课。起初觉得有点生疏，好在我们这些有能力考上交大的人，都有一定的基础。于是我们努力啃书本，记笔记，做习题，做实验。我以前读书只是出于无奈，从来还没有那么认真过，可现在是为了建设新中国而学习。由于目的明确，学习用功，曾被评为班上的学习模范。这段时间的学习给我打下了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础，培养了我严谨和求实的学习作风，使我终身受益。每天晚饭后，我班同学坐在大草坪上，围成一圈，唱歌、做游戏、听“九头鸟”大喇叭播送的新闻和音乐（我曾任校播音组长），切磋学问，讨论天下大事。晚风习习，飘着泥土和青草味。这些日子过得很充实，也很潇洒，这是真正大学生的生活。(www.daowen.com)

可是好景不长。1950年6月，美国侵略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战火烧到了家门口，祖国最可爱的人在流血。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刚刚结束，人们对铁蹄下水深火热的生活记忆犹新，平静的校园又掀起了波澜。青年学生热血沸腾，我们又开始到处演说、演出、宣传。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抗美援朝，为了世界和平，我们交大600多名学生志愿报名，投笔从戎，其中300多名被批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我是其中的一名。年老的双亲和年幼的弟妹在家里张灯结彩，专门为我开了个家庭送别会。1951年1月9日晚上，锣鼓喧天，在人山人海的欢送人群中，我们戴着大红花，在工程馆门口上了车。妈妈从杨树浦赶来，挥泪送我。是啊，女儿养到这么大，多么不易，不知此去何时再能相见。我在心里说：“别了，亲爱的妈妈！别了，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别了，美丽的校园！别了，幸福的大学生活！别了，亲爱的母校！我们会胜利回来的！”

第三次驱使我走出交大的是美国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