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我考进了交大电信管理系。当年该系录取率是1∶14.5。进交大学习，一来圆了我当交大正式学生的梦，二来为报答父母和老师的培育之恩，三来也为自己找个栖身之地。当时国内战事纷乱，政府腐败，生活艰难，抗战胜利后的美好期望全成了泡影。国家、个人前途都很渺茫，一个女孩，不去读书又能干什么呢?于是我二进交大。

跨进久违的校门，见到一幅极大的画像，从中院的三楼一直挂到一楼。啊！那不是我姐姐李菊吗？怎么搞的?她曾是个不苟言笑的沉静女孩，居然如此抛头露面地让人家把大照片挂在半空中，参加学生会竞选，简直不可思议。

离正式上课还有几天，李菊让我到民众夜校去代几天课。从十四五岁开始，为了贴补家用，我曾多次在富人家当过家庭教师，他们家中凶猛的狼狗、豪华的陈设和调皮、厌学的学生，都令人望而生畏，我每次去上课都是提心吊胆的，上完课出来才一身轻松。民众夜校的这些工人学生虽然年龄比自己大，却勤奋上进，而且非常尊重我，使我的自尊心得到很大满足，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自己还是有点用处的。以后才知道，这就叫作知识分子要为工农大众服务。

开学了，在新生报到的日子里，校园里洋溢着热烈的迎新气氛，到处都可以看到由学生会和各系精心制作的迎新标语和宣传画。在新生接待站，有茶水供应，有老同学帮我们搬运行李，指引我们办理注册手续，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各系还召开迎新联欢晚会，表演精彩的节目。新生中很多人第一次离开家庭和父母，有的同学还是第一次远离家乡，对号称“冒险家的乐园”的大上海和国际知名学府交大，都有一种陌生和恐惧的感觉。然而，在学校里有那么多热情的老大哥、老大姐，像亲人一样，觉得特别温暖和亲切。

当时，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采用合法斗争的形式，利用社团活动，进行党的宣传，团结教育年轻学生。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交大成了“民主堡垒”。校园里，处处洋溢着青春和活力，对于我们这些闷得发慌的年轻人来说，新鲜极了。作为新生—各社团网罗的对象，我毫无选择地一下子参加了十几个社团，有青年会、合唱团、舞蹈班、秧歌队、美术字学习班、漫画学习班、普通话学习班、读书会、联谊会、民众夜校、每日新闻社……甚至还参加过基督教的礼拜。我们唱啊，跳啊，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党的教育，看到了祖国的前途，找到了自身的价值，赶走了胸中的烦恼，唱出了心中的春天。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解放军进军南下，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同学们都渴望知道战事的真相，而这些消息从政府的报纸上当然是不可能得到的。学生会便组织了每日新闻社。每天早上，在学生会门口（即容闳堂西北角）出版一期大字报，报道最新战况。消息来源，一是当地的外国报刊；二是当地所谓中间势力的报纸，他们的报道有时还比较客观；三是解放区的新华社广播，由专门的同学每天深夜负责收听。为了保护参加工作的学生，避免过多地暴露自己，由7个班级轮流负责出版，每班一天，一星期轮一天。我班负责星期二出版。我于星期一，在指定的地点向这天的负责人取了钥匙，星期二早上天蒙蒙亮，就和我班的七八个同学们一起开始工作。同学陆中华擅长外文，他便从外文报上翻译摘录消息。朱声玉等同学擅长中文，便从事编辑工作。钱素芬等同学擅长书法，便负责抄写。为了争取时间，往往是编好一条就抄写一条。大家在一起嘻嘻哈哈，一会儿就完成了。当我们看到很多同学簇拥在大字报前，如饥似渴地争相阅读这些胜利捷报时，感到很骄傲。

1949年初，为了避免学生会骨干的过分暴露，学生自治会采取了按班级竞选的办法，即由班级而不由个人来担任干事工作的办法。我们电管一年级全班同学都参加了全校班级竞选大游行，举着大幅标语，载歌载舞。在全校的竞选晚会上，章公亮和我还演出了“小人戏”（双簧）为我班竞选。最后我班推选陈振宝同学为代表，常驻学生会。(www.daowen.com)

凭着正义感和一腔热情，我积极地投身到党领导的“反饥饿、争民主”如火如荼的斗争中去。1949年1月，曹子真同学介绍我秘密地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紧接着，2月她又介绍我参加了地下党，我成为班上第五名共产党员。其实，当时我还不满18岁，认识也很幼稚，只是觉得眼前一片光明，中国有希望了，这希望就是中国共产党。

南下的解放军，跨黄河，渡长江，攻克南京，眼看上海就要解放了。这种大好形势大大地鼓舞了我们，在校园里，便热火朝天地组织起各种迎接解放的应变组织，如护校队、巡逻队、救护队、宣传队、秧歌队等。绝大部分同学都团结在党的周围，自觉不自觉地参加到这场政治斗争中来了。

我参加了“晨社”，每天早晨，就和同学们一起学跳舞和扭秧歌，晚上唱解放区歌曲，还学习救护知识和包扎。每天夜里，全校同学轮流在校园里值班和巡逻，以防反动军警冲进校园逮捕学生。此外，同学们自发组织起来，学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我班七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名“渡船小组”“渡江小组”“解放小组”和“开山小组”等，学习《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等，大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接解放。

然而，敌人不甘心失败，狗急跳墙，于1949年4月26日深夜，派了“飞行堡垒”装甲车和大批警察冲进校园，逮捕进步学生。本来地下党曾得到有关情报，知道这几天敌人要来，于是每天夜里都安排了巡逻，并准备在敌人来后把大家集中到体育馆里，这样人多势大，使他们难以下手。但是那天，装甲车一下子就冲进了后门，同学们来不及集中。我当时还在睡梦中，只听见房门外乱哄哄的，同学们奔走相告，女同学们相对集中，我的动作慢了一步，明明看到不少人走进走廊尽头的一间寝室，等我再去敲门时，她们竟不肯开了。我只好回到自己房间，仍然躺在床上。过一会儿，就听见门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是敌人来了！我听到他们首先走到对面，用钥匙打开了李菊的房门，在里面翻箱倒柜，幸好那几晚她都隐蔽在校外。然后他们又挨房搜查，当走到我房门口时，装腔作势地喊道，“同学们，开开门”。我不睬他们，他们便开始大声吆喝，使劲捶门。我想，只有我一个人在屋里，这门是绝对不能开的。便用被子蒙着头，一动不动。只听见有人爬上门，借着走廊上的灯光，透过门上气窗的玻璃往里看，接着说，“三张床，没有人”，就走了。原来，我睡的是一张软铁床，而且当时人很瘦小，躲在被子里面，别人看不出来。在他们搜查别的房间时，我不便出来，只好接着睡。因为半夜里折腾了一番，居然一觉睡到次日上午9点钟。待我醒来时，敌人已经走了。同学们见到我都特别高兴，因为有人偷偷见到敌人拿的黑名单上好像有我的名字，还以为我被敌人抓走了呢。大家告诉我，敌人抓走了50多人。全市大学都被勒令停课，反动军警强占了校园，大家只好怀着满腔的愤恨，被迫离开了可爱的校园。

于是，我第二次被赶出了交大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