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春分，一个女婴诞生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二进洋房（原址现翻建为教师活动中心），那就是我。当时我父亲李谦若任交大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并教天文学。父亲给我取名“均”，一来取其“土”字旁（我妹妹和弟弟的名字分别取“木”“工”字旁和“程”字），二来因为春分时节，昼夜均分。我出生以后，妈妈买了一只羊，拴在门外的一棵树上，准备挤奶给我喝。可是那只羊离开了它的家，整夜“咩咩”地叫个不停。第二天，妈妈看它可怜，就把它还回去了。

在交大校园里，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学校的大门是银行家吴培初先生捐赠的。他是我家的远房亲戚，他的儿子想进交大学习，父亲就劝他捐5 000大洋，修建了这座红色的大门。这大门加上门口的那座小桥，当时在我眼里是那么的宏伟，我常常在大人的帮助下，抓着金色的门钉往上攀。父亲当时还负责工程馆的设计和督建工作，这可以说是我当时见到的最伟大的建筑了。我喜欢它的坚固、高大，尤其是在里面说话能听到回声，这对我是不可思议的，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我经常一个人跑进去大喊大叫，根本不听劝阻。直到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工程馆里有鬼，那回声就是鬼的声音，这才把我吓住了。一直到上大学的时候，进了工程馆还总觉得阴森森的。父亲有位助教—顾兆勋先生，他脾气特好，喜欢摄影，给我照了很多相片，还着了颜色。我当时才四五岁，经常缠着他不放。有时，我一个人跑到他住的上院三楼去找他玩，他教我把纸片叠成三角形，并从三楼的楼梯栏杆处把它们放飞到楼下，我的心也随着纸片飘荡，快活极了。另一次他和我们在校园里玩，走到一个亭子（即现在史穆烈士墓的地点）前，我觉得那里景色很好，想照个相，又不好意思直说，就抱着柱子不放，说什么也不肯走。大家觉得很奇怪，都骂我，最后还是他看出了我的心思，抱着我照了张相。20世纪80年代，他已是著名的水利工程教授，我曾去南京看望他。他说他当年工作非常忙，还正在准备出国考试，经常工作到深夜，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拒绝一个天真女孩的要求。他也很留恋在交大忙碌的日日夜夜。春天到了，我就和姐姐在校园里采野花，有小黄花、小蓝花和白色的荠菜花等，比赛谁采得多、采得美。有时，拎着小篮，跟大人们到大草坪上去挖野菜，像草头、荠菜和马兰头等都是我们的佳肴。我还在体育馆的游泳池里玩水，因为我还小，只能伏在妈妈的背上来回走动，这是我第一次闻到氯气味道。也许是第一印象特别深刻，以后无论在什么游泳池里，只要闻到氯气味道，都会想起交大的游泳池，想起妈妈的背。我们一大群孩子还常在老图书馆后面的小山头上玩“官兵捉强盗”，我年龄最小，常常摔得鼻青脸肿。(www.daowen.com)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的枪声结束了我的金色童年。日本兵侵入了上海，而且还强占交大校园作为兵营。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一手抱着心爱的娃娃，一手牵着妈妈的衣襟，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可爱的家园，住进了拥挤的租界。在那段艰苦岁月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惶惶然不可终日，父母的话题总离不开如何变卖那些不值钱的家产，如何填饱肚子。我有时做梦回到交大，过着天堂般的和平生活，那里的一草一木依然是那样的熟悉，可是醒来却发现仍然生活在敌人的铁蹄下。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回去呢？

我记下这笔账，第一次赶我出交大的是日本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