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我自美学成回国，经过香港乘飞机到祖国重庆，向交通部报到。先是被派往壁山的交通技术人员训练所教书。那时，各大学电信系毕业的学生，如分配到交通部供职，必须先到这训练所的高级班培训半年。这高级班就是吸收大学毕业生10余人的“学士后班”。我担任班主任，并讲授长途电话和无线电两门课，分别在上、下午上课。那时我自编讲义，每晚在油灯下自己刻写蜡纸油印。同学们学习认真，待我很友好，学习气氛浓厚，效果较好。同学中有林为干、楼彦厘、徐指等几位后来几十年一直和我保持联系。

1942年初，我到小龙坎访问无线电器材厂。那里有几位交大20世纪30年代毕业的校友，大家商量在重庆开办交通大学电信系，先由厂方借给几间房间作为教室和办公室。后来，重庆的校友更多人关心恢复交大更多的系。特别是铁路局较多校友很热心，他们在九龙坡有工厂，经费充裕，因而建议在九龙坡地区建设大学，立即开工建造，造几幢校舍，有教室，也有宿舍，很快形成重庆“交通大学”，准备几个系同时招生。当时由吴保丰校友担任校长，陈湖校友担任总务长，李熙谋校友担任教务长，钟伟成校友筹备管理学院，学校粗具规模。九龙坡地区离重庆市区很远，但有长途汽车来往方便，而且宽敞的宿舍吸引来工作的教师带家属同来居住。凡是学校的教师包括兼课教师都分到一套房子（两室一厅）。张思侯校友和我都参与电信系教书，他夫妇一家和我夫妇一家都住进九龙坡校区内的教工眷属宿舍，很宽敞。(www.daowen.com)

当时我本人因在交通部电政司供职，只能定期到九龙坡交大电信系兼课。我为三年级同学开出“电话传输”课。那时班上有男女同学，程度还不差，学习很认真，我心里感到愉快。1944年，我得到交通部电信总局领导的支持，准备由几个单位出资，在九龙坡交大筹备电信研究所，招收大学毕业生作为研究生培养高级人才，为国家通信和广播事业提高水平效劳。为此我曾花不少时间精心策划，草拟招生办法，拟尽快把研究所建起来。但因学校有一位领导不同意，计划未能见效，深为遗憾。抗战胜利前夕，我退出了重庆九龙坡交大。后来我又参加上海重建的交通大学，在电信管理系担任教课，接着在电机工程系电信组担任讲课。所以说，我和母校交大的关系几乎是连续不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