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他到交大任职后，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制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在交大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体系，开创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完善了院系和学科体系，建立了一系列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将旧交大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交大。他出色地做好了交大迁往西安的工作，为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后来成为著名的大学奠定了基础。他是我党在高等教育领导工作中比较全面的卓越的实践者。他在领导教育工作和制订一系列的具体方针政策中，能遵循教育规律，比较实事求是，因而取得一定的成效，受到教育界的赞赏。

彭康非常重视老交大的办学经验。他深知，交大是1896年创办的我国最老的大学，到1952年已有56年的历史，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像钱学森那样杰出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才，是中国著名的大学。他认为，它的许多办学经验值得借鉴，比如，非常注重教师的素质和教学质量；坚持择优录取学生；严格考试考查，一丝不苟；教育学生追求真理，培养爱国、求实作风；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等。他强调要发扬老交大的优良传统，总结和继承交大的办学经验，来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他经常召集老教授们讨论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听取他们的办学意见，组织人力调查学生的质量，以作为教学改革的依据；尤其对新生质量、基础理论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师资培养等方面，他更是注意吸取老交大有用的经验。1960年，在他领导下，由张鸿副校长牵头的一次教学总结中，将老交大传统概括为“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在全国高校中影响深广。以后，他反复强调要“继承精华，去除糟粕，注入新内容”。那以后的近40年来，这条经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现在交大形成的传统是“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求创新”。可见，彭康吸收了交大的教育经验，丰富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同时，又为老交大传统注入了新的血液。

“文革”以前的17年，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的成绩是主要的，但在此期间“左”的影响确实比较多，如学校政治运动不断，生产劳动太多，“左”的思想和做法对教育规律和教学秩序冲击太大。彭康坚决执行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尽可能地缩小“左”的影响。他在工作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教育思想。如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他发现有些经验不符合中国国情，已经造成了师生负担过重，效果不甚好，他就及时调查，提出“学习苏联经验，还要很好地运用我国过去的教学经验，特别是老解放区的教学经验”，同时注意“发扬老交大的教学传统”。接着，他就要求教务等部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订适合国情的“四年教学规划”。当“培养社会主义普通劳动者”的方针成为潮流时，高校出现了否定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倾向，只强调培养普通劳动者。他不赞成培养“普通劳动者”的提法，认为这只能理解为培养学生不要脱离劳动，不能高居普通劳动者之上，而不能作为高校的培养目标。他主张培养学生“又红又专”，但当出现片面理解“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又红又专”发展成“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倾向时，他反对脱离实际的“红专”口号，认为“红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我们不能要求学生都成为政治活动家；工科大学是学科学的，要培养科学家，培养无线电、原子能专家”。还说“搞四个现代化，科学文化是现代化的关键……国家要在不长的时间里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学校要采取有效措施培养有较高科学技术水平的人才”。他提醒大家不要空喊口号，政治离开业务就成了“幽灵”。

他一贯强调提高教学质量，“面向教学，面向学生”，教学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工作。他尊重教学规律，在20世纪50年代的“教育革命”中，有人提出一些违反教育规律的看法，认为基础课从理论到理论，不符合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提出的“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论规律，应该先实践后理论，按照“实践－理论－实践”的原则进行教学。彭康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一贯认为，毛主席的《实践论》论述的是人类对世界的整个认识过程、认识规律，而大学这5年教育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长河中的一小段，所以教学计划的安排应从理论学习开始，实行“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的教学过程。他主张，教学规律、教学环节不能任意打乱，随便颠倒，而必须遵循规律，循序渐进。从而，交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学也要从实践开始，用生产劳动代替课堂教学”的片面做法。

他十分注意师资队伍建设，尊重知识，关心爱护教师，有很高的政治修养和坚强的党性原则。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大批干部和教师，注意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他说，“教学质量高不高，关键在于教师的水平好不好”。他还说，“教师是教的，学生是学的，教师是主导的，有好的教师才能教出好的学生，古今中外都是这样”。他认为，教育事业要代代相传，要重视发挥老教师作用，青年教师与老教师结合，结成师徒关系，形成尊重老教师、爱护青年教师、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良好风气。“教师的主要作用是教书育人”，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教学相长，教师必须对学生全面负责。他希望教师严格要求自己，为国家“多培养几个钱学森”。(www.daowen.com)

他十分重视体育工作，认为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体育是重要的一环。他要求体育工作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要加强运动员的思想教育，关心、帮助他们学好功课，要给学生运动员增加营养和活动经费。学校凡有大型的体育活动，他都要亲临讲话，予以鼓励。

彭康很早就提出了教学改革的问题。他多次指出，把学生管得太死，学生学得太死，会把许多优秀人才培养成为无所作为的庸才。他认为，我们的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学习方法还存在不少问题，多数学生学得被动，这种状态，应予改革。他联系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的经历以及考察一些国家高等教育的感受说，外国学生确有许多不好好念书、混不过去的，但只要认真学习，很少有跟不上的；有的学生还能同时在两个学校拿到学位。他们学的东西不一定比我们多，但他们自由支配时间比我们多，比我们学得活。我们的学生政治觉悟高，学习努力，应当比他们学得好。要承认学生的差别，要创造条件使多数学生都能主动地学习，让拔尖学生学得更好。他建议教务部门研究试行两种改革：一是同一门公共课或基础课，教师挂牌，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教师上课；二是创造一种学分制和学年制相结合的制度，使学生在学习中有一定的选择余地。当时，教务部门顾虑较多，不敢接受他的第一种设想，只在因材施教、拔尖培养方面开展了试点，受到师生欢迎。当时的上海高教党委认为，交大在青老教师结合、因材施教等方面起了模范作用，是与彭康分不开的。后来他在西安交大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团结全校青年，努力做到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树立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的学风和发扬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精神。”这就是后来在师生中广为流传的彭康校长的“三活跃”思想。

彭康关注对高等教育规律的研究，对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师生关系、教材建设、教学方法、课堂教学、实验室建设等基本环节，都有一系列的论述，并具体指导，检查落实，抓得很紧。特别是交大西迁以后，面临着教育大发展和支援大西北建设的艰巨任务，原有的系、专业有了发展，并且增建了不少新系、新专业，以适应新兴学科的发展。他关心并主持师资队伍的建设，一方面发挥现有教师的作用，一方面有计划地选留和吸收优秀毕业生到教师队伍里来，并予严格要求、精心培养，终于逐步建立起一支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

彭康在西安交大第三届党代会（1962年7月23日）的工作报告中，总结了学校工作的基本经验，提出办学“要有全面观点，不要盲目地求大求全；新办专业应本着先筹建后招生，一般从一年级办起的原则，力求保证与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他指出，正确全面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安排全民政治任务，要从学校的特点出发，要保证学校的教学计划，不要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其次，要正确处理好学校内部教学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的关系”“学校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主，使教师、学生以主要精力和时间教好学好。在这个前提下，对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应采取积极态度，妥善安排。要善于集中师生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在教学方面，应更多尊重教师，特别是老教师的意见。在学习方面，要多听学生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把教学工作搞好。”他还就“认真按照规律办学”“必须正确处理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应该切实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注意改进党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等方面，结合过去的教训，中肯地总结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