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留学日本到满腔热情投身于中国革命，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彭康走的是中国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相同的道路—从爱国主义者到马列主义者。不同的是，他是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从事革命文学运动，最后成为献身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从接受真理到投身于实践，最后殉职于理想与事业。1978年，陕西省委在为他平反昭雪的悼词中，对他的一生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彭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哲学家，是党的好干部，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全部精力。”他以哲学家的睿智谱写人生，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形象。

彭康从任上海群治大学和上海艺术大学哲学教授、浦江中学校长开始，就与中国的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华中党校副校长、华中建设大学校长。1949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和山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兼任山东大学校长。1950年主持了华东大学迁往青岛与山东大学合并的工作。1951年3月13日，在第二十次华东大学、山东大学迁并委员会会议上宣布华岗任山东大学校长。1952年9月1日至1953年4月1日，受中央重托，参加由韦悫任团长、他任副团长的中国教育考察团，赴苏联和东欧考察了8个月，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办高等教育的经验。1952年，他任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9年，主持了交大上海部分与上海船院、南洋工学院合并为上海交大的工作；同时主持了交大西安部分与西安动力学院及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的部分专业合并为西安交大的工作。他为培养成千上万国家干部和工程技术人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彭康从1929年起，直到1968年3月28日在“文革”中受迫害而去世，从事教育工作40年。在此期间，他在“左联”和“社联”做过普罗文学的宣传和撰稿工作，领导过群众运动、武装斗争、游击战争和党的建设工作。他领导教育工作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1946年他担任华中建设大学校长时，就有出色成绩。《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记者爱德华·罗波尔在采访后称该校是“世界上最新式的大学，它招生的速率大概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彭康校长提倡的“上课和工作交替”“学习自由”的办学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解放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www.daowen.com)

彭康在长年的革命工作中、在与“左”的和右的路线斗争中锻炼成长，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在多次反“左”、反右斗争中，学会了在困难中维护党的根本利益，培养了沉着冷静、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他到交大后，面对创办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复杂局面，经常受到“左”的思想干扰。他在与这些“左”的和右的思想较量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并努力实践之。

彭康的教育思想是扎根于他的哲学思想中的。他认为，从根本上讲，教育的目的都是教育人们学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教育同时又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是传授知识、技能和改变学生思想意识的活动，学校应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他认为，像交大这样的大学“要为国家多培养几个钱学森”，这也一直是交大人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