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洋公学的时候，在精神上常感到麻烦的，一件是经济的窘迫，一件是勉强向着工程师的路上跑。前者的麻烦似乎还可以勉强拖过去，虽则有的时候好像到了绝境；后者的麻烦却一天天的继续下去。如果我肯随随便便地敷衍，得过且过，也许可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生性不做事则已，既做事又要尽力做得像样。所以我不想做工程师则已，要做工程师，决不愿做个“蹩脚”的工程师。我读到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已感觉到“解析几何”和我为难，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天地间有所谓职业指导这个东西，只常常怪自己何以那样不行!中学毕业后分科了，除土木科和电机科外，还新设有铁路管理科。原来同学里面性情不近于学工科的不止我一个人，据说铁路管理科是不必注重物理、算学的，所以有不少同学加入。照理我也可以加入这一科，不过当时加入这一科的却有许多平日不用功的同学，在一般同学看来，大有这是“藏污纳垢”的一科，存着轻视的心理！而且我对于铁路管理，自问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兴味，所以我没有一点意思要进这一科。由现在看来，前一种心理却是错误的，后一种心理也许还合乎职业指导的一个原则。无论如何，我既无意于管理什么铁路，只得在土木科和电机科两者之间选择一科。我说“只得”，因为在当时竟好像除了南洋公学，没有别的什么学校看得上眼！算学是我的对头，这是诸君所知道的。我听见有些同学谈起电机科对于算学的需要，不及土木科那样紧张，我为避免“对头”起见，便选定了电机科。到了这个时候，我对于工程师的幻想还没有消失。这种幻想之所以还未消失，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做工程师，却是因为不知道有更改的必要和可能。我所以不喜欢做工程师，并不是不重视工程师，却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和工程师没有缘分。

但是我仍然糊里糊涂地向着工程师的路上跑。不久我对于工程师的幻想终于不得不完全消失，这件事我却不得不谢谢张贡九先生。他当时教我们的微积分和高等物理学。诸君知道微积分是算学中比较最高级的阶段，高等物理学对于算学的需求也是特别紧张的。而这位张先生对于这两科考试的题目又特别地苛刻。他到考试的时候，总喜欢从别的书上，搜求最艰深困难的题目给学生做，弄得同学们叫苦连天，尤其引起深刻反感的当然是像我这样和算学做对头的人们。最初我还再接再厉，不肯罢休，但是后来感觉到“非战之罪”，便不得不另寻途径了。可是怎么办呢？尤其是“优行生”的问题！在南洋公学还可以借口“优行生”来凑凑学费，如换一个学校，连这样一点点的凭借也没有了。这是一种最踌躇的心理。

可是问题当然还没有解决。同时有一位姓戴的同学却给我一个很大的推动。他在我们的同级里，对于工科的功课却是赋有天才的，但是他对于医学的研究具有更浓厚的兴味，便下决心于中学毕业后，考入圣约翰大学的医学(先须有理科)。他去了以后，偶然来谈谈，我才知道圣约翰的文科比较可以做我转校的参考。我此时所要打算的是经济的问题，因为到圣约翰去之后，不但没有“优行生”的奖学金，而且圣约翰大学是向来有名的贵族化的学校。这个学校的课程内容，比较合于我的需要，而贵族化的费用却是我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事有凑巧，有一位同级的同学葛英先生正在替他的一个本家物色一个家庭教师。他的那位本家是在宜兴县的蜀山镇，家里是开瓷厂的，年已六十几岁了，对于三个孙子的学业希望得非常殷切，托我的这位同学代为物色一个好老师，要请到蜀山镇去做西席老夫子的。我是否够得上做一个好教师，自己实在毫无把握，但是这位同学知道我有暂时做事集资再行求学的意思，极力怂恿我接受这个位置。当时是在将放年假的时候，他们打算请我去教半年，准备使那三个小学生能在第二年的暑假考入学校。为特别优待我起见，他们自动建议每月送我“束脩”40元，来往盘费都由东家担任。这位东家虽还拖着一根大辫子，是一个年龄已达六十几岁的老先生，但是对于我这个青年“老夫子”却表示着十二万分的敬意；他的那样谦恭诚挚的盛情厚意，实在使我受到很深的感动。我想一部分也许是由于他对于三个孙子的学业前途盼望得十分殷切，推他爱护孙子的心而爱护到所请的“老夫子”；一部分也许是由于我那位同学在他面前把我说得太好了。

我真料想不到，居然做了几个月的“老学究”！这在当时的我当然是不愿意做的。一般青年的心理也许都和我一样吧，喜欢走直线，不喜欢走曲线，要求学就一直入校求下去，不愿当中有着间断。这心理当然不能算坏；如果有走直线的可能，直线当然比曲线来得经济—至少在时间方面。但是我们所处的实际环境并不是乌托邦，有的时候要应付现实，不许你走直线，也只有走曲线。我当时因为不能继续入校，心理上的确发生了非常烦闷抑郁的情绪；去做几个月的“老学究”，确是满不高兴、无可奈何的。不过从现在想来，如有着相当的计划，鼓着勇气往前走，不要气馁，不要中途自暴自弃，走曲线并不就是失败。(www.daowen.com)

【注释】

[1]本文题目系编者所加，原文节选自《二十年来经历》（1937年），《韬奋全集》（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