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鸿勋

淩鸿勋（1894—1981），字竹铭，广东番禺人。1915年毕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大时名）土木科，同年赴美实习，1918年回国任职交通部铁路司，1920年回母校任教，1921年到交通部，1923年又回母校任教。1924年12月任南洋大学校长至1927年。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后在台湾大学任教，主持在台复设“交通大学”。

我在交通大学一共有过三个时期。最初是求学时期，由附中到本科共过了5整年，后来教书先后有3年多，后来担任校长也有2年多。一生中的宝贵光阴就有10年多是在上海徐家汇度过的。

我17岁那年在广州府中学毕业后，便想找工作来帮助家计。正在我找工作未成的时候，偶然在报上看到一段小新闻，说上海的工业专门学堂要在广州招收40名官费生。因为我家中实在穷得可怜，不得不多读几年书，多学些本领。17岁便要出来做事也未免幼稚一点。于是约了同班毕业同学十几人姑且去报名应试，这是宣统二年（1910年）夏天的故事。

虽然学堂希望广东省保送40名，可是报名考试的只有七十几个。因为投考资格是要中学毕业，而那时广东省的中学毕业生还不太多。我们在考场还看见有几位由香港来的学生，一同应考。考试的题目令人紧张，其中有一段中翻英内容是对英国乔治·斯蒂芬森发明铁路机车的叙述。现在的中学生也许都听过这段故事，但在70多年前对广州中学生则是闻所未闻，何况拿中文本译成英文在那时是很不容易的事。我只能糊里糊涂翻了几句。至于数学和理化，中学全是用中文本教授，而出的题目却全用英文。题目尚有点看得懂，但用英文写答卷却难了。至于中文题目，我记得是《文章根本〈六经〉说》，父亲就是一名经学教员，我少时受过几年庭训，虽然未读毕《六经》，但对这个题目，则拿起笔来洋洋洒洒有条有理地写了五六百字。出了考场，和别的同学交谈一下，都是说答得一塌糊涂。

过了约一个月，报上一段小新闻登载考取的学生姓名。录取的只有6人，我竟名列第一。大约是以中文见长，因为后来知道我那篇中文得了95分。

我自己看了这段小新闻觉得奇怪极了，本来是姑且去一试，并没有准备升学的希望，而且考得并不好，而今竟考了一个第一，不免有点心动，其他5位同学都准备要去，而且也都劝我同去，结果大家决定同去。我除了拼凑几件衣服，我父母又给我缝一床棉被外，所有购船票的几块钱还是借贷得来。

学校离上海市中心有5公里的路，却有电车可坐，于是同学6人便摸摸索索向徐家汇进发。那时已经是阴历九月初了，学校早已经开课，恰巧当时南京正开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南洋劝业会，同时又开一个第一次全国运动会，交大虽然是一所著名的工程学校，可是体育在上海也是有名的。因此学校放了三四天的假，让运动员可以去南京参加比赛，而全体同学也可以去南京参观。所以我们到了学校，只静悄悄地见着几座庞然大厦，找不到几个人，而监督唐先生却住在校里，我们乃手拿公文去谒见监督。唐监督对我们负笈远来甚是欣慰，说一两天师生回来便可上课。我们看到这位慈祥可亲的监督，自然有说不出的敬仰。

学校复课了，教务长叫了我们去问话。他说我们的英文程度太差。因为学校自附中一年级起，所有数学、生物、理化等学科是完全用英文直接教授的，怕我们跟不上，现在既然保送来到，要我们插入附中四年级试读。我们自己也知道这个道理，既然来到，只可听命。因为功课的本身大都已经念过，现在拿英文来再念一遍，自然没有困难，英文也跟着进步。我记得教我们英文的是一位英国人，他说全班的英文口音以我为最好。后来我和美国人的接触远比和英国人来得多，至今仍有许多人说我的英语口音是英国的口音，想来和这位英国教师有关。(www.daowen.com)

那时学校管理甚严，全体学生都是住校。如果要到上海市区，必须请假。学校有一位监学（等于现在学校的训导长）陆规亮先生，管理学生甚为认真，对于新来的附中学生不必说更特别严格。我的箱匣和抽屉必定时常给他检查。我在广州府中学的笔记成绩和所绘的地图等给他发现了，因此就对我注意起来，曾向我详细盘问过一两次。第一个学期结束，我就以一个初来而迟到甚久的附中学生列入品学兼优的名单内，由唐监督用大字的“告示”宣布出来。这名单当然多数是专科的学生，至于附中学生不过附带三两人而已。品学兼优的学生有许多好处，有奖金、奖书，下学期购买教科书（由学堂整批向国外订购的）又可以照价打个八折，这都使我这个穷苦学生得到不少的济助。

我进了学校之后，觉得同学学习很认真，水准很高，而且学校位置离城市较远，是一个修学的好环境。我初次体会到学问领域的广大，师生人才的众多，虽然要我多读一年，但让我根底打得好一点，是很值得的。唐监督是一位经学大师，所以学校中对国文也特别注重，除了普通国文功课之外，唐监督也常在星期日自己讲一堂国文课，同学可以自由听讲，他老人家还自己编了一部高等国文讲义给我们阅读，又注重读书的方法，使我们得了不少的启示。那时校中每年还有一次国文大会，是全校国文的会考，但同学可自由参加，而不是勉强的。考试成绩最好的由监督奖以金牌，次的奖以银牌或其他书籍奖品等。国文大会总是在孔子诞辰的前10日左右举行，孔诞日放榜，所有奖品就在祭孔礼仪完成后由监督一一分发。成绩好的文章更印出给同学示范，这很有使同学对中文加以用功的作用。现在一般社会谈起交通大学老一辈的学生国文总公认是较好的，自然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唐监督把教务的事和聘请教授等事都交给教务长去办理。他自己除了注意学生的品德和国学外，还注意于学生的课外活动，这是非常难得的。例如体育、拳术、演讲、辩论、音乐等，别的官立学堂多不注意，但他都极力提倡。

南洋初时只办有铁路科、电机科和商船科，到了我附中毕业时，铁路科已改作土木科，范围较广。我恐怕电机科学不来，又对商船科不甚感兴趣，对土木科虽然没有很深的认识，可是对于铁路曾有过小小一段渊源，所以我在附中毕业之后就选了土木科。

我在南洋求学的5年中，虽然国体换了，可是校长并未换过，又未起过任何风潮。学校环境安定，学生多半清寒，唐校长安贫乐道以身作则的作风深入每一个学生的脑际，所以全校都充满敦品励学的风气。我在学校5年共10个学期，每学期都得到品学兼优的奖励。虽然我每年暑假都回广州度假，可是除了初入学时迟到外，以后未尝请过一小时的假，当时的校风可见一斑。

【注释】

[1]原文刊载于《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1896—1927），《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