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山市领导认为，目前，许多革命纪念馆陈列内容和形式较为单一，很难招揽更多的回头客。这应该是各大革命纪念馆急需解决的一大问题。

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相关政策的逐步落实，这些地区的交通有了非常大的改善，但其他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文化挖掘不深入”和“红色旅游的生命力不仅是政治性的”。我在这个课题的其他章节曾论述过这个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应该强化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文化性，而淡化其政治性，逐步将红色革命转化为红色文化。但就目前来讲，各地的“红色旅游”项目仍然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今天开展“红色旅游”的机制则是商业机制。换句话说，“红色旅游”景点的宣传内容是高度政治化了的，而运作方式则采取商业操作。商业操作对于政治比对于文化具有更大的消解作用。换句话说，无论是文化的熏陶还是政治的引导，都架不住一声市场的吆喝，前者的典雅与后者的庄严在这世俗的叫卖声中，顿时沾上了几分诙谐、几分油滑。

据《延安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6—2020）专题研究》第123页载：目前“红色旅游”开发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革命历史文化和革命精神挖掘不够，基本上都停留在相互模仿、简单化处理的层面，展示形式单调，所有的“体验旅游”或参与性体验处理手段低级，商业味道十足，“红色”只是作为一种华美的点缀被草草地应用到旅游开发中去，并不能与景点诉求的精神文化融合，教育作用极其有限。总之，中国“红色旅游”设计水平低下，开发尝试不足，吸引力有限。

据《延安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6—2020）专题研究》第112页“红色旅游的发展历程和阶段”一文所载：

“红色旅游”最早是从有组织的革命传统教育孕育和演化而来。起初，革命圣地只用于革命传统和政治思想教育，供人们参观和学习。“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青年曾兴起瞻仰革命圣地的热潮，但这一时期的革命圣地和纪念地是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的阵地，人们有组织地前往参观学习，主要目的是接受思想教育，大多数不是一般旅游者身份，也不愿被冠以“旅游者”的称呼；接待单位则以政治工作任务和事业接待。这一时期的参观学习不能称之为“红色旅游”，最多只是“红色旅游”的萌芽。

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以来，应该说，“红色旅游”这个萌芽已经开花。按照规划书的说法，就是“红色旅游”进入了“市场化的发展阶段”，与萌芽阶段相比较，“红色旅游”作为一种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红色旅游”的主体，从交通住宿和游览购物都有了较大的改善，作为“红色旅游”的客体，来延的人数和规模上也有了很大的增长……既然把“红色旅游”作为一种产业，我们便必须分析市场客源的构成成分。(www.daowen.com)

相关机构于2005年8月进行了游客问卷调查，并于9月进行了补充调查。共收到游客调查有效问卷1594份，其中游客问卷1180份，旅行社问卷414份。结果显示：来延游客多以政治学习和观光游览为主，且多为单位组织，团队游客所占比重较大，休闲度假游客相对较少。其中政治学习和观光游览，分别为46．3%和35．6%，休闲度假游客占10．3%。游客出游目的与职业相关，其中，公务员出游以政治学习为主，观光游览为辅；学生则以观光游览为主，政治学习和休闲度假次之。

说实话，这种策划文本还算比较扎实的，其他不少地方的“红色旅游”策划都浮于表面，有的几乎成了“写口号，填公式，玩概念，弄名词”了。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讲一些无关痛痒的事，且这类文本多停留在工具层面、硬件层面，而一般较少涉及价值层面与认知层面。多地策划文本，内容难免雷同。

可以理解的是，眼下涉及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还有很多禁区，有许多从解放被沿用至今的统一说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那些策划大师们无法施展其富有个性的天才创意。

在我看来，真正的创新能力恰恰应该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从而使延安的红色革命真正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融入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