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旅游”是我国近年来提出的专有汉语名词。“红色旅游”是指以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为吸引物，组织接待旅游者进行参观游览，实现学习革命历史知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放松身心、增加阅历的旅游活动。“红色旅游资源”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前，包括红军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重要的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

虽说，革命精神自有其独特的精神上的魅力，但在现实中，精神上的魅力时常让位于物质上的诱惑。事实上，有些“红色旅游”的景点已经出现严重的商业化倾向。

首先，我们的舆论引导出现了问题。

为“红色旅游”大张旗鼓地造势，这本应是媒体的一个重头戏。而现在的媒体热衷于为高档楼盘做广告，为各种保健品做广告，为各家医院做广告，为各家饭店做广告。前不久有人说，中国的许多媒体已经变成广告的载体了。无论平面的还是立体的，各种广告，铺天盖地。除过个别公益广告之外，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宣扬物质消费。为什么不能拿出一定的时段、一定的篇幅为“红色旅游”这种精神产品做广告呢？媒体主管部门应该制订相应的政策，对于这类产品的收费给予优惠，或者给予公益广告的待遇。

一些与旅游相关的部门过于注重其文艺性或娱乐性，这很容易走向肤浅甚至庸俗，以至于在一些游客的眼中，延安精神就变成了唱歌跳舞，艰苦奋斗变成了游山玩水，甚至变成了农家乐的土味和野味。

同其他历史人文景点一样，延安的“红色旅游”景点周围也充斥了各种商铺，向游客兜售各种与红色有关无关的纪念品。2005年2月19日（旧历正月十一）下午，我与助手孙昭一同前往延安革命纪念馆参观，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名为服务中心、实为出售纪念品的地方。琳琅满目的各种工艺品摆满了柜台、挂满了墙上。有小孩子穿的花裹兜、花帽子、老虎鞋，有毛泽东像，还有延安的腰鼓、香包、剪纸，等等。在我看来，这种以赢｀利为目的的各种生意，很难与“红色旅游”所追求的宣传效果融为一体。

一位从沈阳来延安参观的中学教师曾对我说：“红色旅游”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赚钱的话，那可就“跑偏了”。

我一位教育系统工作的朋友，曾对我说起他的延安之行……

我问他登上宝塔山的感觉如何？

“没有上！”他竟然这样回答我。

“不上宝塔山怎么能算去了延安呢？”我揶揄他。

他说，当时车就停在延河桥边宝塔山下，但导游说了：“就是个塔，再莫别的啥！我们在此停车五分钟，大家可以下车照像。”他也觉得十分遗憾。

事实上，宝塔山的人文景观非常丰富。早在盛唐时代，山上就建有宝塔。北宋时期，韩琦、范仲淹等一代名将，在宝塔山屯兵设寨，戍边御敌，留下众多文物古迹。明清时期，庙宇林立，红极一时。近代，宝塔山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色首都——延安的标志和象征而闻名于世。旅行社的这位导游为什么要置事实于不顾呢？据延安大学的一位老师分析原因有二：其一，可能是由于宝塔山的门票定价较贵：四十元，行程中如果加上这个内容，旅行社的报价就上去了；其二，现在旅行社的许多导游是没有工资的，其收入是从他所带游客沿途在某些定点商店的购物花销中来提成。当然宝塔山可能也会有提成，但上山比较费时间，有上山的时间，不如带领旅客多逛几个商店，这样导游的提成会更多一点。

不仅是延安，其他红色景点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2008年11月9日，我乘车从井冈山火车站去茨坪，路上与当地一位导游邂逅，她得知我此行的目的之后，向我反映了这样一些情况。

目前，井冈山的旅游接待的导游服务是以三种方式向来客提供的。一是政府官方的，这部分的导游一般是由政府部门的接待处经过专门培训的，讲解词也是统一规范的，通常这部分人也是当地官方形象的一个代表。二是旅行社的组团，这部分的导游由旅行社的专职导游承担。由于中国现行的旅游业是由一个个利益部门链接而成，通过导游的讲解使游客在旅游的住宿、饮食、参观、购物的过程中实现旅行社、旅游车、导游利益的分配。为了达到利益的最大化，旅行社导游的讲解只能尽可能地围绕着他的目的去展开、铺垫，所以花钱买受骗、买生气的比比皆是。三是机关团体单位或个人自由组织出行的，一般俗称散客，这部分的导游一般是通过单位自行安排或者酒店介绍的。由于现在的旅游业也是一个充满相互利益关系的市场，回扣的现象在旅游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旅游业旺盛必然带来导游的火热，在很大程度上，市场给与导游的回报不是按照导游的业务素质口碑来决定的，而是按照他所愿意向中介人提供的回扣比例来决定的。这样就造成散客市场的两个极端：一部分人信守自己的准则以加强自己的专业素质为口碑为诚信为理想而坚持，这部分人凤毛麟角；大部分人只能顺由市场经济的大潮而随波逐流。

以上的事实说明：红色革命文化遗产一旦作为经济资源来开发，则很容易遭到商业规则的无情解构。(www.daowen.com)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孰轻孰重？记得邓小平书记曾说过：我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抓得并不那么硬。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我们不宜笼统地提出“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须知：有些文化资源可以转为文化资本，有些文化资源是不宜转为文化资本的。

我们知道，何谓资本，资本是要赚取剩余价值的，是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回报为基本特征的。

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的今天，许多人将红色资源看成是红色资本。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问题。对于文化资源的开发——特别是作为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我们强调的是它的社会效益；而作为资本，我们则要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开展“红色旅游”，无疑要将红色革命文化资源与旅游相结合，旅游业是市场导向型产业，既然是市场导向型产业，我们虽然不能把市场、产业与红色革命文化对立起来，但也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其实，市场、产业与红色革命文化各有属性。这两个属性并不完全吻合。市场、产业的最终目的是物质利润，而红色革命文化注重的则是精神教育。以最小的投入来获取最大的利益乃是市场产业的属性之一，这与延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必须全面认识“红色旅游”服务群众引领群众的双重功能，在适应市场需求的同时，“红色旅游”绝不能忽略其导向与教育、审美与陶冶的原本初衷。

试问：土地革命时期湖南江西的贫苦农民上井冈山是为了赚钱吗？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四面八方的爱国青年投奔延安是为了赚钱吗？解放战争时期农村中许多热血男儿涌跃参军扛枪打仗是为了赚钱吗？当初我们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信念。记得抗战时期冲破层层封锁、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割掉皮肉连着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先辈们只爱真理不爱钱，后辈人不能不爱真理只爱钱。先辈们为了信仰而甘洒热血，后辈人不能为了赚钱而不顾一切。

戏说“红色经典”已经成为一些媒体的一种痼疾，从伤害杨子荣再到董存瑞，还有网络上的恶搞都属此列。如果说，对“红色经典”中人物的戏说只是可能“颠覆”英雄的历史形象的话，那么，对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进行肆意“恶搞”，甚至毫无根据地“否定”，则可能彻底摧毁人们的历史记忆……也许这些所谓的戏说与恶搞，并非是以颠覆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亵渎我们的英雄偶像为目的，他们或是出于一种娱乐心态，更多的情况下是出于商业图谋，比如提高上座率、收视率，或者增加参观率，或者赚取点击率。在人们的理想信念已经跌入低谷的当下，任何红色革命文化资源一旦同市场相结合，这种情况便在所难免。而我们一旦把红色资源理解为资产的话，下一步就会变为资本，资本进入市场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靠什么来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革命资源一旦经受商业的解构，难免鱼龙混杂；红色景点一旦遭受市场的冲刷，势必泥沙俱下。

2006年6月25日，我在网络上的一篇游记中看到如下的文字：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我童年读书时就向往的地方，几十年来都没有机会去看一看。说来也巧，今年终于有机会到延安接受一次革命传统的教育了。在看了枣园、杨家岭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居时，我再一次深深地受到了革命的传统教育。尤其是看了毛主席写出雄文四卷的窑洞、毛主席亲自种的菜园，听了毛主席用自己种的菜招待支援革命的陈嘉庚，陈嘉庚坦诚“将来天下是共产党的”预言后，我竟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

然而，谁知晚上宾馆房间的电话又响了，小姐问：“先生需要按摩吗？”我回答：“不需要！”随即把电话放下。可是等了没多会儿，电话又响了，小姐还问：“先生需要按摩吗？”我生气地回答：“不是告诉你不需要了吗，怎么还问？”那位小姐非常有耐心地回答：“先生，需要的话请打电话××××！”真是让你哭笑不得。这真是：白天的传统教育让人激动，晚上住进宾馆后却让人纳闷？

参观革命圣地，几十年的梦想都实现了，本来是非常高兴的事，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小姐真是无孔不入啊，革命圣地这块纯洁的净土也被玷污了。延安的宾馆都有小姐了，在中国还有干净的地方吗？难道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千千万万的死难烈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的就是为了这些吗？

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地告诉大家：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作为一种历史遗存，它的价值首先在于精神方面。它是团结人民的精神力量，又是鼓舞激励人民的思想武器，还是升华人的心灵、重塑人的思想的重要资源。它可以教育子孙后代，认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忍不拔、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光辉历史，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发挥它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对于培养中华民族一代新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任何文化事项，只要有了资本的参与，资本的属性——投入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地追求剩余价值——便会在其中发生作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可能是决定的作用。延安红色革命文化也概莫能外。

根据上面的指示，现在各个“红色旅游”景点的纪念馆把门票免了。但如果鼓励资本参与，那么资本势必要在门票以外的其他方面追求利润，这是在所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