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延安深入挖掘民间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积极开展“黄土风情游”，在奥运期间，延安对外做出这样的宣传：

延安人祖祖辈辈巍然于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面向黄土背朝天，他们要昭示自己的生存与价值，要倾诉胸中的喜怒哀乐，要同大自然进行抗争，要作生命的呐喊。在这种本真的生命活动中，随着世间沧桑，逐渐积淀和形成了独特的黄土风情文化，构成一道灿烂绚丽的风景线。时而雄风扑面，时而高昂野逸；有的简练古朴，有的清新典雅；或说、或唱、或舞、或艺；有文学创作中的浑厚、朴实和浓郁的黄土气息；有书画描绘上的朴拙雄强、沉着痛快和纵笔所如的潇洒；有粗犷矫健、扑朔迷离的民间鼓舞；有高亢悠长、魅力四射、刮遍大江南北的“西北风”信天游；有工细纤巧、寓意含蓄、独树一帜的民间手工艺；有做工精细、营养丰富、强身健体的风味食品。这一切一切都见情见性并蕴含着传统文化的骨血。加之延安人稳重、实在、厚朴的民风，自尊、强悍、豪放的气质，综合构成古老而年轻、瑰丽而丰富，植根民间生活的延安黄土风情文化。

我们应该追问一句：如此瑰丽而丰富的民间文化遗产，如今在延安3702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215．08万的人口中，还有多少群众基础？

一位曾在陕西某地做过地区级文化主管领导的老同志，针对当地群众文化节日隆重平日萎缩的现象说过这样一些发人深思的话：

现在许多农村出现的文化分为两种。一种是当地老百姓自娱自乐的文化；另一种是给外地人表演或在媒体上展示的文化，第二种文化是做样子给人看的文化。比如说，一年四季地耍社火，这都极不正常，一有个事就耍社火，大家高跷踩的，高兴得很，鼓敲得咚咚咚，把真正的春节反而冲淡了。你看看今年春节还弄啥呢，因为你平常已经把那些都弄了。坐在家里（看电视）给人的感觉是，现在的文化生活真丰富！我把这叫作给人看的文化生活。这种组织出来的文化就是作秀嘛！

“农村上基本是文化的荒漠。别的不说，你现在去查一查，农村的图书室、文化站都在哪呢？基本上都跨台了。

“你要在电视上看，电视台录下的那些他们组织的、摆下的那些，当然是歌舞升平。

“一些地方，实现了小康，还想着中康、大康。我们这里属于贫困地区，温饱问题虽说还没完全解决，但也并不是说，农民就麻木了，不需要文化了。

“现在一些领导同志主观上并没有把这事注重起来，没有把群众的文化生活放在他们工作的重要位置上。现在道德滑波呢。精神文明是个综合性的东西，现在提倡脱贫致富——一切为了钱——这有好的方面，但这在精神层面带来很多问题，这就要靠文化生活去解决。”

这位领导所在的地区知名度远不如延安，然而以上现象在延安这座外向型城市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何以产生以上这种基层文化贫瘠荒芜的现象呢？我们来看看与基层文化直接相关的群众艺术馆是怎么样一种生存状况便能明白上面的现象产生的原委。

陕西省政协委员、延安市群众艺术馆馆长陈永龙在一篇叫作《改革管理体制是文化馆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出路》的文章中提到延安市群众艺术馆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文章针对文化馆人们熟知的一些现象，从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中的一些原因：(www.daowen.com)

“文化馆是国家设立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社会文化活动的主体，是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中心。在丰富和活跃城乡群众文化生活上具有其他任何单位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在种类和层次上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积极性的空前高涨，加上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化服务实体纷纷建立，使文化馆在（专业职能上——作者注，下同）服务于经济建设，满足群众基础各种文化需要方面显得势单力薄、力不从心、难以适应。

“从文化馆的内部来看，一是管理手段落后。长期以来，文化馆是市、县、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其文化工作任务由主管部门直接下达，文化馆只是简单机械地落实执行，没有自主性，缺乏主动性。文化馆馆长如同生产队长，职工没有积极性和自觉性。二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文化馆从业务人员到行政人员，人人都是国家职工，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工资和固定的编制，使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进不来，社会不需要的人员出不去，使优秀人才大量流失，许多非专业人员大量涌入，文化馆成了清闲、享福的安乐窝。三是机制不活，没有生机。一方面，文化馆发挥公益性作用不足，一些业务干部不主动深入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不主动深入街道、社区和广大农村，不去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去培养各种社会急需的业余文艺人才和业余文艺爱好者，而是拿着国家的工资干着自己的私活，并以获取经济收入多少确定辅导对象、培养对象，使许多业余文艺爱好者敬而远之。一些文化馆领导分不清什么是公益活动，什么是经营活动，动辄收费，使文化馆的公益性质大打折扣，得不到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另一方面，文化馆抓文化产业不足，文化资源、文化设施利用率低，浪费严重。以民间文化为例，文化馆在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只抓挖掘整理，不抓开发经营，只强调人才培养，不强调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商品化，致使民间文化的挖掘整理、保护发展经费短缺，民间艺人队伍面临着萎缩的趋势。在文化经营活动中，将闲置文化设施简单出租了之，不敢积极开展以文养文、在‘文化’二字上下工夫，使许多文化优势逐步变为劣势。从文化馆外部来看，一是政府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市、县、区政府对文化馆是‘说起重要，用起可靠，支持上轮不到’。每逢大型活动，一纸行政命令，文化馆从策划、组织到辅导、演出，全力以赴，活动结束后文化馆的事再无人过问，文化馆得不到政策上的扶持、经费上的支持。二是政府横加干涉，文化馆没有财产、人事自主权。作为居于市、县、区中心的文化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一些热衷于搞政绩工程的政府领导迫不及待地进行所谓的开发，致使文化馆变成所谓的文化娱乐中心、商务中心、房地产开发中心，文化馆的设施只占有一少部分，（文化馆）没有发言权、建议权。在人事制度方面，不敢公开实行聘任制，文化馆馆长长期由政府直接任命，使优秀的专业型管理人才进不来，其作用难以发挥。文化馆业务、后勤人员的进出，统一由政府掌握决定，致使文化馆成了领导安排亲属、关系户的集中地。三是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对文化馆关心支持不够。作为代表政府直接管辖文化馆的市、县、区文化局，是政府连接文化馆的纽带与桥梁，本该多方协调，广泛呼吁各级党委、政府对文化馆的支持，但有些市、县、区文化局为了部门利益，置文化馆经费投入、设施建设、设备配置、体制改革、人才培养、人事制度等重大事项于不顾，反而揪住权力不放。在组织每一次大型文化活动中，文化局不仅负责组织策划，而且参与创编、业务监督、活动创意、设计、制作等，一些具体涉及资金投入事项，均由文化局直接抓，文化部门忙得不可开交，文化馆大部分人员却清闲自在。文化馆想调入的人员，文化部门不允许，文化馆不需要的人员，文化部门却极力推荐。文化馆几乎每一项工作都必须向文化部门请示汇报，都必须经文化部门审批同意，文化馆成了文化部门的附属机构。

“文化馆作为公益单位的性质自文化馆建立以来一直没有改变，文化馆的职责就是为了活跃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对群众性文化活动进行辅导研究。但造成文化馆目前处境艰难的根源，一是文化馆是在计划经济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长期的计划管理形成了比较落后的管理模式……”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

陈永龙认为：“文化馆的发展必须适应市场规律，尊重文化艺术相协调，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公益性与经营性相协调，在管理上下工夫，在体制上找出路。具体有四方面。

“第一，改革领导体制。一方面，市、县、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要善于放权，真正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过渡。改变以往大型活动、各种调演由文化部门包揽的做法，对文化馆实行宏观间接管理，使文化馆在文化活动、文化辅导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对文化馆依据法规、政策进行引导管理，使文化馆具有实实在在的财产自主权、人事分配权。文化馆有权在人员编制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公开向社会选择优秀的文化艺术人才；在保证公益性的前提下，有权对单位财产进行开发经营。

“第二，改革管理体制。一是加大对文化馆公益性部门的经费投入。凡文化馆履行公益性辅导、调研任务，凡指令性文化工作，政府应当在经费上予以保证。二是鼓励文化馆开展文化经营活动，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运作，实行自我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鼓励文化馆在组织非公益性文化过程中，实行有偿服务，进行公司化操作。三是对文化馆实行各种优惠政策。尽量减免在文化经营活动中的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大力倡导对文化馆的各种捐赠，凡举办各种展览、民间文化整理挖掘等公益性活动，政府应给予财力、人力上的支持。四是重点扶持。凡重大活动、重大项目，由文化行政部门监督，文化馆包干承担。如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政府完全可以放手让文化馆全部承担。

“第三，改革用人制度。一方面，对文化馆行政领导实行聘任制，对业务、后勤人员实行聘用合同制，以实现人才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辞职制度，大胆实行签约制。鼓励业务人员在单位规定的工作范围内开展各种文化交流、艺术表演、文艺创作、艺术教学以及艺术研究工作，使他们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才智。

“第四，改革分配制度。一是在内部分配上，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使档案工资与实际工资相分离，按职工业务量、完成率确定工资高低，使其工资与工作能力、业务水平、贡献大小紧密结合。二是实行计件工资制。在规定范围内，按业务人员完成任务的质量、数量确定其报酬多少，对有突出贡献的人员敢于重奖，对无贡献或不称职者，敢于重罚，拉开拉大报酬档次。三是打破以职称定工资的分配办法，对于虽无称职或职称较低但有工作能力、有突出贡献者，实行低职高聘；对高职无能、高职不称职者，实行高职低聘或不聘。”

陈永龙在文章的后面总结：“文化馆的改革，虽在全国有成功的改革经验，但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文化馆要生存、要发展，改革是它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