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人的精神如何，信仰如何？这是整合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重要方面。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能够体现延安精神的并非只有延安的宝塔山与延河水，更重要的是宝塔山下延河水畔的延安人。因为延安人，特别是占延安人大多数的延安农民，才是延安精神活的载体。

而如今的延安人是否还像过去一般有崇高的信仰、坚定的信念，他们的文化生活是否像当年一样丰富活跃？让我们走进如今的延安去探究一番。

我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在我头脑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当我来到这山下水边时，方知这宝塔山只有一千米出头，实在算不上“巍巍”，而山下的延河水也压根看不到“滚滚”的样子，确切地说，延河的河床已接近干涸，河床上剩余的那点水流动的样子，谓之“涓涓”还差不多。

在一个官方网站上，对于宝塔山是这样介绍的：

古称嘉岭山，位于延安城东南，延河之滨。在山上可鸟瞰延安整个城区。因山上有塔，通常称作宝塔山。宝塔山是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标志和象征。1953年版第二套人民币二元券正面图案为延安宝塔山。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就是宝塔山和红五星。国家邮电局发行的纪念邮票中也屡屡出现宝塔山。“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著名文学家贺敬之的名句热情地讴歌了宝塔山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宝塔山高1135．5米，山上宝塔，始建于唐，现为明代建筑。平面八角形，九层，高约44米，楼阁式砖塔，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成为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事实上，宝塔山是延安最重要的游览区之一，中外宾客无不登山凭眺，纵观圣地全貌。众口一辞：“只有登上宝塔山，才算真正到了延安。”

2005年旧历正月十三下午，我与同行的助手孙昭两人一起登上延安的宝塔山，偌大一个宝塔山，从山下到山上，竟未碰到一个游客，再看对面的清凉山，朝庙进香的善男信女潮水般地往山上涌。下山时，我们碰到了几个女兵，说是西安军事通讯学院的女学员。登宝塔山原是为了完成学校布置的假期作业。

后来我在延安群众艺术馆群文干部曹彬一篇名为《陕北群众文化的另一阵地》的文章中，看到了如下这段文字：“延安的庙会除轩辕庙外，规模最大恐怕要数清凉山了。整个一座山几乎全变成庙宇了。每年从农历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天天有活动。正月初十到十五是转九曲的日子……一般要有二至三家大戏，既请陕西戏，也请山西戏，从早上十点就开始，直到晚上十点多才结束，几个剧团在一个台口演出，演员轮换休息，台子不能歇着，还有自由说书艺人若干。过去庙会都要请一两家说书艺人，现在清凉山庙会越来越红火，会上只请大戏，不请书匠了，书匠都是自己来摆地摊，靠一些还口愿的群众给点还口愿钱，或者一些喜好听书人的小施舍。现在只有一些请不起大戏的小庙会才请书匠，还有些是像清凉山当初一样，请一家剧团，再请一两家书匠。今年四月八清凉山庙会一家说书匠也没请，但大约自行来了十多家，整整排了两行，还有唱道情的，吹唢呐的，唱秦腔迷胡的，最多几人，最少一人，演出队伍的庞大，在其他场所是难以见到的。还有摆地摊拆字算卦的、卖杂货的、卖饭的、卖工艺品的、卖香纸的随处可见，有零散的，也有组织安排在戏楼上边院子里，整整齐齐六排。从四月初一开始上山的人就络绎不绝，这其中有求神烧香问卦的，也有看红火热闹的。四月初八这天，从早到晚清凉山的大路上，条条都是只见黑压压的人头涌动。十天内上庙会的人少说也有十万多人次，据说收入有几百万元。要是政府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活动要费多少人力、财力。然而庙会组织这样的活动，不花钱还赚了大把的钱。而且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人，竟没发生一点事故。除此而外，清凉山在九月重阳节、大年三十还有活动。”^[1]

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清凉山，甚至在延安乃至陕北地区都比较普遍，且由来已久。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李开方，在考察陕北的民间舞蹈时便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陕北群众大大小小的庙会接连不断。其中以佳县白云山的庙会规模最大、影响深远，内蒙、山西、宁夏等地群众也纷沓而至，每年登山烧香抽签的群众多达十数万人。此外，松林的黑龙潭庙会、靖边的二郎神庙会，以及各县乡的小型庙会都非常活跃。农村中修庙塑神的风气又有所抬头。”在李开方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简单地采取禁止的方法，要积极‘以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文艺作品’来加以引导，要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得到一定满足后，急需精神生活和文化娱乐的满足。我们要把封建迷信活动和群众文化生活的需求严格地加以区分。加强庙会的组织领导，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艺活动，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娱乐需求。”^[2]

在曹彬看来，“陕北的庙会不是新鲜事物，它历史悠久，然而它的兴盛，如今是空前的。过去不重视是因为它不起眼，现在它的规模已经可以与官方组织的大型活动抗衡，它的数量比农村文化还多，如果我们还是过去的态度，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那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就是失职”。

“群众文化活动有两种：一种是群众自发的，一种是政府组织的或派出文化工作者参与的。延安市委、市政府响应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抵制封建迷信，为清凉山庙会专门发了通知，不许共产党员、机关干部上庙会。这样一来，有好多媒体的记者、文化工作者想采风也不敢上山了。(www.daowen.com)

“政府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防止封建迷信侵蚀干部队伍。但在我看来，完全没有必要一律禁止。而且应该鼓励文化工作者、媒体人有组织地参与进去，争夺这块阵地，占领这块阵地。用先进的思想逐渐战胜落后的文化，而不是害怕、谈虎色变、拒而远之。哪怕是毒蛇猛兽，我们也要设法制伏它，何况有成千上万的群众置身其中呢？

“庙会是现实存在的，并不是我们回避它就不存在了，而且随着陕北经济的发展，庙会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减少或消亡。民间有句话是‘太平盛世修庙，动乱时期打庙’。这也说明农民富了。他们不愁吃、不愁穿，就要找一种精神寄托。中国现在普遍存在信仰危机。好些人无信仰，为所欲为，可大部分善良的群众还是一直在寻找追求自己的理想与希望，于是他们便找到了远古的、传统的寄托方式，信教、信神。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硬性限制是不行的。那是不是由着群众（尤其是农民）沿着封建迷信的道路任意走下去。回答是否定的，不能！如何才能使他们远离封建迷信，脱开愚昧、走近科学，接近中国的传统美德呢？这就要我们争取他们，感化他们，从而教育他们，引领他们走近科学、接近美德。

“有人会说，引导、教育他们的场所很多，为什么要去庙会呢？我要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庙会呢？那里有很多人，又不要你去组织，你只要参与进去，进行你的工作就可以。难道文化下乡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先进文化送到群众中去吗？这里有这么多群众，难道不应该把先进文化送给他们，只让他们接受神鬼文化？或者说文化下乡就是专指把文化送到农村，只指地点，不指对象？我想结论不应是这样，群众文化还是以人为本，哪里有广大的群众，或者说哪里群众最多，我们的群众文化就应该到哪里去，就应该占领那一块阵地。

“首先应转变观念。包括群众文化工作的决策者和文化工作者，应该正确地认识庙会和庙会文化。如果庙会不会消亡，它又是群众自觉自愿去的地方，我们就应该积极地深入进去，了解它，才能主动地占领它，而不是不理不睬或者放弃它。我们对庙会和上庙会者要有一个正确认识，庙会是群众聚集的活动场所，它不分男女老幼，不限职业异同，不管贫富贵贱，也没有地域地界、政治思想、信仰差异等各种限制，谁都可以自由参加。这里既有文化娱乐，也有物资交流。赶庙会的人目的也不完全一致，大部分人是逛庙会，目的就是为了看个红火热闹，为了寻求快乐，或吃吃喝喝，或会亲访友，或谈情说爱，有的则纯粹是转转看看，陕北叫‘卖眼’呢。

“这种场合我们的群众文化工作者为什么就不能去呢？问题是现在很少有人去研究庙会文化了，把它遗忘了，或者说随着改革开放，庙会悄然兴起后，我们还没注意到它，我们应研究它的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应一提庙会便条件反射地联想到牛鬼蛇神，联想到封建迷信，似乎不去庙会就是先进分子，去了就是落后分子或曰与封建迷信同流合污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态度是只有正确认识世界，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

“对庙会活动要疏导，不要堵塞。传说中的大禹治水都懂得疏与堵的关系，难道我们现在还不明白对于自发的群众文化活动应采取什么态度吗？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到这里只是为了逛庙会，我们对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他们就是为看红火热闹，娱乐是人的本能需求。先进的文化他们会来看，并不需要你组织、动员。如果没有先进的，只有落后的，他们照样会去看。我们能说先进的没有也不许看落后的，能堵住吗？对于完全是为敬神的那部分人，我们也只有通过一些戏剧、曲艺、科学的魔术表演等去引导他们，寓教于乐中使他们受益。如果思想上没接受，强行限制是毫无意义的，也许会适得其反。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民，他们非常注重现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不接受化肥，政府把日本尿素无偿发给他们，他们把尿素倒在壕沟里，把包装袋洗净做衣服穿。即使现在他们的素质有所提高，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比过去强了，但还是一定要亲眼看见，才能信服。即使某种优良品种，也只有谁家试种丰收了，他们才会抢着买，否则，哪怕是白给的，宁可喂了牲口，也不会第一个冒险去试种。对于他们接受科学新文化也是如此，我们只能启发、诱导，决不能限制或压制。

“要渗透，不要硬塞。大凡参加庙会活动的人都有一种崇尚心理。我们接近他们参与活动时，不要冒犯人家，不要企图把他们的活动规律一下子给改变过来。反之，我们也应入乡随俗，尊重他们，亲近他们，互相要有亲近感。关系拉近了，再展示我们的东西，让他们接受。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漫长的，不能急功近利，如果想一蹴而就，则欲速而不达。在这个庙会上展演这部分内容，在那个庙会又是另一部分内容，或者今年是这样的，明年又是另一样，循序渐进，逐步渗透。只要他们能认识到我们展示的是先进文化，是科学技术，能使他们致富，能给他们带来效益，他们自然会抛弃过去的陈旧观念，主动热情地接受新东西。”

说到底，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以及精神信仰，离不开政府对于基层的文化建设。那么延安市的基层文化建设究竟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