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一词，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指纪元前商王汤讨伐夏桀和周武王讨伐商纣，实施变革更替朝代以应大命，顺民意。这里的“革”即变革，“命”即天命，是从神权政治观出发对“革命”作出的解释。

在“二十五史”及《资治通鉴》中，“革命”一词共出现过194次，其本义都是“改朝换代”或“江山易主”。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没有变化。

“革命”现在的用法是从日语来的。旅美学人陈建华在1998年的《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指出晚清王韬编译的《法国志略》（1890年）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而这个用法，取自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

而在日本，“革命”这个词本是从汉语来的，但到后世，已经被改造，可指变革，如“明治维新”便被称为“革命”，再后则与“国际用法”接轨。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讲，1895年，孙中山来到神户，见到当地的报纸，上面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便对陈少白说，这个意思很好，以后我们就叫革命党罢。陈少白的回忆（《兴中会革命史要》）与此略同，并讲到此前他们也只以为做皇帝才叫革命，自己只算是造反。实际上，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接受了西方“共和革命”的内容（他曾经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思潮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复加以“排满”的“种族革命”，故不但与保皇党势难两立，便与改良派也水火不容。

1789年7月中旬某日，当民众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巴黎南郊的凡尔赛宫之时，路易十六惊慌失措地问下面：“怎么样？造反了吗？”波尔多公爵回答他说：“不，陛下，是革命。”

造反与革命，两字之差，看似语词的变幻，实则价值的反转。其实，革命也罢，造反也罢，或褒或贬，指的都是一回事。敏锐的毛泽东在“造反”后面加了个“有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话的神奇之处不仅在于它为造反正了名，而且在于它通俗生动，能让中国农民们立刻就明白共产党要领导他们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的确，让多数大字不识的农民理解什么是“革命”实在费事，哪有“造反有理”这么浅显易懂。从此以后，在共产党嘴里，农民造反便由逆天大罪变得名正言顺。别小看这个“名正言顺”，孔子曾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原因，共产党做到了“唤起农民千百万，同心干”。

“革命”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对孙中山辈使用“革命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孙中山《革命运动概要》说：“革命之名字，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这在当时，是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争取合法性的努力，但稍后，很多人已指出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和变乱，鲜见革命，而此时的革命，已旧瓶新酒。所以章太炎说：　“吾所谓革命，非‘革命’也。”（《革命的道德》）

孙中山当年对“革命”的定义也是“驱除鞑虏”，即推翻清人的统治，他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的纲领中也有此语，与康有为的“保皇党”相对。因此，“革命”本义即推翻现政府，建立新政权。这是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目标与口号。

《现代汉语辞典》中说：“革命是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而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含义等同于英语“revolution”。

按照“revolution”的本来意思，有另一个汉语词汇“反正”。不过自孙中山使用日制汉语词汇“革命”来指代“revolution”以后，“革命”便成为习惯性翻译。这里，“革”指改变，“命”指命令，即“天命”。

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受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上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有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存在着阶级矛盾、冲突和对抗。当这种矛盾、冲突和对抗大大激化时，就会发展为政治革命。一般说来，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的加剧，人民生活的急剧恶化乃至极度贫困化，就会引起阶级矛盾、冲突和对抗的激化，必然引起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进而引起革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第二，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反动落后的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都会竭力反抗进步阶级的革命，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进步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才能达到变革社会制度的目的。

第三，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动。这种政治行动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它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而这种社会革命或称政治行动是任何试图取得统治的阶级获得最终胜利的关键。由于以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行为，将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化，所以，恩格斯又把这种政治行为看作是政治的最高行动。

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确定，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国情有了透彻了解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内部没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中国革命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中国不能走经过长期合法斗争再进行起义的道路，而应一开始就进行有力的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武装夺取政权，以战争解决问题。除了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外，中国革命别无他途。这便是中国革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1921—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国情，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在中国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革命。其间经历了北伐战争（1924—1927）、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和全国解放战争（1945—1949）四个历史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击侵略者，赢得了抗战胜利。但1945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最终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政府，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由于中国的国情所致，中国革命与生俱来便具有暴力性与武装性，共产党人并不回避这一点，冠之以红色，便是为了说明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

从更广义的角度上来说，“革命”中的“革”本义应是“改变”，而“命”字之本义，无从稽考，大约为“命运”之意，连起来就是“改变命运”！

维基百科对于“革命”和“改革”给出了这样的解释：“革命”一词，政治学上的相对概念是“改革”。前者指对现行体制的推翻或取代，而后者则是体制内的稍大规模修改，通常是系统性的计划。

中国的近现代史证明，曾经发生的革命与正在进行的改革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其实，革命也罢，改革也罢，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理论；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只是常识。中国的很多情况下，缺的不是高深理论，而是基本常识。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革命和改革：革命便是让人民站起来，改革便是让人民富起来。老百姓一听就明白了。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革命最初提出的口号当然具有中国特色，比如当年的歌曲《农友歌》（张士燮词，王嘉祥编曲）的歌词：

霹雳一声震哪乾坤哪

打倒土豪和劣绅哪

往日穷人矮三寸哪

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哪

天下的农友要啊翻身啊

自己当家做主人哪(www.daowen.com)

一切权力归农会啊

共产党是我们引路的人啊

……

……

显而易见，这是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革命话语。所谓“霹雳一声震乾坤”，显然指的是俄国的“十月革命”，相应的表述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俄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而中国属于农业国家，中国革命最初的原动力来自农民。

农民：红色革命队伍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共产党必须对农民做出承诺要“打土豪，分田地”，要“翻身做主人”。所谓“土地革命”，即将“revolution”与中国农民的现实利益结合起来，因而得到了农民的衷心拥护，从而使共产党在农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

工人：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及欧战结束后的外资企业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到了“五四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壮大，开始成为一支强大的、最富革命性的新的社会力量。

知识分子：1939年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

抗战期间，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团结抗战，共御外侮。

解放战争中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高于一切。

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期间，革命的所有话语，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形成的。

所谓“红色革命”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时间段为1919—1949年，而延安红色革命是指这中间的13年（1935—1947）在延安发生的所有革命活动。这个时期，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何为圣地之圣，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这里驻了12年零10个月，在这里留下了550处革命旧址，这些革命旧址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的缩影，它们反映了中国革命在此兴起的艰难足迹和光辉历程。《毛泽东选集》四卷共159篇文章，其中93篇都是在延安写成的。

1949年后，“革命”的词义变得越来越宽泛并具有压迫性和斗争性，包容了上次革命行动的一切成果和与正统有关的各种现象，并成为价值体系中裁决一切的核心词。在理论上，马、恩曾提出“不停顿的革命”的设想，被毛泽东继承后，演变为新的继续革命的思想。

毛泽东曾说：“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这与后来毛泽东晚年那句著名的论断“中国有八亿人，不斗行吗？”一脉相承。在那个时代，“革命”一词，真可以用来形容一切积极的正面的事物；而“反革命”是一种罪名，要被枪毙的。至于“不革命”，则是落后分子的标签。

1949年以前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此后的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按照我们通常的说法是：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前提下，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当前，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已被党的十七大总结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情况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今我们讲“三个代表”，讲“科学的发展观”。

因此之故，中国共产党以前的党章，定义中国共产党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现在则定义为“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另外，党章取消了过去“消灭剥削制度”的提法。

综上所述，当初“红色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推翻旧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具体到当年的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革命主要就是以颠覆国民党政权为目的，我们应该看到其历史的阶段性。而现在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是以建设为目的，特别是今天，和谐已经成为这个阶段的主旋律，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和平的力量远远压倒战争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甚至包括阶级与阶级，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手段也不再选择“武装革命”。即便是矛盾与冲突，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矛盾与冲突和以往的巨大差别：“新世界中占首位的冲突根源，将不会是意识形态性或是经济性的，人类中的重大分界以及主要的冲突根源将是文化性的。民族、国家在事务中仍然是最有力的行动者，但是全球政治的主导冲突，将发展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许多规章、惯例已经与国际接轨。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人们对非劳动者、非劳动现象、非劳动收入，已经变得越来越宽容。社会风气中，对非劳动者已经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尊敬，同时，也保持着对劳动者的相当程度的尊敬。这体现了中国的进步。

显而易见，延安“红色革命”的那一套话语并不能回答今天我们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换句话说，当初的革命理论与今天的改革现实无法对接。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坚持我们是在革命的话，至少让人觉得，今天的革命与昨天的革命不是一回事。

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革命”的极端色彩业已淡化，而用法则比以前宽泛了。在很多场合，它是“变革”，甚至是“变化”的同义词。但它那种来自过去时代的“正义”性，始终是主流用法。同一事件的对手，仍要争夺“革命”的身份，争夺话语的上风。另外，“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不再使用，但它的某些内涵，仍然被继承下来。

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术界在“革命”一词的用法上趋于西化，有意在世界通行的语义上使用这个术语。1995年，香港出版了李泽厚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提出革命是激进主义和情绪化的，“二十一世纪不需要革命”。这本书在两个方向上遭到批判。

在当代，“革命”这一词语的语义已经变得十分复杂和暧昧。因为一谈“革命”，就容易引起歧义。现在“革命”一词的主要分歧，是在“革命”是否与暴力相联这一点上。即使在西方的现代用法上，“革命”也经常用来指各种领域里新的变革，比如医学革命、生态革命，未必有手段激烈的含义。当然“革命”尽管被广义地使用，仍然保存法国大革命赋予的狭义。当与“改良”成为对立词时，便更加显示出这种色彩。

我们必须认识到，战争意义上的革命已离我们远去，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在今天的世界上，国家利益仍然占据首要位置。因为国家利益关系到民族的生存权利，关系到政权的稳固，关系到这个国家人民的幸福。发展经济固然是硬道理，但还有比经济更硬的道理，那便是“文化发展”。因此，在现阶段，振兴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比发展经济更加重要，更加刻不容缓。

在充分考虑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全球形势之后，我们应将“红色革命”转化为“红色文化”，进而上升为“红色文明”，从而将“红色文明”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因为，红色革命文化本身便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一部分，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中华文明则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