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作为一部学术专著必须立足高远，研究视野宏阔。学术研究本身就是自足的系统工程，它主要针对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一般的研究者善于围绕“小系统”——学术论题本身考量对象。这样的优点是火力集中，但缺点也显而易见，即容易就事论事，造成视野褊狭的状态。要跳出视野褊狭的研究状态，非一时之功所能为之，而是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功夫，要有对所要研究的对象有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入钻研。

事实上，在如何更好地保护、开发和利用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这个重大命题上，一向缺乏融多种学科集多种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没有综合性一体化的研究作基础，在旧的延安形象、标志、符号系统的魅力减褪之后，旧的话语体系过时之后，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将成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与历史与现实及未来失去关联，从而无法进行有效传播，更何谈对其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就“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及当代演绎”这个课题的开展而言，如果图省事，最便捷的路子是把该课题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局限在工具层面；如果想要触摸真正的意义，就必须借助于形而上的思考。第一步，先得充分占有资料，因为真正的研究应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之上……紧紧围绕着这个主题，对于这个课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比如相关背景、历史渊源、过去的民风民俗、当代的社情民意、政策背景、年轻一代的审美取向……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要“与万人谈”——要征求延安当地一些官员、学者及普通百姓对于整合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除了深入实地考察，尽可能地占有一手资料外，我用更多的时间来翻阅图书文献。对于各种资料的甄别、梳理、比较、扬弃……动笔之时，小到行文走字，大到谋篇布局，坚持义理、考据、辞章并举。本课题拟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角度，对延安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予以全方位观照，力图向读者呈现一个“立体的延安”。

课题首先要对“中国革命”这个大的概念进行总体把握与比较分析，其次还要弄清它与当前开展的“红色旅游”是怎样一种关系，当代年轻人心目中的“红色”与官方现在表达的“红色”二者有多大差异？当我们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手段给他们演绎延安时期“革命洪流”的时候，当然要让他们了解“革命洪流”的历史源头……因为历史是用来求实的，逻辑是用来求是的。揭示昨天的历史真实，是为了寻求今后的发展之路。

在“延安红色革命文化的历史承袭与逻辑关联”一文里，我尝试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关于“延安文化生态的初步考察”。马克思说：任何民族的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绝对理念的产物，而是与该民族所依赖的地理环境、经济土壤和政治结构密切相关的。

我采用问卷调查与随机采访，并通过点面结合的方式，了解当下延安人的文化生活及精神信仰。大量鲜活的个案折射出延安地区基层农村文化生态的一些消极方面，比如，多数农民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由此，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应是发展延安“红色旅游”、振兴延安文化事业的基础工程。同时，我以延安市群众艺术馆为例，调查和分析了作为文化艺术普及的基层单位和农民之间存在的供需矛盾及解决思路。

关于“延安人的‘闹’”。在接触众多的走访对象时，我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当地人口头上频繁出现一个动词：“闹”。闹秧歌，闹社火，闹花灯，闹生产，闹秋收。我问他们，为什么总要用这个“闹”字来弄事情，一位老农告诉我，陕北人天性喜闹。一个“闹”字，使延安人超越了现实的苦难。事实上，超越苦难的方式不是回避，而是坦然面对。这并非孤证，还比如：他们将“出生”叫作“落草”，把“死亡”叫作“上山”，这是一种幽默，抑或是一种调侃。至于“生存”嘛，他们干脆就将之叫作“受苦”，还有更加形象生动的说法：“熬”！一个“熬”字，道尽了延安人生活的艰难困苦。在漫长的岁月里，怎么来坚持这个“熬”字呢？延安人祭出了这个“闹”字。大千世界中，金克木，水克火，而延安人如今用“闹”来克“熬”，抑或是天人合一相生相克的一种平衡法则……

对于延安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如何整合，如何演绎，此文具有某种示范的意义。(www.daowen.com)

关于“安塞腰鼓与紫阳民歌”。这些年来，我们已见惯了各种振兴：京剧要振兴，越剧要振兴，豫剧要振兴，晋剧要振兴。仅在陕西境内，关中要振兴秦腔，陕北要振兴信天游，陕南要振兴民歌……在这此起彼伏的各种“振兴”中，有多少“振兴”是必要的和可能的？紫阳和安塞都是驰名全国的文化大县，而在“文化大县”这个盛名之下，我们应该诘问他们振兴民歌、振兴腰鼓的目的和用意：为谁振兴，为谁所用？这有点类似毛泽东当年提出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具体到今天的民歌和腰鼓——是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将之打造成一块金字招牌，让外人看了炫目耀眼；还是将之作为一项普及性的文化活动，使之在当地农村广泛开展，让农民兄弟们喜闻乐见。

关于“‘红色’延安与‘绿色’延安”。我深入地探究了延安当年大生产运动的历史动因，在此基础上，我试图用科学的发展观来认识和解释南泥湾精神，力求发掘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从垦荒造田到退耕还林，从战天斗地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红色革命”到“绿色革命”，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二者如何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人们对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坎坷的漫长过程。

民歌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在本章中，我插入了从1942年至今不同时期的相关民歌，旨在反映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民意国情、社会风尚及文化特征。

事实证明：自然生态的平衡要靠科学，社会生态的平衡要靠民主。唯有科学与民主，方能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方能保证中华民族踏上复兴之路。

在“有关‘红色旅游’市场化的思考”里，我力图揭示“红色旅游”里面所包含的二律背反。

表面上，是红色革命文化同旅游结合起来，同发展经济结合起来；而背后的事实则是，革命与资本结合起来。在我看来，资本一旦参与其中，资本的根本属性——最大程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或曰利润）——便会产生作用。从某种程度说，资本只会自动地为人民币服务，而不会自觉地为人民服务。

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在“红色旅游”的大潮中，革命圣地一旦变成了以利润为首要目的的世俗市场，她还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渴望吗？

“延安纪行”是我屡次考察延安的所见所闻及所思所想。在此文中，我试图将感性与理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尝试用散文的笔调来写调查报告。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种文本文体上的尝试，更是一种学术方式上的探索。

“延安日记”是我2005年春节之后走访延安的采访笔记与沿途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