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45户失地农民共计210口失地农民的访谈，渭南职教园区失地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养老问题相对突出

在访谈的45户失地农民中，55岁以上的老人占访谈人数的17.04%（见图8-7、图8-8），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根据《渭南高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试行）》，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可以享受高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养老补助金：在征地时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被征用后，户人均耕地不足200平方米（含200平方米）；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以上。符合上述条件的被征地农民每月可享受150～300元的养老补助金。而按照《渭南高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46～55岁这一年龄段则属于空白区域，这部分农民承担着主要家庭责任，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尴尬局面，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常年在家务农，而如今土地一旦被征收，缺乏一技之长的他们自身学习能力又欠佳，只能外出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

图8-7　渭南职教园区失地农民的年龄结构人数统计

图8-8　渭南职教园区失地农民的年龄结构人数统计

在农民拥有土地的情况下，凡能劳动的老年人，都可以通过劳动获得生存之所需；即使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其子女也可以凭借对土地的耕作承担起养老的责任。失去土地之后，这些老年人则完全失去了生活保障，即使尚有部分劳动能力，也会因其年龄、体质、技能及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影响而处于完全失业状态，传统的子女养老方式也因土地资源的永久性丧失而不复存在。加之渭南市政府财政实力有限，并没有完全将失地农民养老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管理体系，从而使失地农民养老出现“真空”，职教园区的失地农民面临着失地又失业的窘境，46～55岁的农民在这方面的问题尤显突出。

（二）受教育水平偏低，社会流动受限制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强调，劳动力迁移取决于教育在人力资本中的投入程度。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了学习与培训在实现自我价值目标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机理如图8-9所示。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将社会流动视为社会新陈代谢的重要过程，认为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取受先赋地位和成就地位的双重影响，教育水平是影响职业成就最重要的因素，影响系数为0.39，对于初次就业，教育程度影响系数甚至达到0.44。根据对每一个职业的收入和教育水平的估算，在邓肯提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SEI）的基础上，他们还提出了一种测量人们社会声望地位的指标即“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ISEI），这一标准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地位的获取和社会流动的研究之中。

图8-9　马克思·韦伯的学习培训方式

在接受访谈的45户农户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占69.44%（见图8-10、图8-11），总体受教育水平偏低。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可知，人力资本是凝结于人自身的体能、技能和知识水平的总和，具体到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其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状况。失地农民拥有的人力资本的多寡、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其在城市的生存能力、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并影响其社会流动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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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0　渭南职教园区失地农民受教育水平结构人数统计

图8-11　渭南职教园区失地农民受教育水平结构分布

（三）就业问题相对突出，收入结构发生变化

渭南职教园区作为科教园区对从业者的素质要求相对较高，与工业园区相比，职教园区在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方面优势明显不足。失地农民的就业结构从失地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就业模式转变为失地后激烈的市场竞争就业模式。但失地农民整体素质偏低，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从农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角色和技能转换，择业渠道受限，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根据调研统计，渭南职教园区失地农民就业情况大致分为以下几种：从事服务业（23.1%）、外出务工（36.5%）、环卫清扫（15.2%）、工程机械（7.3%）、公路运输（10.3%）等，部分失地农民（7.6%）在家待业，如图8-12所示。

图8-12　职教园区失地农民就业去向统计

对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渭南职教园区管委会主要执行的是货币安置补偿。货币安置只是对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有限的安置补助费根本无法解决大多数人长期、稳定的生活问题。一方面，现行失地农民失去土地后的征地补偿费普遍偏低，甚至不少村镇费用发放困难，难以到位；另一方面，由于农民投资理财的知识和能力的限制，难以为土地补偿安置费寻求有效的增值渠道。部分失地农民拿到货币安置费后，仅会进行物质享受；更有甚者，拿着安置费进行吃喝玩乐赌，很快消耗殆尽。

在与45户失地农民的访谈过程中，绝大多数失地农民都表达出失去土地后的危机感：以往有土地，即便无钱，也基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而现在失去土地了，虽然政府有征地款，但是衣食住行都要从征地款中开支。有部分头脑灵活的农民，可以利用自身积蓄外加征地款做一些小生意，手头会活泛些。而绝大部分农民既无经商之本钱，也无经商之头脑，面临着“坐吃空山”的窘境。调查发现，因渭南职教园区建设而失地的农民中，经济收入丰厚，生活水平较失地前提高的仅为8.7%；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占25.4%；而65.9%的失地农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生活水平呈不断下降趋势（如图8-13所示）。

图8-13　渭南职教园区失地农民收入变化

（四）医疗救助体系不健全，存在“因病返贫”隐患

医疗救助是指政府对患病无钱医治或医治后严重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困难家庭给予资金救助的行政行为。据了解，很多失地农民享受到了新农村合作医疗所带来的实惠。但是，新农村合作医疗报账难、程序复杂，成为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的瓶颈之一；农村医疗资源的匮乏和技术的相对落后，形成农民在选择定点医疗机构方面面临两难抉择；在医疗费缴纳方面，新农村合作医疗缴费形式多样，有农民缴全部费用的，也有生产队和农民对半缴费的（依据生产队的资产状况而不同）。根据《渭南高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试行）》（下文简称《办法》）规定，具有渭南市常住户口，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农村五保对象^[13]；城、乡低保对象和重度残疾人；在乡老复员军人（不含1～6级伤残）；人均收入分别在城乡低保标准1.5倍以下的低收入家庭；家庭成员患大病，承担的符合新农合、医保报销规定，报销以后的治疗费用超过家庭年总收入2倍以上，严重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困难居民可以获得政府在医疗保障方面的救助。《办法》所规定的报销程序较为复杂，职教园区失地农民存在“因病返贫”隐患。